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有着不同的评价.清末认为五胡乱华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孝文帝改革是北魏衰落的根由.民国成立后,认为五胡之乱尽管给中原人民带来了灾难,但这些北方民族最终同化于汉族,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强调这些北方民族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认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这一评价变化过程,是中国民族认知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叙述策略以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     

清末历史教科书中的国民教育研究

清末的历史教科书,作为当时政府官方和知识精英塑造国民、传播国民教育思想的重要媒介,全面渗透了塑造国民民族国家认同感、尚武精神和世界意识等方面的国民教育思想。清末政府和知识精英,冀图通过历史教科书中渗透的这些国民教育思想,将传统臣民塑造成为能够御强保种、救亡图存的具有国家观念、尚武精神,明了世界意识的新型国民,从而达到"史教救国"的目的。     

旅游与清末民国时期城市发展——以苏州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国际旅游和国内旅游初具规模,旅游专业机构出现,旅游资源开发和建设力度加大,旅游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加大。苏州作为自然及人文资源皆丰富的古城,旅游业更显繁荣。旅游影响了苏州的城市功能定位和城市规划,促进了苏州市政建设和服务业的发展,使得苏州传统手工业部分地得以维持,并开阔了苏州居民的视野、促进了苏州＂人的现代化＂。     

清末民国时期的基层邮政——以原四川省为例

清末民国时期原四川省基层邮政,尽管它“僻处西偏”,却也能伴随全国大潮“裁铺改邮”,且组织完备,业务发达,管理颇具特色。这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邮政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民族主义与历史知识的重构——以民国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四大发明”表述为例

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被视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在史学界以及科学界广为传颂,成为写入历史教科书中的权威知识。这种表述最早滥觞于民国。民国的历史教科书编纂者群体,发挥了前人的说法,在20世纪初首次将其写入到历史教科书中,接着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后由"三大发明"说发展到"四大发明"说,遂成为以后撰写中西交通史的必选历史知识。这种将有待证实的历史知识镶嵌进教科书的做法是民国知识精英建构民族国家新秩序的需要,也是民族主义思想对教科书知识建构的影响。     

清末民国时期“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回顾——以性别平等为视角

贤妻良母,曾是中国女性传统形象和生活的基本范式.清末民国时期,“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曾兴盛一时,并多次引发争论.针对此教育观,有识之士褒贬不一,各执己见.本文将此一时期的“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分为三大派别:以官方为代表的保守派;以严复为代表的温和派;以胡适为代表的激进派,并以性别平等为视角,对这三大派别的“贤妻良母”女子教育观进行客观回顾.     

清末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以明恩溥、何天爵以及麦高温为考察中心

在清末传教士所勾勒的中国全景图中,中国形象的正向价值可以说微乎其微,给予中国以落后、失败以及灾难感。传教士通过如下三方面来概括出中国的大致特征:重视繁衍,却无生命意识;伦理本位,以道德替代宗教;笃信教育,只为念书做官。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并非现实存在的中国,其原因在于以西方的工业文明形象来考量中国,以基督教学说来改变中国。     

从历史教科书看韩国人的中国观——以中韩认知冲突为中心

历史教科书是透视韩国人中国观的窗口,有助于了解韩方在某些中韩认知冲突中的基本立场。研究认为,"文明古国"是韩国人中国观的重要标签,但是,韩国教科书虽承认中国文明对韩国的巨大影响,亦强调韩国并不是全盘照搬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性劳动,形成了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教科书详细描述"中国多次侵略韩国"的"劣行",形成了"霸权国"刻板印象,并作为国家的历史记忆不断传承。在意识形态方面,韩国教科书没有摆脱冷战思维,依然将中国视为"共产化"异己。教科书在间岛问题、长白山问题上的渲染,埋下了中韩领土争端的隐患。     

“天演论”的祭品:塾师形象的妖魔化书写——以清末民初通俗小说为例

清末民初通俗小说创作深受“天演论”影响.为赋予“天演”思想以合理性,预示“新必代旧”是社会演进的必由之路,小说中的塾师形象呈现出突出的妖魔化特征即,形象猥琐、道德败坏、不学无术.妖魔化使塾师形象在个人修为、知识层次和社会价值多方面远远落后于新兴知识分子并注定被其取代.根本上,塾师形象妖魔化源自作家对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焦虑不安和改良冲动,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     

存在与表达——论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

从文化存续与理解的角度说,地方性知识需要历史叙述,其价值诉求是维系当地人群的历史记忆;地方性知识的历史叙述往往需要借助本土语言符号的运用,从而才能形成可以跨文化理解的文本书写,因而必须认识其认知特点;传承意义上的文本书写主要指文字（或图形）符号的编码过程,而且是地方性知识历史叙述的主要形式。     

论文协在抗战时期的历史形象变迁——以历届常务理事为中心

文协的历史形象,经历了从一个与国民政府及其官方机构联系密切的文化团体,到一个以左翼进步文人为主体的文化团体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关联着文艺作家对政党政治文化的认同和国共两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政策.     

清末学堂师长与辛亥革命——以自强学堂为中心

清末自强学堂（后为方言学堂）是辛亥革命胚胎地之一，相当数量的学生投身反清活动。晚清学堂师生虽因立场处境不同，代际有所冲突，但因势求变之心类似，行为看似相反，实则相成。比勘新旧史料，张之洞被称为“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确有实事可证，钱恂更代表自强学堂师长辈中与反清活动有直接联系者。辛亥革命的多歧面相，从清季师生关系走向略可...     

以纪录片为载体的历史文化古城形象再构与提升 ——以开封市为例

纪录片是历史文化古城形象再构与提升的重要手段之一。为此,应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规划系列纪录片题材,主要包括历史人文景观系列、大型民俗活动系列、文化传承中的艺术作品及其个人、群体系列,以及当代开封人优良品质再现及其素养培育系列,保障纪录片健康发展,创建纪录片播放平台。其中,不仅要注重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发挥每个当代古城人的积极性,展现他们的文化特征,成功再构和提升古城形象。     

民国时期农会的历史考察——以1927年-1949年的国民党农运为中心

中国近代的农会出现于清末,一直到北洋政府时期它都是一个研究农学、讲求农务的新式职业团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一起致力于农民运动,共同组织农民协会.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农民政策上发生了大的转向.在完全推倒过去农民协会的基础上,在新的农民政策下重新建立了自己的农会系统,其农会工作的目标与路向被确立为通过组织农民对农民进行控制,并在政府及党部的指导下发挥一定现代社会组织的作用,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这与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农民协会当成是一种革命政权组织的发展模式是迥然不同的.     

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谱系梳理与历史建构——评《分裂与建构:清末民初文学语言新变研究(1898-1917)》

以语言学视角梳理清末民初文学的变化历程与历史形态,具有重审历史与反观文学的双重意义.<分裂与建构>一书将清末民初的文学纳入到语言演变的坐标中,阐释了中国近代文学语言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独特历程;同时,在对文言、白话文以及翻译文学语言的透视中,重视对研究对象进行共时性的考察,使清末民初文学语言的建构作为一种本体的存在呈现于文...     

自治与绅治——以清末宁波地区的乡约为中心

成文乡约兴起于宋代蓝田,本为民间教化组织。清末宁波地区乡约的大规模兴办源于当地官员出于维护治安和筹办地方自治的需要以及当地绅士的积极配合。宁波地区的乡约在组织结构上具有分权制衡的特点,从职能上看近似于基层政权。乡约的举办使宁波地区绅士全面渗入到地方政治领域,为其进一步扩大影响打下了基础。     

知识话语转向与近代中国政治之合法性重建——以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为例

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是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中的一种重要政治知识话语。它自身所具有的意义及其特殊表达方式,深刻地说明了近代中国政治合法性重建过程中“应然”面相与“实然”样态的巨大差异与其间知识话语转向密切相关。然此历史镜像,过往有关清末民初之国粹思潮的研究中无论是正面肯定亦或负面否定却都未对此加以注目。     

19世纪英国民族形象的历史建构——以形塑亚瑟王与罗宾汉为例

重述历史是为当下现实提供某种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中世纪传说中的＂亚瑟王＂和＂罗宾汉＂在19世纪被形塑为民族英雄,这正是加强民族认同和民族统一性的现实要求。随着两个角色更加深入人心,这种民族形象经历了从宏大政治话语向多面现实生活的转变。此外,亚瑟王和罗宾汉两个形象的差异也体现出英国民族性中对立、复杂和多元的一面。     

历史知识社会化之路径探析——以吕思勉《三国史话》为中心的考察

吕著《三国史话》是历史学家编著通俗读物的代表作之一。吕思勉以渊博的历史知识为基础,对三国史上存在的主要人物和事件,进行深入辨析,提出独到见解,为历史知识社会化路径提供启示。第一,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要处理好＂求真＂与通俗化之间的关系;第二,要处理好历史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第三,要把握好历史知识在文本中的选择与分配;第四,历史学家在历史知识社会化中应承担责任。这些经验为当下进一步提高历史知识普及与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外语教育的历程、特点与影响——以福建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福建教会学校的外语教育经历了普及、规范、发展、困顿及恢复诸阶段,最终利用对外交流方面的传统优势,以其系统的课程设置、强大的师资力量、丰富的教学用书、兼收并蓄的教学方法以及学以致用、融贯各科的教育理念,使其外语教学水平和学生外语素质十分突出。同时,教会学校外语教育所带来的新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思想,促进了福建教育的近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