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宁大佛寺

西宁大佛寺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教场街东南端,东、西面与青海省人民政府、西宁教场街甜食馆等毗邻,南面隔西大街与青海省农林厅办公楼相对。它建于公元990年(宋淳化元年),是藏传佛教的古刹,为藏传佛教后弘期复兴的圣地。过去,曾是西宁市城内的佛教四大寺院之一,建寺时间之早,名声之大,远在西宁市的宏觉寺、经塔寺、专经寺之上。据史书记载,公元838—842年,西藏藏王朗达玛实行了封闭佛寺,破坏寺庙设施,     

辑本《西宁卫志》序

[万历]《西宁卫志》三卷,辑自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十九册。 辑佚之举,本起于汉学家主治经。嗣后扩及四部,成果斐然。擘绩补苴,于学术研究之推进,裨益实多。青海古称“边外”之地,文献罕征,地志兴起较晚。境内地志之剏修,始于明嘉靖间邑人张莱,次则为万历时刘敏宽、龙膺之《西宁卫志》。二志亡佚已久,今存最早的青海地志当推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苏铣编纂的《西镇志》,距今不过三百余年,且残次不全,陋劣舛错,为学者所不齿。嘉靖张志已不复得见。[万历]《西宁卫志》的失而复出,重现于世,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虽非全帙,亦足可宝。     

从《西宁府新志》看杨应琚的民族关系思想及其实践

本文以《西宁府新志》为视角,从编纂的时代背景、纲目结构的构思设计以及在西宁的政绩等三个方面,探讨杨应琚“大一统”的民族关系思想与实践,为构建新时期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理论依据和历史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青海省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宁市东关清真大寺

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是青海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省、市重点旅游景点,因位于回族聚居的西宁东关而得名。它以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建筑独特闻名于国内外,是西北著名的四大清真寺之一。据《青海省志·宗教志》记载: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始建至迟在宋代”。宋代的青唐城(今西宁市)东城,就已聚居着唐代入居的穆斯林及其后裔,以及从其他地方因经商而来的穆斯林,形成了穆斯林聚居的社区,他们为了日常宗教生活的需要,便修建了简易的礼拜堂,这就是现在东关清真大寺的前身。元代由于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伊斯兰化的突厥人被蒙古军作为工匠…     

西宁市城东区回族东区话的识别与分析

西宁市城东区是典型的高原城市是回族相对聚居区,当地回族主要使用汉语西宁方言的特色民族变体形式——东区话。东区话的特色词语包含部分“经堂语”词语、特色称谓语等。通过变体识别实验可知,城东区回族主要依据特色词语识别东区话。     

纳西族母系“衣度”的社会性质问题

滇、川接壤的泸沽湖地区的纳西族,由于多种原因,解放前在封建制度下还保留着浓厚的母权制残余。当时,这里普遍存在着一种被称为“衣度”的人们共同体,它是纳西族社会经济的基本单位。有些同志曾将这种社会经济组织定名为“母系家庭”。《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刊载的《论纳西族的母系“衣杜”》(以下简称《论“衣杜”》,按,“衣度”     

简讯

在9月25日落幕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活动中,我省代表团选送的舞蹈诗《我的湘西》荣获组委会颁发的最高奖——“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大奖(金奖)”,舞蹈《毛古斯》、《碰碰对》、《大摆手·鼓舞》和器乐演奏《打溜子·八哥洗澡》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节目奖”,演员麻晓玲、吴满生、刘芳、欧阳萱、李泽健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演员奖”,陈承、罗吉洲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优秀新人奖”。因为组织工作出色,我省代表团荣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组织奖”。(文教处)"9月19日,由湖…     

从“广西省”所想到的

一九八○年五月二日,《解放日报》第四版发表了一篇名为《十万大山探珍奇》的通讯,开头一句写道:“我们随综合考察队来到广西省十万大山区。”读后感到一惊。广西过去曾是一个“省”,但在党中央的关怀下,一九五八年春天,这里的壮族人民享受了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建立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至今已有二十二年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也早已为中外人士所熟悉。然而,《解放日报》——上海市的大报、对国内外有影响的宣传单位,却仍沿用     

小月氏和尉迟氏(下)

三后汉时分布在凉州(武威)、令居(永登)、湟中一带直至柴达木盆地西北端,而在三国时代又从凉州扩展到柴达木盆地、帕米尔高原一带的小月氏,其后如何了呢?阚驷的《十三州志》载:“西平(今之西宁)、张掖之间,大月氏之别小月氏之国。”(《水经注》卷三[河水]又东过金城允吾县北条,《国学基本丛书》本三二页)。但是,这并不表示阚驷时(四世纪)小月氏依然以这一名称出现。《十三州志》云:     

当代荷马——《格萨尔》说唱家

按照《格萨尔》说唱艺人的分类法,整个《格萨尔》有两大类:一是口头说唱家的故事,藏语叫“卡仲”(kha—sgrung),“卡”即口,“仲”是故事,这里专指《格萨尔》故事;二是伏藏抄本,藏语叫“德仲”(gter—sgrung),“德”是宝藏,意即挖掘出来的《格萨尔》,主要指手抄本。如果加上僧侣文人编撰的“曲钟"(chos—sgrung)——有佛法内容的《格萨尔》故事,那就是三种类型。但“曲仲”已不属于史诗范畴,而是一种歌颂战神和护法神的祈祷文。这里提到的“卡仲”和“德仲”,实际上概括了《格萨尔》的两种流传形式,或者说基本传播方式:一是靠民间艺人口头传唱,二是靠手抄本与木刻本保存和传播。而最基本、最主要的是靠众多的民间艺人世代相传。因此,对说唱艺人的研究,应该是《格萨尔》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保护藏羚羊我们拿起了枪

本文记述的是“可可西里一号行动”结束之后和《西宁宣言》面世之前,一支科考队在和可可西里相接的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与猎杀藏羚羊的盗猎分子遭遇后惊心动魄的传奇经历——     

史载黔中苗族人名研究

据贵州省地方志记载,贵州中部的苗族“有族无姓”,或“有名无姓”。(见田雯《黔书》卷三,(康熙)《贵州通志》花苗条)这里所说的“有族”,是指有确切的家族谱系而言;“无姓”是说黔中苗族迟至明朝末年,尚未使用汉族式的姓氏;所谓“有名”是说当时苗族使用一套与汉族完全不同的人名命名系统。如果这一记载属实,而我们又掌握了这种命名的规律,那我们就不仅能正确地区别文献中人名的族属,而且还能为识别文献中的苗族史料找到一个标记,这对于研究苗族将大有好处。为此,我们勾稽史籍,跋涉于黔中各苗寨,逐一查证了该地苗     

办事大臣

办事大臣这里说的办事大臣，指雍正二年设的“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称青海办事大臣，因驻西宁，又称西宁办事大臣。清朝雍正元年以前，俱派理藩院司员驻扎西宁，办理民族事务。平定罗卜藏丹津事件后，简派大臣驻西宁总理之，而遣部郎协理。首任办事大臣达鼐，...     

对白族“绕三灵”的几点补正

清华同志《“绕三灵”并非绕洱海》一文(见《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纠正了有同志将绕三灵活动误认为系“绕洱海一周”的说法,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文中对绕三灵活动行进路线等的说明,仍有不确之处。而这种不准确的说法又普遍存在于许多出版物中,至今还在以讹传讹,故有补正澄清的必要。     

古突厥语的otar与“瓯脱”

一、近年来关于“瓯脱”一词的讨论1982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何星亮的《匈奴语试释》,其中第十七个词是“瓯脱”,作者认为此词译自匈奴语中与哈萨克语[(?)]同源的词,其词义为“住所”、“定居地”。近年来,《民族研究》杂志上又发表了几篇关于“瓯脱”的论文,有刘文性的《“瓯脱”释》(1985年第2期),张云的《“瓯脱”考述》(1987年第三期)。因为“瓯脱”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语词,所以存在原意不明的问题。《民族研究》的两篇文章介绍了历代及现代学     

从“甘山初捷”到“松山大捷”——明万历二十三年“湟中三捷”管见

明万历二十三年,发生于河湟地区,西海蒙古与明王朝间的三次战事,使明在西北的防御格局发生重大转变,同时也对明中后期蒙藏关系发展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长期以来受《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对这三次战役记载的讹误、加之《明史》、《甘肃通志》等史书对相关细节的漏载,使后来者在对三次大捷的理解上发生偏差。本文比照三次战役的亲历者的奏疏、条议,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就三捷前后致寇之由、获胜之因、战后影响几个方面试作论述。     

撒拉东迁

撒拉族,自称“撒拉尔”,1954年正式定名为“撒拉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名成员,主要聚居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循化街子有骆驼泉和白石骆驼,据说是当初尕勒莽率领族人东迁到达这里时的遗迹。近年来,这里修葺一新,骆驼泉四周种满了松柏、果树和鲜花,成为民族历史文物和旅游景点。     

民族文艺要坚持走民族化的道路

去年的金秋季节,我有幸在西宁观看了由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文工团演出的大型藏族歌舞剧《霍岭之战》。这个舞剧,是根据著名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赛马称王”、“降伏妖魔”和“霍岭大战”等几部(或几章)改编的。全剧虽只是史诗的一个片断,却以洗炼的手法,集中地反映了史诗降妖除暴、扶助弱小和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主题,较成功地塑造了几     

喀什“城隍庙”

在我国版图的西部边陲,有一座被称为古丝绸之路明珠的喀什噶尔市。汉时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喀什噶尔,自古以来就以“气候和畅,风雨顺序”,“稼穑殷实,花果繁茂”,“满城绿树,一街鲜花”而著称。生活在这里的维吾尔、塔吉克等民族的民俗风情古朴,建筑风格别具特色,就连人们赞赏的新疆烤羊肉串也是这里的味儿最纯正、最地道。     

壮族《嘹歌》的传承与传播研究--壮族《嘹歌》文化研究之七

《嘹歌》的源头至少可以追溯到《麽经布洛陀》记载的“嘹三妹造友”(即造爱情)的歌以及汉代《说苑》记载的《越人歌》、晋代《交州记》记载壮族先民的“辽辽之歌”。这里的“嘹”、“辽”是壮语“玩乐”之意,是汉字记壮音。《嘹歌》传承与传播的媒介有家庭、歌圩、歌书以及现代的广播、电视、录音磁带、VCD光盘等。在现代传媒介入之前,是有文字传承传播与无文字传承传播相结合;之后则是无文字传承传播、有文字传承传播与现代大众传媒传承传播相结合。政府、社会团体在《嘹歌》传承传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