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简文和秦金石铭文字体比较研究

秦系文字名目繁多的字体实际上主要包含两种字体,即篆书和隶书。篆书以金石铭文为代表;隶书主要是简牍上的古隶。除官方颁布政令、记功刻石等郑重场合使用规整的篆书外,普遍情形则使用笔墨书写于简牍上的古隶文字。秦隶源于篆书,是一种不成熟的字体,从以金石铭文为代表的篆体发展而来。秦金石铭文本身存在着圆转规整和方折简率的区别,主要是由书写方式、书写时的态度等造成的。     

《石鼓文》:秦系文字构形演化发展的枢纽

秦系文字是春秋战国以来秦国一系的文字体系，它在传承西周文字传统中，形成了文字发展的继承性、规范性和稳定性特征。《石鼓文》产生于秦系文字发展的关键阶段，上承西周晚期较为规整的文字形体，下启秦小篆字体的形成、发展与定型。在字形建构和整体章法构成上，《石鼓文》对秦系文字的演化发展均起着枢纽的作用。     

史说汉字——从摇篮到成人礼

2009年11月16日，中国首座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国家“十一五”期间重大文化工程——中国文字博物馆在甲骨文发祥地河南安阳开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入藏文物4123件、辅助展品1058件，不仅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汉字发展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等多个方面。更反映了中国文字发展史基本脉络，被誉为“一部让世人领略中华文明的景观式文字大典”。     

秦系文字的时间序列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

石鼓文的勒制年代是个困扰学界已久的难题.由于鼓文本身残泐过甚,兼之相关资料有限,目前很难论定其绝对年代,但从秦系文字演变史的角度出发,可以观察其相对年代.从太公庙秦公镈铭到秦公簋铭到秦景公墓石磬铭到石鼓文字到诅楚文字再到封宗邑瓦书文字,是秦系文字合理的进化序列.其中,石鼓铭与秦景公墓石磬铭、春秋晚期之前的秦公簋铭三者文字的切近程度最高.这就意味着,石鼓文的勒制时间应该在春秋中晚期.     

70年代以来的秦汉简帛文字研究

简牍学是继甲骨学、敦煌学之后兴起的一个专门学问.简牍文字最初作为释读工具受人关注,在逐步掌握对不同文字采用不同的释读途径后,已经对行之有效的方法作了归纳.秦汉简牍文字本体的研究,在文字形义关系、各种字体及形体演变、隶变等方面都获得初步成果.与此同时,人们开始利用简牍文字来解决传本古籍的一些疑难问题.丰富的原始资料推动了字编的编纂,至今已有多种不同类型的字编问世.     

论战国-秦代简牍文献同源通假现象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通假”的定义提出自己的看法。通过对战国简牍文献中的通假现象的考察，发现存在着大量的通假字和被通假字分别记录了一对同源词的情况。阐述了战国简牍同源通假所揭示的意义。     

论汉至晋初文章的简牍体制

汉至晋初文章，均以简牍为载体，受简牍形制的限制，有着与纸书不同的格局规格、体裁样式、篇章结构，前人谓之简牍体制。这是一种基于简牍使用而形成的文章规制，特点是倾向于将多种实用文体写成短文，书于薄小的牍札，以便携带和阅读，一般仅长数十字或百余字，文字简约，意义丰富。体裁有诏令、论议、书信、颂赞、箴铭、诔文、檄文、连珠、短赋等十多种，写作要求不高，易于掌握，因而受到文士青睐，得到较快发展，造成短章盛行、长篇寂寞的文章格局，文士普遍长于短章，拙于长篇。这种文章体制和写作特长的形成，与简牍的书字容量书写分工有很大的关系。东晋南朝随着纸书的普及，书籍都制成卷轴，连续书写，作文不再受简牍限制，文士都将注意力倾注到布局谋篇和语言艺术上，但形成于前代的简约文风已经凝定下来，并对后人写作形成一种规范和制约。而承袭自前代的汉魏晋初之文的简牍体制，仍然依稀可辨。汉晋文章简牍体制的形成，表明了早期文体的生成机制与文献载体及文风变化的关系，值得深究。     

筚路蓝缕 开创先河——《流沙坠简》成书研究

作为简牍学的开山之作,罗振玉、王国维合编的《流沙坠简》开创了中国简牍文书编纂的先河。《流沙坠简》创立的简牍分类法和“二重证据法”,开创了简牍学研究的范式。回顾百年来简牍学的发展,罗振玉、王国维两位先生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漫话简牍

在我国古代,人们把用竹片写的书叫"简策",用木板写的叫"版牍"。简牍,则是对写有文字的竹简和木牍(简)的统称。一枚简牍称为"简",它是古代书籍的基本单位,相当于现在的一页,常写一行直书文字。字数较多,写在数张"简"上,编连在一起,称为"册"。长篇文字内容     

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简牍已部分整理发表。简牍内容涉及历史年号复杂 ,定名“长沙走马楼简牍”是合适的。简牍内容可证孙吴未奉魏国黄初年号。《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的有关记载符合历史事实。走马楼简牍中的建安纪年与《建康实录·太祖纪》的建安纪年完全符合。简牍还反映出孙吴有口钱、算赋征收之制而无户调之制的实行     

《汉书·叙传》“真本”的文本结构及真伪论争

所谓《汉书·叙传》“真本”,并非《汉书》“叙传”部分,而是东汉永平年间班固所上表之过录副本。它在东汉至萧梁的大体成文、流传经过为:东汉永平十六年(73),班固总结《汉书》诸卷大义等,以表的形式进呈明帝;此后,这篇表经班固或他人整理,收入班固文集或东汉档案文书等资料中,并书写在简牍上;其后,鉴于简牍难以长时间保存等方面原因,有人将该简牍版表转录在纸上,在转抄过程中,由于不明阅读简牍文字顺序,误将篇次“中篇”二字掺入正文中;后来,三辅地区某人,见此纸质版表与《汉书·叙传》内容大致相同,以为其系《汉书·叙传》“真本”;萧梁时,一僧人获得《汉书·叙传》“真本”,并将之从北方带到萧梁宣城,此后“真本”先后为萧琛、萧范、萧统收藏。《汉书·叙传》“真本”所载《汉书》卷数、篇章结构等,对于考索《汉书》的版本、成书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唐代粟特语境的消失与入华胡人的儒学教育——以唐京畿地区九姓胡墓志为例

中古时入华粟特胡人逐步开始接受儒学教育。他们在观念上认可民族融合，并且在墓志书写中提出了“君子无隔于华戎”和“英不殊于中外”的观念。入华胡人为国家和社会作出贡献，也将“流芳简牍，誉擅缣缃”被载入史册。在长安、洛阳这两个非常重要的胡人活动地区，出土的大量墓志证实了入华粟特人在文字、姓名、郡望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逐渐融合的过程。通过这些墓志可以看出，随着粟特文字的逐渐消失，粟特语渐成为极少数人懂的语言，胡人的本土文化失去了载体，必将接受更博大的中华文化；社会地位越高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程度越深。在长安、洛阳生活的胡人接受儒学教育更早更充分；学习儒学，以科举文官入仕而不再依赖经商、军功。中华文化显示了强大的包容性和接纳力。     

《尹湾汉墓简牍》释文商兑

1997年出版的《尹湾汉墓简牍》对于研究汉代历史、地理、军事、文学、术数、职官制度、书籍制度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本文在整理小组及时贤考释的基础上,就文字释读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例如第12木牍反面第1栏第7行:“哈具”当读为“唅贝”,其中“哈”是“唅”的讹别字,“具”是“贝”的讹别字,释文应作:“哈<唅>具<贝>”.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谈到《楚辞·招魂》的“土伯九约”──《楚辞新笺》节录之一

《考古》杂志一九七三年第四期，刊载了孙作云同志《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考释》一文，此文介绍了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画的内容，并作了考释。在此漆棺画中，有一种戴鹿角而人立的怪物，孙氏谓即《楚辞·招魂》中所提到的“土伯”，自是确论。但孙氏又云。“土伯‘其身九屈’，而画棺上戴鹿角的怪物，奔腾，上下，身子扭过来，扭过去，亦可谓之‘其身九屈’。”则是狃于王逸旧注而强为之说，从这幅漆棺画，根本看不出土伯是“其身九屈”。①反过来说，如果承认王逸注是正确的，则此漆棺画上的怪物便不能被认为是士伯。我们认为，这种怪物是土…     

里耶秦简丛考

里耶秦简是21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其学术价值,足以与敦煌文献、甲骨卜辞媲美。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关注这批简牍的整理工作。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里耶秦简选释》对已经公开发表的30余枚简牍,进行了文字隶定、标点注释。本文正其误、补其阙,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六书新论

传统文字学观点认为六书乃造字之本。本文从六书理论的缘起和功用来分析，提出以下个人见解：１、六书理论主要为训诂而设。许慎《说文解字》基本体例是先列古文字形体，次释字义，后说字形，其说解字形全为释义，可见是研究经注的结果，是为解经而著。２、六书中的后二书转注和假借是文字应用中的特殊现象，不能单从形义联系来看问题；而前四书虽是分析汉字形体构造的条例，但目的不是据此造字，而是为了因形求义，达到训诂目的。３、六书理论适宜于战国时期的秦系文学和六国文字，但是至今仍是研究汉字的基本理论，我们应加以改造，科学地运用。     

汉代河西军民饮食生活中的“酱”与“豉”

“酱”“豉”是汉代社会饮食生活中的主要调味品。简牍资料反映的汉代河西军民饮食生活中“酱”“豉”的使用，使得我们对当时边地社会生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基层军人消费的“酱…‘豉”，获取方式或仰赖配给，或直接购买。河西地方盐产资源的充备，以及榆树的生长和豆类作物的栽植，成为当地“酱”“豉”的条件。     

齐地文字简论

齐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资料和古文字材料表明，齐地文字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本文从古文字学、齐文化的角度，将齐国文字归纳为陶文、金文、简牍文三大类，并对每一类文字的具体形态及其特点作扼要分析、评述，试图揭示其齐文化的底蕴。探讨齐地文字对研究汉字的产生、发展及演变，对探索古代文明的起源，无疑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为观念现象的文字：中西审美思维源发机制探微

文字的“音”与“形”是观念的“现象”存在。文字的音一形二重现象给文字记录观念的方式提供了两种选择。汉字从“形”出发，兼及字“音”，包蕴“意象”，以“相类性”为原则，形成超越具象的汉字“字象”系统；汉字“字象”具有虚拟隐喻的“象性”、具身性和透明性。西文字则弃“形”择“音”，以“任意性”为原则，形成了能指／所指关系的符号“声象”系统；西文字“声象”具有语境诠释的“像性”、离身性和遮蔽性。文字是“构成性的语言”，左右着组织信息和概念表征的方式。现象学的观念开启了重新观察文字的视角，启发通过文字形态的独立考察比较中西文论差异的可能性，探索文字所蕴含的思维力量，观照中西审美思维的源发性生成机制。     

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书》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在9号古井出土的简牍中,有一枚“秦二世元年的文告”。其中的文字涉及到秦二世即位是否具备“正当性”的问题。而且,它与北大竹简《赵政书》的内容,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两份出土文献的记载,与《史记》的相关记载形成了抵牾之态。对这种抵牾,做出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要正面研究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以新出土的地下文献为据修改传世文献的纪事叙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