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五日 风韵长存——论苏轼的登州之任和对登州风物的歌咏

苏轼因对王安石变法持有异论而不容于朝,自请外任。先任杭州通判,继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七月在湖州任上,被人指控写诗讽刺新法,突遭逮捕,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四年后平调汝州。在赴任途中到达泗州的时候,全家二十余口皆病,一个孩子病死,资用罄竭,饥寒交迫。于是上表请求离职居住常州。满以为从此能彻底退出险恶的官场,依靠常州的薄田安身度日,终老此生。可是不久又受命复职,出任登州知州。     

司马光与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历来被论定为“守旧派”、“顽固派”和“天命论者”。这一定论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具体分析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就不难看出,司马光既不是政治上的守旧派,更不是思想上的顽固派。一司马光与王安石生年相近,经历相仿。司马光二十岁中进士,历任地方及中央官职。王安石二十一岁中进士,历任知县及知州等地方官。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     

苏轼知密州新探

<正> 苏轼,字子瞻,公元1037年生于北宋眉州(今四川眉山县),少有大志,博通经史;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中乙科进士;累官知官告院;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因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疏;熙宁七年(1074)十一月,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州事。两年之中,不仅政绩可观,而且在思想上、学术上都有很大进展。现就这个问题,谈点看法,不当之处,请多指正。据《诸城县志》记载,苏轼到任之时,密州连年大旱:“神宗熙宁七年……自秋至冬不雨……八年,春夏旱”(《总纪》)。苏轼到任后的第一年,全力以救灾安民:“受命之     

苏轼与王安石、司马光的异同——兼论当前评价苏轼的几个问题

本文对苏轼的政治思想作了深入分析,认为他有进步的一面,同王安石一样有改革的要求,与顽固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有所不同。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读叶坦《大变法》

发生在十一世纪中期的王安石变法，由于其变革的激烈及对社会的震动极大，在中国历史上曾引起了深远的影响。千百年间，凡谈政治变革，必然提到王安石变法。他始终是政治史的热点。北宋由王安石等人积极倡导的这场改革，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１０６８一１０８５年），也称熙丰变法，是一场旨在富国强兵的改革，是在当朝皇帝的支持下进行的。可是轰轰烈烈兴师动众的变法失败了。它失败得那么惨，所有的改革措施均在王安石退位以后—一撤除，连他与宋神宗经过两年切磋研究苦心经营，旨在强国富民，朝廷受惠最大的免役法也被罢废，至此…     

文道与人才

熙宁四年(公元1071),王安石变革科举制度,“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一举废除了自唐以来的诗赋取士制度。这实际是北宋道学家重道轻文理论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王安石不是道学家,但他的《三经新义》等新学著作当时尚未问世,所以这一改革得到了拥护道学的朝臣们支持。早在熙宁二年变革科举的方案提交朝廷讨论之时,司马光等守旧派大臣对之皆无异辞。①在这场表现为政见的“文道之争”中,站在对立面上的是苏轼。他的《议学校贡举状》是当时唯一持反对意见的奏状。苏轼针对变革“重道轻文”的思想,尖锐地质问道:“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     

王安石实学教育思想述评

王安石在北宋王朝中期,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与其政治、经济变法相配合,在教育领域里,也提出了实学的教育思想。 一、王安石人才观的实质在于获得“为天下国家之用”的实才 王安石重视人才,他说:“夫材之用,国之栋梁也,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王文公文集》、下同)。然而,“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敬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所以他认为,人才问题是执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提出了一整套的人才理论。     

评王安石变法期间的“顽固派”

王安石变法期间,一大批著名人物如司马光、韩琦、欧阳修、苏轼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王安石的新政。如何评价这些反对派,历来存在争议,本文现拟就此问题试作评价。一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日益因循守旧弊病百端的历史条件下,由宋神宗支持与领导,王     

王安石与“三苏”的恩恩怨怨

王安石与苏洵、苏轼、苏辙同为唐宋八大家,同为北宋时期著名文人和士大夫。因为性格和素养有别,苏洵看不起王安石;因为王安石领导熙宁变法,苏轼上奏反对,苏辙是先拥护后反对,而王安石对苏轼兄弟给予挤压排斥。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恩恩怨怨,体现出北宋士大夫的为君王忧和为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也体现不同政见者之间的意气性格,由此可感知历史的厚重与性格的迥异。     

从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看韩琦

韩琦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面对北宋早期的种种社会问题,他积极参加了庆历新政的变法革新,但后来因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措施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同王安石的改革设想不同因而,他又强烈地反对这一变法。     

论张居正变法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隆庆年间(1567—1572年)入阁,万历初年(1573—1582年)起任内阁首辅。他为了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挽救明朝的危机,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张居正变法是和王安石变法齐名的。下面试就这一事件作一些粗浅的论述。一、张居正变法的历史背景张居正一生经历了明中叶的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这正是明朝社会矛盾空前严重的时期。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土地兼并日益加剧,     

洛学、新学、蜀学异同论

本文认为 ,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和苏轼蜀学 ,并非都是完全对立的 ,而是有异有同。三家经过相互驳难 ,相互吸收 ,相互促进 ,才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派风格。二程洛学与王安石新学在维护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上 ,都希望变法改革 ,来挽救由于北宋王朝积贫积弱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局面。只是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了分歧 ,王安石变法的总目标是富国强兵 ,总方针是“理财”、“通变” ;二程则认为应该通过行仁政、重礼义、重教化的办法调整社会关系 ,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主张“兴利” ,二程主张“尚德” ,二者产生矛盾。二程加入反对变法的行列。但在态度上是比较温和的。他们在学术上 ,都为儒学的哲学化、儒经的义理化做出了贡献。在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二程洛学与苏轼蜀学之争是保守派内部的派系之争 ,他们都反对新法。他们的争论主要是表现在学术上的性情之辩 ,苏轼主张性情统一论 ,二程则主张性善情恶论。洛学、新学、蜀学经过长期的争论 ,最终是洛学派中的程朱理学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     

北宋嘉祐治平时期的政治改革

熙宁变法前的嘉治平时期(1056～1063),虽号称“盛时”,但实际上已是危机四伏。此时保守政治继续发展,与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从而引起了广大士大夫的不安与不满。他们反对保守,纷纷提出了各自的改革主张。各种改革主张在反对保守政治方面是一致的,但却存在着是否变法的根本性分歧。其中,只有王安石坚决要求变法的主张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要求。     

赵抃与熙宁政局

赵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先后担任过殿中侍御史、侍御史、右司谏、知御史杂事、三司度支副使、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等要职,是北宋仁宗至神宗年间有着重要影响的官员。在熙宁政局中,赵抃作为旧党的一员,反对变法,与王安石在御史选任制度、青苗法和治理成都府等方面发生全面冲突。反复抗争无效后,他辞去参知政事一职,离开中枢。他的命运,是旧党士大夫在熙宁政局中命运的缩影。他与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冲突,也反映了专制社会政治的致命缺陷:缺乏协调机制的党争,起不到相互制衡,只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熙宁变法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

吕惠卿(公元1023年-1111年)字吉甫,福建晋江人.在北宋熙宁期间,宋神宗、王安石发动的变法中,他是最活跃,最有建树的人物之一.由于古代一些史学家将宋朝的中衰归咎于变法,因此变法派上层人物除王安石外都被归入奸臣之列.吕惠卿则是所谓"奸"中之"巨奸",而被唾骂千秋.现在,王安石变法已得到公正而高度的评价,然而吕惠卿的千秋功罪,曾几何人予以公正评说?自宋以后历代评论家,反对变法者自不必说,即是肯定变法者亦以王安石任用章悖、吕惠卿等所谓"小人"为非.明人章衮撰《王文公集序》说:"……所以不惜众论,而用章、吕者,亦曰取其才以济吾事尔.然岂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无后悔者耶?数者,公之罪也……".后代     

曾巩治齐与王安石变法

<正> 曾巩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因散文创作上的成就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六月,五十三岁的曾巩由越州通判改知齐州(今济南),至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六月转知襄州为止,曾巩在齐州任职整整两年。两年中,曾巩在治理地方、兴利除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赢得了齐州百姓的爱戴。曾巩是在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自求补外,到地方任职的。在他任职地方期间,北宋社会发生了曾引起巨大反响的改革运动——王安石变法。而     

“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二三事

<正>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是历史上一次有名的改革.这次改革是在范仲淹主持下进行的,对后来神宗时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庆历新政,已有不少论述,但还有一些问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试从王安石熙宁新法与庆历新政的某些比较中看范仲淹的改革.庆历改革虽然失败,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无论当代或后世对他的称誉很高,与人们对熙宁变法的王安石毁誉参半不相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传诵了九百多年的名言.金元遗山认为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评价可谓最高.     

南宋学者如何看待王安石变法?

本文针对周梦江先生在《陈傅良先生文集》序言中认为“南宋学者都将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 ,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 ,陆九渊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有高度的评价 ,说陈亮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也无不可。而叶适并没有把北宋之亡归咎于王安石变法 ,相反认为变法的失败是北宋之亡的原因之一 ;他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是肯定的 ,虽有批评 ,也是一个改革思想家对另一个改革思想家的批评     

司马光对时局的认识

司马光与王安石处于同一时代。然而,两人却由相知挚友,发展到不相住来。其原因,是由于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史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司马光与王安石对当时形势有不同的看法。因此,要分清王安石与司马光在熙宁、元丰年间关于变法问题的是非争执,必须首先探究他俩对时局的估量。因为,对当时形势的不同看法,会导致不同的政治设想和措施。     

论苏轼的生活遭遇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

<正> 苏轼是北宋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散文创作代表了北宋散文的最高成就.苏轼的创作活动,前后跨越四十多年,历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其时正值北宋政局多变,党争蜂起,苏拭步入仕途不久,就卷入了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他一生的道路坎坷不平,经历了两次在朝任职——熙宁年初入朝直史馆;元祐初年受高太后器重,骤迁翰林学士知制诰,又两次被排挤出朝廷任地方官——熙宁四年至元丰二年先后出任杭州通制及密州、徐州、湖州知州;元祐、绍圣年间频繁出入朝廷,先后知杭州、颖州、杨州、定州.他还有两次遭受严酷的政治迫害而被贬斥——元丰贬居黄州、绍圣贬居惠州、儋州.这种大起大落、升沉不定的生活经历,反映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他复杂矛盾而又多变的思想面貌和艺术风格.苏轼一生的足迹,西起巴蜀、东至江淮、北临冀北、南极岭海,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其历见之广博、交往之深广,均可谓得天独厚.加上其才识之卓绝、胸怀之旷达、艺术修养之高超、笔耕之勤奋,形成了其创作内容的极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