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与《东华录》——兼论王录与蒋录、潘录和《清实录》的异同

王先谦自清同治八年(1869)五月始入史馆至光绪十八年(1892)11朝《东华录》撰成的23年间,除在外供职、丁忧归里和辞官居家共约11年外,有12年在史馆供职。他先后任国史馆编修、协修、纂修、总纂,功臣馆纂修,实录馆协修、纂修、总校,还任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得见金匮石室秘籍,具备了撰修《东华录》的客观条件。 他认为《明史·史可法传》述史之“仕明事迹”不详,便览史之“遗集,援据诸书,补为之传”。李元度见之,“诵之再”,赞扬他有“班、范才”。虽难免过誉之嫌,却说明王先谦有一定的修史根底。     

论洋务派创办中国近代海军的动机

两次鸦片战争的噩耗强烈地拨动着人们的心弦.“天朝大国”居然屈膝于不知来自何方的“么尔小夷”.严酷的现实刺激着中国各式各样的人们去清醒地观察世界、思考问题和寻求出路.同闭目塞听的顽固派不同,洋务派热衷于军事“自强”和经济“求富”.他们有感     

错注三则

《庄子·外物篇》中有段“庄周贷粟”的故事,其文说:“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王先谦的《庄子集解》注说:“释文说苑作魏文侯”.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疏说:“监河侯,魏文侯也.”王光谦的“注”是多余的,因为“释文说苑作魏文侯”不但不是对“监河侯”的注     

湖南“二王”与近代湖南书院改制

王闿运与王先谦在近代史上并称湖南“二王,”他们都与湖南书院改制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王闿运不认同西式学堂教育,主张在传统书院教育体制之内改善书院教育,船山书院在其主掌之下至1915年方改为学堂;王先谦接受了西式学堂体制,但其坚守学堂不能离“道”而行,在湖南书院改制中呈现出双重趋向。“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透射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论王先谦《骈文类纂》的科举教育探索

《骈文类纂》在晚清科举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选本刊刻成书于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宣布废除八股制艺之时。王先谦选编《骈文类纂》反思以“古文为时文”给士人带来的思想僵化,提倡以科举策论代替八股制艺。《骈文类纂》指导士人通过广泛涉猎经、史、诸子以开阔视野,提高科举策论水平。王先谦突出选本教育的功能,把守身持正、勤俭养德的思想渗透骈文,倡导士人读书的非功利性。王先谦从自身经验出发,通过科举教育探索,在书院体制下进行选本思想渗透,解决了传统教育与科举制度捆绑问题,从而实现了教育的真正目的。在晚清科举制存废问题上下举棋不定的情况下,王先谦的教育探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古代汉中区域的开拓和古巴国的建立

秦楚争夺汉中郡,多在春秋末年和战国时代。简略叙述一下汉中、南郑的变迁历史,对于早期巴人在这块区域的活动情况,会有一定地说明作用。郦道元《水经·沔水注》认为是秦惠王设置的汉中郡;而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中,引《楚世家》“秦败楚丹阳,遂取汉中郡”,于是认为郡名是楚人取的。按《秦本纪》“孝公元年,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能笼统地说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吗?

至今为止,关于洋务运动的研究虽仍是流派众多,观点不一,但在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上,多数同志的认识似乎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即认定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一些基本否定洋务运动的同志认为,尽管洋务派“和顽固派有不同之处,但洋务派的政治路线无疑是反动的”;一些基本肯定洋务运动的同志认为,洋务运动虽然“揿动了让资本主义车流通过的绿灯的电钮,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但“洋务运动在政治上是反动的”,“从政治     

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从“孔府”的血腥罪恶看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的反动实质

孔老二是一个逆革命潮流而动、拼命维护旧制度的顽固派,他的一生效力复辟,开历史的倒车。他的言行准则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在奴隶制行将     

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

《答司马谏议书》是王安石答复司马光的一封信,写于宋神宗熙宁三年二月。这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巳进行整一年了。 在过去这一年里,王安石提出了几项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先后颁布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役法的改革,也正在积极酝酿中。他的这一系列变法措施,打破了当时死气沉沉的政治局面,搅扰了“习于苟且非一日”的士大夫的酣梦,捅了顽固派的马蜂窝。那些维护大地主、大官僚、大商人利益的顽固派,一个个惊讶莫名,大为震怒,在司马光的指挥和影响下,纷纷跳了出来,向王安石发动了猖狂进攻。司马光的喽曪吕诲打先锋,滕甫、郑獬、王拱宸、范纯仁、祖无择、周(岂页)、苏辙等接二连三地跟着起哄,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到了熙宁三年,顽固派头子司马光亲自出马。他一方面配合顽固派“元老重臣”韩琦,向皇帝     

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

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 ,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 ;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 ,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 ,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 ,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王先谦一生治学讲学 ,始终没有离开过书院。正是借由如南菁、思贤、城南、岳麓等书院 ,王先谦为传播汉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少负不羁之才”之“负”颜注匡正

司马迁《报任安书》 :“仆少负不羁之才 ,长无乡曲之誉。”其中的“负”字 ,现有两种解释 :一种认为“负”为“恃”义。《说文解字》 :“负 ,恃也。”今人一般注明此句中“负”作“恃”解是依王先谦说。如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 :“负 ,恃 (依王先谦说 )。”王先生如此做注亦说明此解有分歧。二是认为“负”是“无”之义。此解最早出自《汉书》颜师古注 :“不羁 ,言其材质高远 ,不可羁系也。负者 ,亦言无此事也。”第二种观点所持理由 ,除依颜师古说外 ,也是从该文的语境来推断。有人认为 ,《报任安书》是司马迁的怀死之作 (史书关于司…     

古晋昌城考

“晋昌城”,明清以来的一些《水经注》刻本都讹作“晋昌川”;例如明嘉靖年间黄省曾刊本,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吴琯刊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朱谋玮的《水经注笺》等;至于清代沈炳巽撰《水经注集释订讹》及王国维之《水经注校》中于此也未作订正。根据清代一些考据家们如全祖望、赵一清、戴震等人的考订,认为“川”乃是“城”字之讹。王先谦作《合校水经注》,杨守敬、熊会贞作《水经注疏》,二书中都采纳了全、赵,戴三氏的考订结果,这样,     

把司马光划为保守派的根据何在?

近几年来,研究司马光的论著愈来愈多,对司马光的评价也愈来愈接近实际,过去所强加给司马光的莫须有罪名,如“复辟派”、“顽固派”、“投降派”等等,也逐渐从学术观点上得到澄清,予以否定,反映了实事求是精神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史学界的贯彻,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是,在司马光与封建社会的改革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有的同志从史实出发,认为,司马光并不反对封建社会的一切改革,而是只反对王安石倡导的那些改革;     

近代改良派和先秦法家

在“四人帮”排演的“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闹剧中,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被指派扮演了重要角色:戊戌维新时期,以“法家”或“尊法”的姿态出场,充当正角,同“反法”的封建顽固派战斗;辛亥革命前后,又以“反法”的姿态出场,同“尊     

《白狼歌》歌辞校勘

《后汉书·筰都夷传·白狼歌》传抄了将近二千年,不可能没有错字的.特别是该歌的“夷言”记音汉字,是复原该歌的关键,是不允许有任何讹误的.清末王先谦曾以《东观汉纪》辑本、官本、《通志》本互校,得出的结果是:“异字方言,转译难明,声读今古有异.《东观记》又仅存辑本,无从定其得失矣.”在三十年代曾有人进行《校考》,把有些原来是正确的字,反而改错了.如出现四次的“多”的注音“邪”字,错改为“那”字.第五句“徵衣随旅”     

从明末社会论李贽思想的时代特点

明清之际,也就是十六、七世纪前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对于这一个时代的社会变化,从来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顽固派和反动儒生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对这变化每诅骂为“习竞浇漓,人多薄恶”,“好乱喜动,冠履倒置”,认为这是“人心世道之一变”。其中有些进步思想家则肯定这个时代的伟大历史意义。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即称“幸生圣明极盛之世,……何事何物,不可见见闻闻”。黄宗羲也说这是一个“天崩地解”的时代。但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     

司马光反变法的罪恶活动剖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踟线斗争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借鉴,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司马光是北宋后期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代表。在围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儒法斗争中,他顽固地站在王安石的对立面,反对变法,破坏新法。王安石实行变法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剖析一下司马光反变法的罪恶活动,对于我们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和阴谋手段,是很有帮助的。     

从“所”字词义误增论词义研究方法

从“所”字词义误增论词义研究方法刘瑞明从汉代到当代二千多年中，语言学家有为“所”字续增新义的明显趋势。郑玄、何休、王先谦、王念孙、王引之、刘淇、吴昌莹、张相、杨树达、黄侃、杨伯峻、裴学海、徐仁甫、日本太田辰夫及其他一些学者，在有关的论著中所增的新义有...     

论司马光

“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把北宋司马光这个杰出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加以随意歪曲和污蔑,给他扣上“复辟”派、“投降派”、“卖国贼”等等罪名,说他奉行了一条“妥协投降路线”、“大搞复辟倒退”等等.显系信口雌黄,别有用心.多年来,史学界的一些同志对司马光的评价,与“四人帮”的这些谬论虽有根本的不同,但在评价司马光的功过是非时,也往往缺乏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态度.或斥之为“顽固派首领”;或骂其为“反动儒生头目”;或称其思想体系为“保守主义”等等.总之,一概否定,毫无所取,成为评价这个历史人物的一种倾向.有的同志对司马光编集《资治通鉴》的巨大功绩表示肯     

论晚清官僚的思维方式

鸦片战争以后 ,晚清官僚分为开明派和顽固派。就其思维方式而言 ,顽固派完全承袭了鸦片战争前官僚们那种经验思维、机械思维的旧模式 ,一味株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陈腐教条。他们的视野所及不出国门之外 ,对时局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开明派的思维方式较鸦片战争前的官僚们的思维方式有些变动 ,已从历代官僚们那种治乱兴衰经验思维的樊篱中跳出来 ,转变为立足现实 ,放眼世界 ,一切从现实出发的直观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