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与吐蕃早期文化

藏族是我国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建立于中古时期的吐蕃王朝以其创建的古藏文文字,记述了当时藏族的历史、藏族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往来。现在,通过对英法所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情况分析,综述国际藏学界对吐蕃早期文字与文化的研究成果,评述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全面研究、整理、出版现存于英国、法国的敦煌古藏文文献,必将对我国古藏文研究、敦煌学研究、吐蕃社会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从敦煌古藏文冀邦的神话看党项的经济与宗教信仰

敦煌石窟收藏的大量珍贵手卷,除汉文写经外,尚有许多古藏文经书、文书,这些宝贵的手卷绝大部分已被劫至伦敦和巴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这部分古藏文资料的研究,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1)、《南语》(2)、《象雄语》(3)与《敦煌吐蕃文献选》(4)等发表后,引起了国内外藏学家的极大注意。特别是藏文文献的研究也是敦煌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北藏古代民间文学》(5)一书是英国古藏文学者陶玛士翻译和介绍了六篇古代藏族民间文学的作品。本文探讨的是其中的第四篇,题为《没落的     

华锐藏族礼仪发展的新特点

早在佛教进入藏族社会之前,藏族已有了一定的道德礼仪规范,敦煌古藏文文献《吐蕃礼仪问答》写卷即为罕见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古代藏族世俗伦理学著作之一。透过该文献可以看出,华锐藏族继承先民遗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深受其传统伦理思想和道德礼仪,以及藏传佛教和传统儒家礼仪文化的影响。在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人的身体与内心的和谐关系中,华锐藏族礼仪的发展充分展现出了其民族性、宗教性和多元化的新特点。     

藏族传统法规中的德治功能——以“善净人道十六法”为例

"善净人道十六法"有两种不同内容的记载:第一种是不含"十善法"之"善净人道十六法";第二种是含"十善法"之"善净人道十六法"。藏族传统法律不仅注重一般法律所规范的人的权利与义务,更加强调道德对众生、他人、对社会所要承担的责任和履行的义务。后宏期的藏文法典及历史文献普遍认为,"善净人道十六法"是古代藏地区的主要立法依据,也是当时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道德准则。     

古藏文札记

藏文有悠久的历史。据藏族史籍记载,藏文在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三次改革,但那些记载都失之过简,人们无从了解古代的语言及古文字的风貌。 近几年随着吐蕃时期手卷写本的公布,使我们获得更多更好的研读古代藏文的资料。这些文献中反映出来的语言现象和早期藏文的特征,颇有研究价值。人们如果用吐蕃王朝之后,特别是十一世纪以来形成的藏语书面语与之对照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吐蕃时期的古藏文     

奥斯曼帝国的苏莱曼立法评析

奥斯曼帝国史上著名的立法者苏莱曼立法适应帝国发展的需要,修订和编纂法典,颁布新法律,尤其是《群河总汇》《埃及法典》、《苏莱曼刑法典》、《奥斯曼王家法典》、《桑贾克法典》、《律书》等,保障了奥斯曼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维护了帝国的稳定。苏莱曼立法是伊斯兰法框架下的世俗立法活动,所立新法丰富了伊斯兰法律体系,所编法典保存了伊斯兰世界前辈法学家的法律智慧。     

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来及对藏族地名的影响

古代藏族氏族部落的迁徙、内部整合与分化是古藏文吐蕃地名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史视野审视古藏文吐蕃地名,其与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同时与唐朝及其他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和政治地理格局演变有密切的关联。吐蕃地名是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重要文化符号,对以后藏族地名文化产生了比任何时期都更为重要和直接的影响,要了解吐蕃时期地理历史语言,可从地名入手从事论证研究。同时,想考证近代藏族各类地名的来源含义,也可以从吐蕃地名查找其根源。     

新书介绍

藏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 ,法律制度文化非常丰富。上自吐蕃下迄近代 ,在藏民族自身历史发展及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中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法律制度 ,它是中华民族法律文化大花园中的一棵奇葩。对藏族法制史进行深入的研究 ,对我国制定民族政策 ,更好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搞好少数民族地方立法与制定宗教政策 ,拓宽中国法制史的研究领域 ,繁荣我国民族法学都有非常重要意义。最近法律出版社出版我院徐晓光教授所著《藏族法制史研究》(2 0 0 1年 4月 )一书 ,这是国内藏族法律研究的第一部专著 ,填补了少数民族法制史研…     

敦煌古藏文写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钱卜法》研究——敦煌汉、藏文术数书的比较历史学研究之三

分藏于法国与英国的敦煌古藏文写卷P.T.1055、IOLTib J 744属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缀合。缀合后的P.T.1055+IOLTib J 744《十二钱卜法》是以汉文本为底本、根据吐蕃传统社会习俗编译而成,其成书时间为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汉、藏文《十二钱卜法》的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有助于建构吐蕃统治时期苯教与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会生活之中的真实历史面向,改变学界以往多关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够有力展明该时期的敦煌汉、蕃关系已产生了紧密联系和文化融合,从而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敦煌蕃、汉族群最终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     

试谈藏文拼音和拼音教学

藏文是藏族使用的文字。据藏族史书记载,是七世纪吐蕃大臣图弥三菩札参照梵文的某种字体创制的。距今至少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悠久历史。藏文创制以来,用它著录而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非常丰富。对保存和发展藏族文化、科学作出了很大贡献。现存最早藏文文献大多是八至九世纪的作品,文字体制已相当完备。此后,藏文历经三次修订,沿用至现在。     

《禅定目炬》与吐蕃禅宗思想源流考

[提要]《禅定目炬》是西藏本土作者所作并涉禅宗内容最多的藏文文献之一,其成书年代为西藏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过渡阶段。本文主要以《禅定目炬》之作者生平与内容结构为依据,构建了吐蕃时期的西藏禅宗基本思想与禅宗师承以及汉藏佛教思想的历史渊源。     

浅谈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十三法典》

《十三法典》形成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是藏族法文化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一部法典,它是古代藏区习惯法的集大成者,是一部"因时、因地、因俗制宜"而著称于世的法典。《十三法典》结构严谨、文字简明、注疏精确、内容完备,为旧时藏区稳定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藏族历史上的《佛历表》（bstan-rtsis）——兼谈第一世嘉木样《佛历表》的内容与价值

藏族历史上出现了很多《佛历表》，它是研究藏传佛教尤其藏族历史的一种重要的工具书。本文根据藏文文献。对藏族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的《佛历表》及其特点进行了阐述，重点介绍了第一世嘉木样的《佛历表》。     

“格萨（斯）尔”一名的来源及其它──浅谈藏蒙《格萨（斯）尔》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藏文古籍中所述格萨尔是吐蕃（藏族）之外，主要是指北方某个民族的首领。这与汉、西文典籍的记载一致。证明格萨尔是历史上北方某个勇猛善战的首领称号。而作为历史文化积淀形成的史诗中的英雄，非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所能概括。史诗多种版、抄本的存在以及“格萨（斯）尔”一名的来源，说明史诗是在多元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蒙古族（格斯尔）的成熟期、定型期绝不在藏族《格萨尔》之后，藏蒙《格萨（斯）尔》确系“同源分流”。     

解析《赞普五史书》中有关涅赤赞普的传说

《赞普五史书》①是记录吐蕃赞普历史的重要文献,堪与敦煌藏文文献相媲美,并成了诸多藏文史籍的原始素材.《赞普五史书》首次向世人提供了吐蕃历史上十位赞普的非正常死亡原因;首次揭示了涅赤赞普并非来自天界,而是出生于波密的一个普通家庭,并透露了这个家庭被当地人当作“独脚鬼”的传说.     

藏文修辞学中的“比喻”方法

藏文修辞学是融修辞学与诗学为一体的具有独立体系的文艺理论.它是藏语言文学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研究藏文修辞学,对丰富和发展汉文修辞学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藏文修辞学成为独具一格的文艺理论体系,是从十三世纪翻译吸收了古印度《诗镜》以后开始形成的。该世纪初,萨迦派大学者贡坚噶参在《学者入门》中最早将《诗镜》的有关内容作了介绍,兹后到十三世纪后期,大译师雄敦·多吉坚参将《诗镜》全文译出,自此以后《诗镜》即成为藏族诗学和修辞学的理论基础。在长期的写作实践和研究过程中,经过藏族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元明清时期的藏族

还在唐朝时期,吐蕃向甘陇、西蜀和云南西北部一带发展势力之时,藏族人口即以今西藏为中心,散及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一些地方。而元、明、清时期藏族的分布状况,基本上沿袭唐朝时期未变。 元朝时期,藏族的汉文书面记录名称仍作“吐蕃”。明朝时期作“西蕃”,称藏族主要聚居区的西藏为“乌思藏”。而云南西北部的藏族却被称为“古宗”。清朝时期称西藏的藏族为“藏番”,又因其地在祖国之西,故称“西藏”。而《卫藏通志》卷十五则说:“唐古忒,旧为图伯特国,在工布江达之西,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察木多(今昌都);卫即今之前藏(以拉萨为中心);藏即今之后藏(以日喀则为中心)也。”     

《西夏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研究

西夏是公元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存在于我国西北地区的一个地方性的民族割据政权，历史上留下有关这个政权情况的记载不多，而反映这个政权的法律制度的资料记录则更少的可怜。根据已有的文献反映，西夏政权颁布过的法律有《天盛年改定新法》、《猪年新法》、《贞观玉镜统》，而这已知的三部西夏文法典都在本世纪初由俄国探险家取走，迄今俄罗斯仍未将这三部西夏文法典公诸与世。《天盛廿二年卖地文契》是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1908──1909年在我国黑水城（现内蒙古自治区派济纳旗》取走的大量西夏文献中的一件，由前苏联西夏学学者恰克诺夫于…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

锅·饮食·王权──对《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段文字的文化学解读孙林一、问题的由来：支锅称王《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一份重要的古藏文文献，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难以估量的宝贵价值。在这份手卷中，按内容来说有３部分：（１）吐蕃大事纪年；（２）吐蕃赞普传记；（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