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关系的历史经验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而前者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两个主要障碍物。因此,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压迫的民主革命,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两大任务。“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是互相统一的”。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矛盾的     

“五四”时期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

一、“五四”前夜的东北(一)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东北军阀的黑暗统治。“五四”运动前几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已经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陷入了黑暗痛苦的深渊。这种局面,在东北三省表现的更为明显。“五四”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最为猖狂,东北地区又是它侵略的一个重点。一九一五年五月,日本帝国主义和国贼袁世凯签订的灭亡中国的廿一条,其中重要部分     

略论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的发展趋势

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在其成立时的政治架构特征具有联邦主义色彩,随着帝国统一的日益巩固和力量的强大,逐渐向中央集权主义方向发展,并最后导向专制主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帝国内部也出现向民主化和议会政体转变的迹象,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德意志帝国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德国依然是一个以容克贵族势力为主、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在其成立时的政治架构特征具有联邦主义色彩,随着帝国统一的日益巩固和力量的强大,逐渐向中央集权主义方向发展,并最后导向专制主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帝国内部也出现向民主化和议会政体转变的迹象,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德意志帝国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德国依然是一个以容克贵族势力为主、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     

论文学史写作与“堆沙包”现象

文章论述了不同时期在文学史写作上存在的“堆沙包”现象。其表现在:文学范围的过分堆叠,把经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等罗列其中,成为一部沉重的学术史,文学史的光芒被遮蔽了;以作品为主线来叙述文学史,形成作品堆叠,使得在反映文学发展的起伏变化、文体盛衰的消长上,不能使人了然于胸;对作家分析评论的堆叠,使文学史成为作品的接受史,没有了编纂者自身的见解;还存在着对作家的堆叠,使文学史著作成为录鬼簿式的编年记账体。造成“堆沙包”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传传统之文史不分家,考据传统及“文以载道”职能。要摆脱文学史写作“堆沙包”现象,就应该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创作时代与接受时代即当代价值和当时价值的统一。     

观念的博弈——林庚《中国文学史》之批评与反思

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是他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撰的教材,其独特的撰述风格及学术观点,在当时和随后的接受与批评中,分歧颇多。以朱自清和王瑶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林著过度注重“诗”的感悟,“史”的价值减色很多。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著遭到大规模的批判,但政治因素居多,与学术关系甚微。海外学者对林著的批评,亦颇见分歧:梁容若等秉持“全然于胸”的文学史整体观,强调通史应记录文学史识,反对林著以解决问题为中心,阐发新式文学史观。陈国球等则充分肯定林著独特的书写风貌,认为其彰显的“诗性逻辑”往往开示出文学艺术的精微之处。本世纪以降,林著再次受到当代学者集体性关注,这昭示着文学史书写审美意识的重申和诗性精神的回归。     

“苏联模式”与1950年代的现代文学史写作

本文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史研究的一部分，回顾了1950年代现代文学正式纳入各大学的教学计划，由潜学科提升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重点评析了当时以教材形式出现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探讨了由时代所制约的文学史“生产方式”和“苏联模式”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以及文学史在特定社会主义文化需求中的消费情况，由此返观现代文学研究的一段学术史脉络。     

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史建构——以近代日本文学史的建构为中心兼中日文学史比较研究

100多年前,中日两国前后出现了各自的文学史。中日两国近代国别文学史的建构是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东西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是“国民国家”意识的产物。“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不仅受当时西方强势文化的促迫,而且是以日本为参照系,借鉴了日本笹川临风、古城贞吉的两种中国文学史著作的(1898年出版),明显地表现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的中日文学、文化的互动性,这是中日文学、文化交流从古代型进入近代型的一个突出特征。中日文学都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貌,是个动态的构建。在世界文化场域中中日文学既有其共同性,也明显地存在差异,尤其在“意识形态性”上十分突出。     

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没有能够挽救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瓜分危机。此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继续上升,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发展壮大。与此同时,集结于那拉氏周围的封建顽固势力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并在“废立”问题上激化起来。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危机下的产物,但它毕竟发生发展于清政府直接统治下的中国社会,那拉氏政府的政策必然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剖析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我们研究义和团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认为,那拉氏政府对待义和团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纵容、利用和叛卖三个阶段。     

文学史的“张力”观

将科学的“张力”概念,引入文学史的考察,是思考文学史问题的一种方法。文学史的内部运动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维持其发展与平衡的张力,由既相对立、又相联系的种种复杂的文学史现象构成;文学史内部极为复杂,最突出、最明显的是“两相邻部分的接触”,但又相互具有抵触,从本质意义上说又“相互牵引的”。     

对文学史的哲学思考

什么是文学史或文学史是什么,即“p是q”的命题是难以回答的,甚至是不可能回答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文学史具有一个永远只可接近而不可穷尽的本质,另一方面,每一个文学史家总是以各不相同的兴趣,理想,愿望乃至偏见在谈论文学史。尽管如此,我们却不可能摒弃这种命题形式,否则,我们将对“历史是文献”或“历史是事实”之     

读《这样的战士》

《这样的战士》写于1925年12月14日,最初发表于《语丝》周刊第58期。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里说:“《这样的战士》,是有感于文人学士们帮助军阀而怍。” 1925年,中国南方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沉重打击着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然而革命形势的发展并不平衡,北方依然是在军阀的野蛮统治之下,“文人学士”帮助军阀大造反动舆论。“学衡派”、“甲寅派”等封建复古势力,鼓吹“尊孔读经”、“倡明国粹”。“现代评论派”胡适、陈西滢之流悠悠然摆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虚伪面孔,披着“学者”、“教授”、“青年导师”的外衣,满口“公理”、“正义”、“礼让”、“中庸”。陈西滢围绕“五卅”运动还写了大量“闲话”。当时北方以“女师大事件”     

略谈鲁迅对封建主义的批判

中国历史的发展,经历了长期的封建社会。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历代的农民受着封建的经济剥削和封建的政治压迫,“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的自由。地主对农民有随意打骂甚至处死之权,农民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之外,又加上了帝国主义的压迫。“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见的”。旧中国的农民,实际上还是农奴。     

略论德意志帝国政治架构的发展趋势

德意志帝国是俾斯麦推行“铁血”政策的产物,在其成立时的政治架构特征具有联邦主义色彩,随着帝国统一的日益巩固和力量的强大,逐渐向中央集权主义方向发展,并最后导向专制主义。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帝国内部也出现向民主化和议会政体转变的迹象,然而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德意志帝国政治长期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初,德国依然是一个以容克贵族势力为主、资产阶级参与统治的“容克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国家。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创设及其巩固过程(1840-1875)

中国近代的海关是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安置在中国统治机构内部一个极其重要的侵略据点。它在帝国主义的庇护下,打着为中国征收关税的幌子,利用腐朽的封建买办势力,在财政、经济、内政、外交等领域里,开展了广泛深入的侵略活动,扶植、支持封建买办政权,维护、强化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统治政序;海关洋员以狡狯的手法,为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广开渠道,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所以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创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加速加深的过程是一致的。     

辛亥革命时期的衍圣公

七十年前的辛亥革命,推倒了在我国持续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王朝,打击了帝国主义,有利于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速了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它是我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它的成功还是有限的。例如经过此次革命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在我国仍居统治地位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弱点之外,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封建势力的反对则是另外的原因。在此前后,围绕在山东曲阜衍圣公府发生的一些事情,正证明了这一点。     

关汉卿剧作中的清官

林彪、“四人帮”说清官比昏官更坏,这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也违反人民心愿的胡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延续了将近三千年,农民起义虽然“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起义免不了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结果依然是一个封建王朝在统治。 封建王朝是要通过封建王法及其执行者封建官吏来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只要官吏在王法的范围之内进行统治和剥削,不额外敲骨吸髓,人民也就心满意足了。     

文学史:诗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文学是民族心灵的结晶,一部中国文学史便应是中华民族心灵动荡变化的纪实,它反映着我们民族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昭示着人民对生活与美的感受才能。“研究文学史的目的,就是要从中发掘民族的心理素质,探讨民族的审美经验,把握在这种审美心灵支配下民族文学传统的生成和演进规律,藉以指导文学的未来运行”。纵观我国解放后出版的一系列文学史著作,很难说有几部生机灵动、构思独特的,社会发展论政治中心论取代了一切非政治的如文化、心理的研究,使我们的文学史研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为此就必须打破以往单一的文学史模式,建构一种审美的、现代的、多元化的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青年马克思的婚姻离异观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统治着德国的君主是“集一切权力(人间的和天上的)于己身”(马恩全集第一卷538页)的“人间上帝”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他十分欣赏基督教所宣扬的驯服、奴从、甘愿屈辱的道德教条。于是,他力图建立“十足的基督教封建君主政体”,“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诫命制定国家法律。”(马恩全集第一卷536、537页)当时,普鲁士法对离婚的限制很松驰,离婚率很高,从而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直接影响到封建君主统治。为此,威廉四世以基督教的婚姻不能破裂为根据,指示萨维尼·内阁于1842年起草了新的离婚法草案,“拟定出更严峻的离婚法。”(马恩全集第一卷537页)这在当时立法上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