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与艺象表达

"兴"作为艺象表达是审美心理的自然转进,是审美主体自主、自由的游戏般自我体验、自我观照与自我呈现过程。这种富有审美特性的艺术表达方式,帮助艺术家超越创作过程中的障碍,消解了艺术创作过程中主客观对立、形式内容对立对艺象本真性的歪曲和遮蔽,使物象透过艺象澄明地呈现出来,形成"不隔"之境。意象建构和艺象表达在审美创造的心理和表达两个层面上,共同勾勒出"兴"这个传统美学范畴的完整内涵。     

白居易“三三七”体诗歌探源与分析

白居易的新乐府诗中存在大量的“三三七”体诗歌,究其源头,除发轫于中国民歌中的“三三七”体谚谣这一远因外,值中唐时期佛教演唱变文之风正炽之际,白居易作为“外服儒风,内宗梵行”的虔诚的佛教徒,汲取变文中之“三三七”体,运用到自已的诗歌创作中,为其作品中出现大量“三三七”体诗歌最直接、最重要的原因。     

移植诗种——论意象是诗歌翻译的灵魂

诗歌是否可以翻译,历来聚讼纷纭.实际上诗歌是可以翻译的.中外文学理论和翻译理论及实践都证明,意象处理是诗歌翻译的灵魂.因此,发现和移植诗种,即确定和翻译主要意象是诗歌翻译的关键,是保持原诗风格和艺术感染力的关键.     

采药诗和作为诗歌意象的“采药”

古诗中与药物有关的作品,以题材论,有采药诗、种药诗、咏药诗、药名诗等类型,其中采药诗的起源最早,唐宋以来＂采药＂又成为诗歌的常见意象,采药人也成为隐逸的代名词,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文学和文化现象。本文拟就采药诗的源流,以及＂采药＂作为诗歌意象的演化过程及其意蕴略作粗浅的探讨。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浙派”探源

文章借助寓目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对＂浙派＂这一概念的指代对象和历史变迁做了较系统梳理和挖掘,探究作为诗歌流派的＂浙派＂与文化史上众多＂浙派＂指代对象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为深入研究浙派诗人群体提供支持。     

中日咏月诗中“月”意象的考察--以《唐诗三百首》与《小仓百人一首》的咏月诗歌为中心

“月”自古以来被人们赋予了各种含义和意象,如“风花雪月”、“花好月圆”、“闭月羞花”等。在中日两国的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的咏月诗歌,其中以唐诗集《唐诗三百首》与和歌集《小仓百人一首》中的咏月诗歌为代表。“月”意象在两诗歌集中,既有哀怨的悲情之美和幽怨的相思之苦的共同点,又有唐诗中独特的哲学意味和高标人格的再现,对比分析唐诗与和歌中的咏月歌,分析中日文学中对“月”的审美意识的不同,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水入诗歌也多思——朱英诞诗歌中“水”意象探究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隐逸者朱英诞重新归来,他的现代新诗具有悠扬婉转、清灵空明、隐逸如水的唯美气质,这源于诗人对水意象内蕴的充分调用。通过对这一传统意象的化用,朱英诞反复思索生命的内在真谛,体味出生命存在状态的永恒性。他从体验诗学出发,以水隐喻独特的人生经验,构建隐逸的现代桃花源。同时又临水而歌,深情地传递对爱情的独特幻想和对母亲的深深眷恋。朱英诞想象丰富、思维灵动,其诗歌创作追求自由与鲜活的真诗本色,坚持沉静与内敛的智性表达,蕴含着丰赡的哲理感悟。     

安静地“绕行”——内蒙古诗人曾烟的诗歌意象略论

曾烟是新世纪以来内蒙古诗坛上比较活跃的诗人之一,她的诗歌写作安静从容,注重自己的生命体验,创建出了属于自己的安静的象征体系。曾烟的诗路历程是从一个尚未消失殆尽的诗学体系中绕行到另一个尚未完全被自己肯定的诗学体系中来,她通过诗歌把诗写的安静和诗学的焦虑完美地结合起来,真诚而准确地记录了所处"绕行"期的诗人的复杂的情绪。     

“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谈杜甫的遣兴诗

在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我们不得不注意一类以遣兴为题的诗。本文分别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这些遣兴诗做了分析:一、从内容上看,它反映了诗人的爱国忧民之情、羁旅之愁以及对亲人的思念。二、从风格上看,它显示出沉重的命运感。三、从结构上看,这些诗多用连章体式,布局严谨。四、从艺术手法来看,它体现了多种手法的浑然天成。通过以上方面的解读,我们能更好的理解杜甫这位伟大诗人高尚的仁爱思想和高超的作诗技巧。     

论“西南联大诗人群”诗歌中的意象——一种客观化抒情策略

“西南联大诗人群”创作中意象的纯熟运用不仅是该诗派现代主义特质的重要标识,也是导致客观化抒情效果生成的因素之一。诗中的意象可分为三个层次:描述型意象、隐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三者在情感隐藏的深度及意旨蕴涵的丰富程度方面逐渐递增,产生的客观化抒情效果亦呈不断强化的趋势。     

“事象”与“意象”的双重建构──论“艾青体”叙事诗

“艾青体”叙事诗的文本采用艾青最擅长的自由体，其内核在于对诗的抒情性的独特理解，它一改以往叙事诗重叙述而轻抒情的积弊，运用“事内与事外”、“写实与象征”、“概括与变形”三组互相交叉、渗透的技法匠意，建构“事象”“意象”多重叠加的叙事诗大厦，显得沉雄博丽，别具风采特色。这在八十年新诗史上乃属仅见。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夜夜减清辉”“千里共婵娟”——《千家诗》意象英译研究

意象乃寓"意"之"象",是诗歌的最小艺术单位。蒙学经典《千家诗》富含意象,文章以谢枋得主编的汉语版本及许渊冲先生的英译本《千家诗》(Golden Treasury of Quatrains&Octaves)为研究对象,从意象分类着手,探寻许渊冲先生英译三类意象的方法,以期获得文化意象在英语中得以传递的启示。     

浅议孔子“诗,可以兴”中的“仁”性内涵

孔子整理《诗经》,提出"诗,可以兴",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开始渐渐露出它的本来面目。虽然孔子的思想折射着社会伦理政治的色彩,但他看到了文学在人生中对心灵的激发作用。孔子对文学的观点由"仁"展开,由人生展开,他将其人生哲学渗透进对文学艺术的看法中,在真诚的基础上,他将审美与政教一体化,使艺术与人生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联结,其诗兴论体现了一种"仁"性内涵——"为人生而艺术"。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南北朝唐代诗歌中“捣衣”意象的嬗变

南北朝至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捣衣诗”同题及运用“捣衣”诸物象抒发感情的诗作。在此期间,捣衣诗的意象有一个明显的嬗变过程南北朝时的捣衣诗经历了由“宫怨”到“闺怨”的发展过渡,并长期以“宫怨”、“闺怨”为基调进入唐代以后,“捣衣”意象有所拓宽;盛唐之后,捣衣诗在“怀念”这一层面上完全普适化,即除传统的“宫怨”、“闺怨”诗外,还可以运用“捣衣”诸物象来表达思妻、怀乡、怀友等多种感情。     

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专题笔谈——底层为何写作

张清华认为，底层写作所应该引发的，是诗人的精神良知与责任感，是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对公共领域中道德价值的维护，由此可以给萎靡的“个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写作以一点改变，对社会的道义状况也是一种促进；赵金钟认为，“打工诗歌”直面人生现场和第一体验，是对概念化、公式化写作的撞击，其拙重质朴的意象直接叩响读者的心扉；何轩认为，“打工诗歌”记录着社会转型期间底层民众独特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并且以文学痛感的方式触及了中国社会底层的一系列问题及其背后折射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传达了社会底层与中层、上层之间不和谐的关系；张德明认为，“打工诗歌”借助工业话语、乡土话语、动物话语、心灵话语等谱系营构出一个独特的诗意空间，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生活苦痛、现实挣扎与心灵窘境，有着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感和撼动人心、引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龚奎林认为，打工诗人在物质痛苦、身心煎熬甚或穷困潦倒的状态下以自己的笔和诗建构起人在旅途的精神家园和独居异域的文化故乡，其抵抗资本异化的救赎意义不言自明。     

“太阳”意象与“葵藿”心态——建国后新诗的文化反思之一

在建国后迄至七十年代末的新诗中,以“太阳”意象象征毛泽东同志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直接的层面上,这一现象源于四十年代的歌曲《东方红》。这一意象为诗人们所认同,既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潜在影响以及由此积淀的集体无意识的巨大作用,也同当代中国政治生活的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个人崇拜心理对中国新诗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