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

武当山在历史上的地位并非恒一不变,而是随时代变迁而起伏。由于武当山在明代永乐年间作为国家宗教圣地得以大规模建设,因此在明代的地位最为崇高;入清后,清人从信仰萨满教改为推崇藏传佛教,贬低中原佛教和道教,因此武当山的地位急剧下降。武当山在明清官方地位的变化,突出反映在明清两代的国史《明实录》和《清实录》中,前者对武当山及其道教大书特书,而后者的记载则十分稀疏和模糊。鉴于历史,应该防止因政权更迭和官员替换而对已形成传统的文化产生漠视。武当山申遗成功,使其处在世界顶层中和国际眼光下的道教文化,能够避免因政治原因造成的起伏不定的命运。     

民间信仰与国家意识的耦合:武当真武崇拜在宋代的定型与独尊

自先秦以降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玄武崇拜进入宋代后,因受初期重构国家意识的需要,在帝君奉行黄老之治与尊崇道教的驱动下,尤其是在真宗朝狂热隆道行为的直接助推下,真武的神格地位大幅攀升,由道教的一般性神祗一跃而为诸神中的大神。真武崇拜起初涵蕴的民间信仰功能,遂与宋廷所赋予的致治经世功能高度耦合,奉祠真武的范围由此呈现出急速扩张的态势,信众信仰的程度愈益深入。北宋中叶前后应运而生的各种道教典籍,以宋廷真武崇拜的政治隐喻为导向,又适时地附会出真武降生于武当山的说法,并在道教信奉源远流长的武当山扎根,真武自此取得在武当道教神系中的独尊地位,影响垂于后世。     

“图真”的企图——以豫西北地理背景中《匡庐图》的比对为例

荆浩所作《匡庐图》是流传至今最早的全景山水画,该作品体现了豫西北地区的山川容貌特征。以《匡庐图》对于该地区的地形、地貌的图真描绘为考论依据,着重从作品的图式与自然地貌的内在联系,寻求作者是依照何种样式将地理背景中的自然图像转换为作品形象,继而比对同处于此地理环境中的郭熙、李唐等画家的作品,从形式语言的差异等视角来解析《匡庐图》对于图真的真实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