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戴季陶的《星期评论》

本文以五四运动时期戴季陶和沈定一在上海联合主办的<星期评论>为中心,分析研究当时国民党人在上海的革命工作.在众多的关于戴季陶的研究中基本上都会将<星期评论>作为一个亮点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基本观点是由孙中山指派戴季陶、或戴季陶受命创办<星期评论>.那么,<星期评论>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而以<星期评论>为阵地的国民党人及进步知识分子全体又是怎样投入到五四运动中去的呢?本文以孙中山、戴季陶及((星期评论>时期为主线,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期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回答.     

戴季陶与同盟会

本文在简述同盟会历史及戴季陶与之相关经历的基础上,以戴季陶的有关文章为材料,明确了戴季陶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及关系,并重点分析了他对同盟会的认识,得出了以下几方面的结论:(1)戴季陶在1912年4月以前基本上没有论及或提到过同盟会,尽管他在回忆中提到曾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见过孙中山,但实际上在他的其他文献中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说明这一点。(2)戴季陶大约是1911年下半年在南洋槟榔屿加入同盟会的,但所留文字资料较少。(3)1912年与孙中山见面以后,尤其是1912年4月以后,他在文章中谈论同盟会的频率较高,所谈问题亦深入透彻。(4)虽然戴季陶是同盟会的会员,但对于同盟会也持有不少批评意见,也给予了希望。     

宋庆龄和戴季陶——以孙中山革命事业为轴心的左右分趋

宋庆龄和戴季陶都长期追随孙中山,同走过一段革命道路,各有其独特贡献。但在孙中山逝世后,他们在对待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事业的问题上,出现左右分趋、截然对立。宋是这一思想和事业的坚定捍卫者和发展者,戴则成为背叛这一思想和事业的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和反共理论家。这种分趋、对立,有一个可以探察的历程,显示出他们对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认同程度和择取方面的不同,终致结局的迥异。究其原因,又与他们各具的阅历和特质密切联系。     

革命与建设难两全:孙中山与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孙中山曾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对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极为重视,希望由此而实践其理想。他立志将广东建为模范省,将广州建为模范市,因时局动荡不居,更由于为革命军事筹款紧迫和建设模范市的现实考虑,其经济建设侧重于财政经济和市政方面。孙中山的实践收效有限,主要是因为革命优先即兼战乱干扰以及某些前瞻性即兼空想性所致,但其基本原则及政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孙中山与澳门

本文从两个方面阐述了孙中山与澳门的关系：其一，澳门是孙中山安置家人和从事革命活动，进行救国斗争直接或间接的重要基地；其一，澳门独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氛围，对孙中山革命思想和近代化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孙中山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实践及其历史影响

为了祖国的统一事业,孙中山先生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中,时刻关心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人民,一直把台湾作为他从事革命事业的重要根据地;他多次到台湾,宣传革命思想,领导台湾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决心使沦陷于日本铁蹄下的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实践,不仅唤醒了台湾人民抗日救国的民族、民主意识,而且激发了台湾人民的革命斗志,促进了台湾抗日斗争高潮的到来。台湾人民积极投身中国革命洪流,并与祖国大陆人民一道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台湾回归祖国的伟大成果,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海峡两岸人民为了祖国统一而共同战斗的光辉篇章。     

戴季陶的礼制思想浅析

1942年,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受命在抗战之中主持民国礼制的讨论制定,戴氏投入其中,通过《学礼录》及一系列的书信、文章等阐述了其以“周制”为模板,在道德秩序、社会秩序、政治秩序等方面形而上的规划,想象了以节制中和、文武并举的公民,全能政府、贤人政治的秩序和创业垂统、作则君师的领袖三者结合的理想国。戴季陶在民国后期对礼制复归的想象既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力图为传统儒家道德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寻求“礼”这个具体展现方式的努力,亦是代表了国民政府力图通过稳定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来稳定政治、消弭革命的企图,但他在制礼作乐上湮没无闻的事功也反应了其间的深刻困境。     

略论王宠惠与孙中山交谊的历史渊源

王宠惠早年在孙中山的带动和影响下从事革命活动 ,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追随者 ;辛亥革命时期是二人在政治上联系最紧密的时期 ,王宠惠成为孙中山在外交等方面的得力助手 ;袁世凯窃国后 ,王宠惠投身北洋政务 ,但与孙中山仍保持了密切联系。孙中山是以救国为己任的职业革命家 ,而王宠惠则是学者从政型的技术官僚     

孙中山与《民报》

《民报》为辛亥革命进行思想和舆论准备成绩巨大，但在反帝的宣传上软弱无力。     

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

文章探讨了戴季陶在青少年时期、"天仇时代"、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其民族主义所具有的两重性,指出其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他为民族做过的有益的事,肯定戴季陶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孙中山联德外交始末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曾经游历德国,此行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民国初建,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致力于以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为楷模的实业建设。这个主张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1917年至1924年间,他在广州三次开府,亦曾三次与德国联络,寻求援助,欲师法德国诸方面的建设经验,付诸实施。其所谋所事,大体上形成了一个联德外交方略,惟因受各种因素限制,他始终未能建立起中德同盟。凡此,均足以供后人不断去研究。     

中国共产党何为尊崇孙中山

尊崇资产阶级革命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体现了无产阶级政党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原则;尊崇孙中山先生是"振兴中华"后继者的应有情结,"振兴中华"是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先生的共同理想;孙中山伟大的思想品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不畏艰险、不屈不挠、与时俱进、不断进取的革命精神.     

孙中山如何用儒学阐释其革命思想

以孔子为创始人的中国儒学,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思想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卓越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将儒学的民本思想、杀身成仁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和大同思想全都赋予革命意义,并利用儒学的理性思维及其传统权威阐释了革命的科学意义和本质要求,从而将他的革命理论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使儒学在服务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自身也充满了现实意义.     

孙中山与戏曲

一代伟人孙中山,为了反清革命事业奔走呼号、鞠躬尽瘁.在他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中,与戏曲和戏曲艺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仅把戏曲作为启蒙民众、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而且激励戏曲艺人投身于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之中,对他们以实际行动谱写一曲启蒙与救亡的凯歌这种壮举更是褒奖有加.     

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学术解析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发展阶段,其思想渊源来自西方进化论、自由平等观念以及改良派关于民族与国家的理论探索和中国传统的民族平等观念等。孙中山民族主义学术价值在于:它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兼有强调民权论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包含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     

质疑孙中山1924年"应邀北上"说

本文否定了所谓孙中山1924年11月北上是应冯玉祥、段祺瑞邀请的说法,认为孙氏是为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而主动北上的。第一,冯玉祥等发动的北京政变,给统一中国造成了有利时机,为此孙中山“践”北方同志之“约”而北上;第二,北上是孙中山为振兴中华、和平统一中国所作的最后努力;第三,北上主要是要宣传三民主义,使打倒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北上是为了召开国民会议,实现国家的真正统一和民主;第五,北上也是发展国民党党务的大好时机。     

评中国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

我国台湾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进所谓以“违宪审查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宪政改革”,至2001年“大法官”作成“释字第530号解释”方才将“最高审判机关”确定为“司法院”的改革目标。2013年,“司法院”提出“大法官审理案件法修正草案”,拟从“大法官”组织的“法庭化“,便捷“人民声请释宪”等方面改革“违宪审查制度”,试图通过落实1999年“司法改革会议”结论和“释字第530号解释”的意旨,强化“违宪审查制度”的司法审判性质和个案救济功能。但“宪法法庭”仍然无法对个案中人民权利进行积极、直接的救济,是为该草案最大遗憾。长远来看,回复至“司法院为最高审判机关之制宪本旨”是未来我国台湾地区“违宪审查制度”改革的核心。     

顾颉刚先生与中山大学

顾颉刚1927年4月至1929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历任史学系主任、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等职,并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和研究工作.他对中山大学的学科建设、图书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优良学风的形成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今天的中山大学已有很大的发展,顾先生当年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他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得到发扬光大.     

孙中山与民族复兴梦

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也是大同梦。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这是近代中国人的最大梦想,而孙中山是这一梦想的首位追梦人。他最先发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开启民族复兴梦;创立三民主义,寻觅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模式;领导革命,建立共和国,跨出了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锁定民族复兴梦的高远目标,抓住筑梦的关键。孙中山追梦的历史启示,值得借鉴。     

孙中山与德国——兼论"中德苏联盟"的构想

1917年参战纠纷发生以后,孙中山就一直坚持接近德国的政策,这种政策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孙中山希望得到德国的政治、军事和技术援助;巴黎和会以后,孙中山的亲德政策与亲苏政策相联结,形成了"中德苏联盟"的构想,亲德和亲苏政策是一体推进的,其政策来源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孙中山认为受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压迫的民族应该通过中德苏三国联合来抵抗英美强权,孙中山的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国民党联俄政策和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基础;尽管孙中山及其广州政府并没有与德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其联俄政策也因为他的逝世而最终放弃,但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这种中德苏合作的政策总是时隐时现地贯穿于中国政治家的认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