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文化特点与功用

抗战时期,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重心的西移,西南大后方从文化边缘走向文化中心。抗日救亡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大后方文化发展呈现出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更大的包容性、中外文化的互动性。大后方抗战文化发展,保护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为西南地区播下了文化种子,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人口素质的提高。促进了大后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抗战时期大后方老人之社会救济初探——以重庆为例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针对老弱残民设立多种救济机构,采取了相应的救济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于稳定后方社会秩序,争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腐败,在制度的实施过程中暴露出其局限性。     

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

抗战时期,文协发起的活动中,有保障作家生活、作家权益的运动,也有救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运动得到社会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可是文协内部内藏着难以调整的矛盾,以至成果好像不很理想。政府方面开始给《抗战文艺》以稿费援助。可是,保障公民权方面没有什么前进,相反,言论统制越来越强了。1944年下半年,文协又发起了救助贫病作家运动,取得较好效果。     

抗战时期重庆大后方水利建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开始了对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水利建设,制定战时水利建设方针以统一水政、加强农村水利工程贷款、颁布近代意义上第一部《水利法》、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持等.重庆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开展,新增灌溉工程数量和灌溉面积都比战前有了飞跃.水利发电成绩显著,仅长寿桃花溪及龙溪河水电站即占四川全省容量的一半以上.面对剧增的城市人口,重庆积极进行饮水工程的扩建,并在大轰炸下努力保证输水管线的畅通.为巩固大后方,长江干支流得到了整治,从而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水运交通网络.水利建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使重庆从战前地区中心城市跻身国际化都市行列.     

抗战时期甘肃水烟羊毛的输出线路变迁

抗战时期甘肃的商业在战时艰难状况下有了较大的发展,传统的商路也因为战争的影响发生了较大改变。本文拟就抗战时期甘肃的特产水烟、羊毛的运销路线的变化为例,探讨抗战时期甘肃省的商路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甘肃商业发展的影响,借此管窥抗战前后甘肃地方区域市场的发展变化。     

沦陷时期南京的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

南京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1927年成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市面繁荣,人口激增;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后,1937年12月这里成了日军血腥大屠杀的屠场,此后八年,又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及其所扶植的汪伪中央政府所在地,是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因而,研究抗战时期南京的城市人口变迁和市民生活状况,对深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给中国带来的深重灾难,了解中国城乡人民不屈反抗斗争的原动力,了解日本侵华战争与殖民主义统治失败的必然性,具有典型的意义.     

略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讨汪运动

大后方声势浩大的讨汪运动,共分为汪精卫叛国与反汪浪潮的兴起、汪逆投降活动的加剧与反汪斗争的发展以及汪伪政权的建立与反投降斗争的最高峰等三个阶段,研究这一段历史,对深化抗日战争研究和批判今天阻挠祖国统一的分裂行为,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清代伊犁人口变迁与人口结构特征探析

本文对清代新疆伊犁人口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人口结构特征,主要包括经济结构和民族结构特征。清代伊犁地区人口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迁移人口对伊犁人口增长产生了重要影响。人口经济结构特征的形成以清政府治新政策中的人口布局思想为主导影响因素,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游牧业人口比例不断上升,尤其是建省后人口再聚集和恢复发展时期,牧业人口恢复较快,这进一步表现了自然地理环境一定程度上所决定的经济形态对人口经济(职业)结构的深刻影响,也表现出各民族社会生产形态的惯性发展。人口民族结构变迁的主要因素是受到了清政府的民族政策及战乱的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难童救济教养的特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残酷迫害产生了数量众多的难童,国民政府救济机构和民间救济团体在大后方建立教养保育院收容难童.在后方的难童救济中,具有政府救济机构为主导、民间救济团体广泛参与,教与养并重,知识与技能并重,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等特点,适应了抗战特殊时代的需要,难童教养事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研究

人口红利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它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深刻影响。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和“刘易斯拐点”的临近,现阶段我国人口结构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并由此对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对此,要客观看待,既要认识到其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也要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红利的终结。未来应通过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就业匹配度、推进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方式应对这一变迁。     

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

大后方诗歌研究的滞后导致人们对大后方特殊的诗歌观念的忽视。从抗战时期大后方诗歌情感内容的探讨、诗人创作路向的选择、诗歌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抗战诗歌艺术缺失的批判等角度展现大后方诗歌观念的概貌,对现阶段科学解读抗战时期大后方的诗歌观念及其艺术价值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国以来上海外国人口变迁与人口国际化研究

建国以来上海外国人口变迁历史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对外政策的变化而跌宕起伏,人口结构呈现了纯化-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如果与纽约、东京国际大都市相比较,目前上海人口国际化程度和聚集效应还比较低,常住外国人口的比例和国际人才聚集度较其他国际大都市有较大差距.因此在推进上海人口国际化的对策上应该更加主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制定特殊优惠,增强吸引高层人才的竞争优势;改善社会文化环境,营造良好氛围;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绿卡制度.     

广东省农民人口特征及变迁研究

论文描述了1982-2000年间广东农民部分人口特征的变化,分析了不同类型地区农民的差别,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外来农民取代本地农民的现象。指出目前农民的整体素质不高,而相对高素质的农民往往从农业中转移出去,在部分地区存在贫困、高生育率、人口外流的恶性循环。     

太平天国战争与徽州人口的变迁

晚清时期,徽州遭受了十数载的太平天国战争,累世积聚的繁荣社会破坏严重,人口出现巨大变迁,民众惨遭杀戮、流离、饥荒和瘟疫等,战后人丁凋敞,长期难以恢复。通过对徽州地方志、文人笔记等史料的归纳和分析,可再现徽州太平天国战争概况,以及人口的具体变迁情况。     

抗战时期大后方民营工业兴衰及其与政府关系述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沿海大量民营工业迁入大后方,内迁企业通过改造、合作、出租出售、扩建及新办民营工业等方式,大后方民营工业获得了一个嵌入式发展的良机。但1942年后民营工业陷入衰退,究其原因,国民政府的政策导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从民营工业的贷款情况、税收负担以及政府对民营工业的统制三个维度对此进行了分析。战时大后方民营工业嵌入式发展的成败经验值得借鉴。     

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提出,为我们进一步探索家庭变迁的特征、趋势和影响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也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构建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尤其在中国,随着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发展,家庭的规模、结构、关系、功能、资源与能力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对面向家庭的社会政策与公共服务的需求也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社会政策和公共服务对象基本上是以个人为单位,缺乏能够有效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因此,亟需审视家庭变迁所带来的政策需求,明晰家庭私领域的边界和政府在支持家庭中的角色,确立"以家庭为导向"的社会政策价值基础。     

抗战大后方文化人的功用及其贡献

抗战时期,大后方文化人对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文化人对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唤醒民族觉醒,宣传、动员民众参加民族解放斗争;实现文艺大众化的质的飞跃,创造繁荣的抗战文化;推动大后方的民主进程。当下文化人的重要作用更是越来越充分地显示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