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公共品供给理论研究进展及启示

现代治理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公私界限,认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但又不局限于政府,治理主体彼此之间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地方治理将现代治理思想贯穿于地方政治与行政改革、地方公共事务管理模式再造的发展过程。在地方公共品供给过程中,政府可借助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优势与能力,倡导私人供给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等多元供给形式。同时,完善公共服务监督机制,强化政府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地方公共品供给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协调。     

中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地区差异测度

采用两阶段DEA方法对我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地区差异进行了测度.实证结果显示:我国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第二阶段在控制了外生变量的影响后发现,GDP水平高的地区并不意味着公共品供给效率就高;人口密度越大、工业集聚程度越高的地区,因成本产出因素折射出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越高;财政分权程度高的地区,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效率相应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二者的双向因果关系还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     

农村公共品供给方式与基层善治

通过对农村不同公共品供给方式实践的考察,发现了两种不同的供给理念。作为一种典型的“输入”式供给方式的项目制,因为忽视地方政府和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导致资源浪费和治理失效的问题;成都市推行的公共服务资金政策,通过将决策权下沉到议事会的方式,实现了公共品供给方式从“输入”到“嵌入”的转变。研究发现,普惠性的资金分配和弹性化的使用规则、需求表达和组织回应的制度化、村庄治理资源和治理手段的组织吸纳、群众参与和基层监督机制这四个层面的实践机制保证了公共服务资金具备公共性、权责性、合法性和透明性四个基本特征,从而体现了基层善治的基本要求,是善治理论在基层治理中的具体实践。     

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与模式研究

文章分析了后乡土社会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农村的空壳化,导致公共品需求主体缺失,农村从熟人社会走向半熟人社会难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搭便车问题,乡村的异质化使得公共品供给组织成本加大等供给难题。同时,对现行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中村干部、混混、社会精英等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社会精英+宗族、国家+村干部、农户+农户等可能的社区公共品供给模式。     

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与村庄凋敝治理

在“农民创业—村庄公共品供给—村庄凋敝治理”理论框架下,根据浙江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354个创业农民样本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三者的关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创业活动能促进村庄公共品供给的改善,并作用于村庄经济、社会、生态子系统,进而有效缓解村庄凋敝状况。因此,鼓励农民创业应该成为政府政策的着力点。     

地方公共品理论与我国乡镇政府改革

我国农村税费改革中乡镇政府改革可以借鉴西方地方公共品理论,根据农村居民和小城镇居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差异,县政府应直接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镇政府为小城镇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走出困境:公共品供给的博弈分析

公共品的提供是不同利益主体对一部分社会资源配置的策略选择的结果,在选择过程中,由于公共品的特殊性质,不同主体的供给有可能陷入囚徒、智猪和斗鸡三种困境。本文运用博弈论来分析这些困境,并试图寻找一条走出困境之路。     

基于公共品供给理论的农业技术创新分析

实现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技术创新。传统意义上的农业技术创新受技术市场需求、资源配置倾向、农业科研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农业技术本身所具有的公共品特性,影响着农业技术创新的组织、进行、传播和使用的诸多环节。对具有公共品性质的农业技术实行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投资、分级组织、科学管理以及强化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市场化运作,是扩大公共品供给规模和提高供给效率的必然选择。     

林业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选择分析

在林业公共品供给市场化的改革中,应着眼于建立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复合调节、职能互补的制度框架,完善林业公共品的供给对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补偿制度,并逐步完善以市场为补充的补偿机制;统一林业公共品定价以体现效率与公平的原则;林业公共品供给多主体趋势可避免由政府单一供给林业公共品过程中产生的"寻租"现象及较高的交易成本;林业公共品市场的创建将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更公平的社会收入分配和更多的林业公共品供给;开展参与式森林资源管理,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     

论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的供给

由于我国农村公共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村公共品供给的筹资渠道“变窄”,短缺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与农村税费改革相关联的一系列配套措施,在乡镇政府职能、财政体制、公共供给的决策机制、农民需求表达机制、公共品筹资渠道等方面作出科学的制度安排。     

公共品供给与村民的动员机制

以三个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案例为分析对象，考察了在国家资源输入背景下，当村社作为资源支配的主体时，村级组织如何通过公共品供给来实现对村民的政治动员。研究发现，当村级组织可自主支配资源时，利益博弈逻辑会主导村庄的公共品供给，村民动员具有自发性；如果国家在输入资源的同时也输入了科层制的资源使用程序，村庄的公共品供给就会显示出较高的程序正义逻辑，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也具有制度性的特征；与之对比，如果村集体经济收入的获取与村干部个人能力高度相关，村级组织对村民的动员主要依靠村干部的长官权威，这种动员形式可能是不稳定的。因此，村社主导的公共品供给可以重建利益博弈的政治空间，为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创造制度性的条件，避免政权的“悬浮”，同时可以激活村庄社会中的非正式权威，达成治理有效的目标。     

金融信贷、出口扩张与城镇化

通过建立VAR模型探讨金融信贷以及出口扩张对城镇化的作用。研究发现,金融信贷的增长对推进城镇化的积极作用较为微弱,出口增长率的冲击使得城镇化增长率的响应呈现先增后减并且最终趋于消失的正向响应态势。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金融信贷增长率对城镇化的贡献十分有限,出口扩张增长率贡献次之,城镇化的推进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自身的惯性得以维持。     

西藏农牧区公共品特殊性问题:基于供给与需求视角的分析

西藏农牧区公共品供给是"走中国特色、西藏特点发展路子"的重要手段.怎样认识西藏农牧区公共产品的特殊性是重大的课题.本文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的视角深入分析了西藏农牧区公共品的特殊性,为更好地使供给的特殊性与需求的特殊性相协调,一是准确把握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重点领域;二是完善农牧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机制;三是完善农牧区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四是完善农牧区公共产品监督管理机制.五是对公共产品供给行为的引导和监督.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城乡公共品供给体制创新

在我国社会目前存在的不和谐因素中,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尤为突出,而导致城乡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城市偏向型的财政体制。因此,必须改革现行的财政体制,优化支出结构,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并划清各级政府的责任,明确各类公共品的供给主体及各级政府的供给职责,统一城乡公共品供给体制,不断增加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只有这样,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基础。     

新农村建设中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通过分析目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现状和原因,提出增加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的关键是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创新.     

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优化的规范分析

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是农村经济发展、农民生活质量提高，实现城乡二元社会一元化的重要基础。当前中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存在供给主体有事无财、决策机制倒置、缺乏第三方参与和竞争激励、成本分担机制不合理以及乡村机构组织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低效性等问题，应从农村公共品的需求表达及集中、成本分摊、生产提供、运营管理和组织机构等方面进行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优化。     

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研究

村庄是公共品供给的重要主体,其供给效率一般与供给能力密切相关,然而村庄供给能力增强不一定会转化为供给意愿提升。基于对珠三角方村的田野调查,通过构建村民—村庄—政府三维分析框架,结合案例探讨集体产权共有制村庄公共品策略性供给行为的生成逻辑。研究发现：集体经济发达的村庄具有公共品供给能力,但将供给责任推卸给政府,呈现出策略性供给行为,具体表现为：依附式策略性供给、卸责式策略性供给、均衡式策略性供给和应付式策略性供给。该行为产生是因为村民保护集体产权按份共有制“私有财产”、村庄形式化民主反噬公共性和政府弱嵌入结构消解动员能力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的结果,其转向的关键在于明确政府公共品供给的边界、完善自主供给制度和重塑村庄社会资本等。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制度设计困境与实践方向

农村公共品可以说是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基础,国家也通过转移支付资金、“一事一议”政策等来支持公共品供给,实际是农村的公共品供给仍然不足。笔者通过大量的调研发现．公共品供给困难主要是由于制度的规定性与当前农村社会基础的偏离所致。要解决公共品供给困难的问题就需要增强村集体组织的力量,以农民合作的方式实现公共品供给的目标。     

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利用协整技术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但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品供给对农民收入增长都具有同等效应,其中电力供应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业科技投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同时农村基础教育等的供给增加在现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并无显著影响.据此提出当前提高农民收入的关键在于加大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力度,其中重点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式分权、基本公共品供给偏向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当前中国基本公共品供给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性是值得认真探究的问题。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有着政治和财政的双重激励,导致基本公共品供给存在严重的经济性和城市性偏向,进而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基本权利,并通过初次和再次分配两个环节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革当前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并创新城乡基本公共品供给制度,方可促进城乡基本公共品均等化的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