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20世纪的中国词学

胡适对词学研究的介入,给20世纪新词学的建设以深远的影响。他对王国维思想的发展和对"清末四大家"的批评,在二三十年代的词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有反对者,亦有拥护者,从而形成了现代词学史上的"体制内派"和"体制外派"。在五六十年代以后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权威,胡适成为人们进行思想批判的对象和目标,但是他的思想却借助胡云翼的《宋词选》得以深入人心,直到80年代以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胡适思想的影响才得到真正的清算。不管胡适的"角色"是怎样地变化,他的词学思想的价值已经超越了自身,而成为20世纪词学思想变化的"风向标"。     

缪钺对王国维词学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缪钺先生是20世纪享有盛誉的词学家。他的主要成果,不在词籍的整理与词人年谱的编撰,而在词论的探索、词史的总结与词人词作的分析评价。他一方面继承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一方面又吸收了常州派词学的某些合理成分,从而弥补了王国维词学思想的不足或缺失,丰富和发展了王国维的词学思想。他通过对词的文体特征的准确描述,对“无我之境”的合理解释,对南宋词的公正评价,对“寄托说”的深入探讨等等,解决了20世纪词学史上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成为继王国维之后最有深度的词学批评家。     

一部别开生面的二十世纪词学史——读曾大兴教授《词学的星空——二十世纪词学名家传》

近几年,关于20世纪词学研究方面众多论著的推出,让我们对上一世纪词学研究的总体风貌有了初步的把握。但不断的鸟瞰无法让我们真正了解20世纪词学研究的内部到底是何种状态,学人间如何互相影响,研究方法有哪些演进与新变,我们如何评价与接受前辈学人的研究,这些都有待深入探讨。甫出的《词学的星空———二十世纪词学名家传》(曾大兴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版,下文简称《星空》)就对上述课题做了积极的探索,且成果显著。《星空》分为上下两卷,将20世纪词学名家分作两个群体,上卷为“现在词学”名家,或云“新派人物”,下卷为“传统词学”名家,言下之意为“旧派”(作者在书中多次出现这样的表述)。两个群体的划分,脉络清晰,初读即可让读者对两个群体派系人物及师承关系有着直观的把握。《星空》在对每一群体内部流衍进行描述时,非常注重揭示该群体前后学者之间在词学上的师承与有关词学活动交游,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其中的勾连以及其何以为同一群体的原因所在。以上卷为例,在对上卷所列的11位词学名家进行描述的时候,作者努力寻找出他们之间直接的交游,如胡适与王国维之间的交往,胡云翼与胡适的关系,胡适对冯沅君的指导,俞平伯学术方法上对胡适的借鉴,浦江清...     

胡适治词的目的、方法与贡献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的词学研究与传统的词学研究有着根本的不同。他的词学研究,原不是为了词学的“中兴”,而是为了适应当时“文学革命”的需要,为白话文学提供“历史材料的证明”。但是他的研究本身,由于使用了新的观念和新的方法,给千年词学带来了新的局面,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扩大了词的社会影响,客观上导致了词学的“中兴”。胡适对词史的分期,对词人词作的评价,与他所持的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和白话文学的标准是相统一的。评价胡适的词学研究,应该着眼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     

无地自由--论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

站在新世纪，回首20世纪中国思想界追求现代化的风风雨雨，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注目胡适的思想。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他始终不渝地宣传自由主义思想，他的思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不可避免地使他的呐喊和努力遭到冷遇，成为枉然。格里德把胡适的自由主义在思想和实践上的失败归结为“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则不能为暴力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①就精辟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一、终身信奉自由主义　　胡适曾说道：“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②从胡适个人的阅读秩序说…     

论张惠言

张惠言是乾嘉时期“常州学派’的中坚,他对易、礼的研究既是清初汉学“经世致用”思想的一种回归,又是清末维新运动的一种先导。他的易学思想直接影响了“阳湖文派”和“常州词派”。作为“阳湖文派”的主将,他的散文朴茂劲健,于淡泊中见恨激,于平和中写忧患。作为“常州调派”的领袖,他主张词创作要尊词体,崇正声,重比兴,有寄托,发幽隐,导渊源。读词、说词要做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他的词作充分显示了该派“尔雅哀怨”的特点。     

浅析人权派的人权思想

20世纪 2 0年代末至 3 0年代初 ,由胡适、罗隆基等人组成的人权派发动并开展了一场人权运动。它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纯正的人权运动。人权派存在的时间虽然非常短暂 ,其本身的理论也有诸多不足 ,并且与当时中国现实存在隔膜 ,但其思想在 2 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应占有重要的地位。     

试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思想

在承继20世纪50-60年代“实践派”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于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实践论美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提出了一种“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用“外在自然的人化”和“美是自由的形式”来考察“美的本质”;用“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和“积淀说”来论述“美感”;用“从形象出发”和“三层面”来分析艺术.走向“充实和完善”的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不仅表征了20世纪中国美学“从介绍转向理论建设迈出的一大步”,而且也使得李泽厚本人成为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首要代表.     

胡适与俞平伯

胡适与俞平伯是20世纪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两个人。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受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影响很深。胡适、俞平伯共同开创了“新红学”。俞平伯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反思“新红学”的缺失与不足,并试图超越“新红学”,以开辟红学研究的新境界。“极左”政治中断了他的努力。     

科学性与宗教性的双重变奏——汤因比思想理论矛盾的再探讨

汤因比的思想在20世纪中期以后受到诸多职业历史学家质疑与批评。其重要原因在于他试图在其理论中综合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其历史研究既求“真”，又求经世致“用”；既试图发现历史演进的“规律性”，又要以史为鉴去解决文明的困境。也正是基于此，他的思想才产生了其他历史学家所不及的社会影响，至今其思想余绪仍在。     

西化派的纷争——20世纪30年代的西化派思想简析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文化论战中,全盘西化的观点是最令人瞩目的。通过对陈序经、胡适、张佛泉的西化思想的梳理与分析,达到理清西化派思想脉络的目的,从而对其思想作出综合评价。     

现代词学的师承与谱系

从学术谱系的角度看,现代词学的确存在着南北两派,北派以王国维、胡适为思想旗帜,南派以朱祖谋、况周颐为实际领袖,他们在学术理念、治学路径、师承关系等方面各具特色。然而,无论有怎么样的差别,他们都能在继承的前提下有所创新,确保学术统系得以传承,学术思想得以发扬,并成为现代词学发展进程中两支重要的学术力量。     

胡适与科玄论战

本文阐述了1923年中国思想界科玄论战的基本情况和特殊性质,着重探讨了胡适在这场论战中的思想闻向和重要作用。作者认为,胡适实验主义哲学观和世界主义文化观决定他必然站在科学派立场上,既反对玄学派,又拒弃唯物史观派。他先后向玄学派代表人物梁漱溟、张君励、梁启超挑战,推崇科学派押阵老将吴稚晖的“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提出了自己的“自然主义的人生现”,摒弃了陈独秀的经济决定论,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唯科学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     

论周济对常州词派的理论贡献

周济的词学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出入说、词史说、南北融合说、浑厚说。前三说是对常州词派创始人张惠言词学思想继承基础上的提炼、发展和超越，后一说则是他自己的理论创新。周济建构了常州词派完整的理论体系，是该词派最主要的理论家。     

胡云翼词学思想的形成条件——胡云翼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学术道路

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进化论的词史观,白话文学的价值标准,豪放词的审美认同。他的词学思想在20世纪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这些思想的形成,与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学术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是在新文学作家的影响之下走上文学和学术之路的,他自己也曾经是一位有成就的新文学作家;他是词学界投笔从戎的第一人,在敌后抗日斗争中有过许多出色的表现。     

论西方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西方大众文化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视角截然不同。20世纪30-5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主张“文化主义”的伯明翰学派在对大众文化的研究上,经历了从“批判”到“理解”的视角转换过程。     

广东新会梁氏与中国现代词学

广东新会梁氏在现代词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在粱启超的影响下,这一家族从追随常州派,宗法梦窗,转而推崇稼轩,提出以“情感”、“意境”为本的词学思想,不但积极推进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而且为现代词学贡献了一批有影响的词学论著.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

20世纪 8 0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兴趣 ,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早期法兰克福学派与后现代主义关系的考察 ,发现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与后现代主义有着重大的区别 ,但它对后现代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 ,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否定辩证法不仅成为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预示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现代转向     

批判理论的选择:从社会批判到审美批判

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中独树一帜的角色,是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主要代表。他不满足于既成的马克思主义模式,孜孜不辍于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在马尔库塞那里,对审美乌托邦理想的强调使法兰克福学派传统的批判理论成为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从而演化出一条浮土德式的思想探索之路。     

批判胡適的“戴东原的哲学”

一哲学派別的斗爭,是階級斗爭的反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爭,是進步階級与腐朽的反動階級的斗爭的反映。胡适寫“戴东原的哲学”一書,是他利用并曲解戴学,把戴学附会成为实用主义,从而向馬克思列寧主义反扑的手法,也是代表腐朽的帝國主义底主观唯心主义。向先進的工人階級思想辯証唯物主义作垂死爭扎的表現。因此,我們在批判胡适反動思想和一切資產階級思想运動高潮中,在整理和發揚我國优秀的唯物主义哲学傳統中,揭發胡适曲解戴学的陰謀是有特殊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