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西藏“非遗”法律保护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通过是传统文化由传统方法保护转变为特殊权利方法保护的例证,也为西藏传统文化保护提供了全新的范式。格萨尔、藏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西藏实施公约义务的有力实证。但应看到的是,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仍存在法律体系不完善和保护措施不到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属不清的现实,因而,像《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这样的地方性立法,不但是传承与发展西藏传统文化的自身需要,也符合创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法律架构的终极诉求。     

论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和传承保护

对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理论上的分类研究非常必要,能够给西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在具体保护过程中必须要突出传承性的“活态”保护,才能使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可持续发展。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像化传播路径

西藏是我国原生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集地,借助影像数字化技术的传播优势,对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合理保护和积极发展势在必行。关键要处理好＂原生＂与＂再生＂的辩证关系,既要整体性保护好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环境和文化空间,又要充分发挥影像化的形象、直观、多维性、审美创新性和影像化物质载体保存的长久性,积极实现影像化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的双赢,传其神韵,把＂根＂留住。     

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问题与对策

本文论述了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并对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进行探讨。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中的地位研究——以“西藏乃东县民族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为例

每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形态和传承形式都应当得到人们的重视,而这些特殊的形态和形式也应当成为人们选择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营主体的关键性因素.“西藏乃东县民族哗叽手工编织专业合作社”充分适应了传承人既是制作者又是创造者的特殊地位,包容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传承方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     

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从中央召开的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来看,党和国家对包括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西藏民族文化的保护是一脉相承、贯彻始终的。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西藏民族文化的重视,使西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民族文化也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法律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标准研究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准确的分类有利于法律保护。但是,学界以及国际国内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在用法律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很大困难。基于法律保护的方便,有必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法律角度确立分类标准,重新进行分类,这些分类能够有效地避免和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利用中存在的混乱和利益冲突问题。为此提出了三个标准,即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可市场化为标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习俗化为标准;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否宗教化为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传承的探讨

文章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作了本体分析,认为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有其深厚的藏民族文化内涵,是在藏民族中传承的文化现象,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竞技体育在西藏的普及,具有原生“活态”性质的传统体育不少项目面也临失传的境地,对如何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研究

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界定,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也导致了司法实践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困境。通过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来源及界定,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制度的目的,比较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法律属性的理论争议,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认定为具有公益和私权的混合新型权利。我国应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私法统一的保护体系。     

论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管理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是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社会文明对话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鲜活的文化基因。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对弘扬民族文化,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经济建设服务,将会起到较大作用。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类型、特点和新时期档案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以及档案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收集、管理的必要性,档案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保护应采取如下措施:成立专门机构,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提供申遗和为遗产鉴定工作服务,实行分级保护,拓展档案收集途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