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綖的词学思想

张綖是明代中期对词学史做出重要贡献的词学家,他虽然没有独立的词话,但他创作了相当数量的词作,编撰有影响深远的词谱,编辑有词选,并对所选词作进行评点,还撰写了一定量的词籍序跋。张綖在词学实践的过程中,表现出鲜明的词学思想:强调词体协律,重视词的音乐性;分词风为婉约、豪放二体,并尊婉约为正;主张綖词体言情特性,摒弃俗艳风情。张綖的词学思想尤其是分词风为婉约、豪放二体说,在词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綖《杜律本义》考述

张綖是明代嘉靖时期著名的杜诗研究专家,著有三种杜诗学著作。其中《杜律本义》受到当时社会风气和诗学思潮的影响,以元代张性的《杜律演义》为底本,同时参考明代张孚敬的《杜律训解》,对杜甫的151首七言律诗进行注解。《杜律本义》在注释体例上虽沿袭前人注本,但其融通的杜诗编年、畅达的诗意疏通,亦具有一定价值和特色。张綖还对《杜律本义》和《杜工部诗通》中部分相同诗歌的注解进行了增补、删改,使《杜工部诗通》更趋完善,从中也可见张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     

曹丕“文气”说新探

曹丕的“文气”说历来受到文学理论界的重视,对于它的阐发已较为丰富和完善,但对于“文气”说和曹丕其他文论观点的联系,却较少有人问津;而追根溯源,“文气”说和《典论.论文》中的其他观点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文气”说实际上是文人相轻的根源,是建安文人成就功业的支撑,是建安文人不畏“惧时”立德扬名的动力。从它们之间的联系来考虑曹丕的文论观,会对曹丕的思想有更进一步的整体把握。     

对词体起源“宫廷说”的一点思考

木斋《曲词发生史》以种种不俗的新见激起学界一场大讨论,同时为词体起源这一学术问题开辟了诸多新的生长点.木斋可谓第一次全面深入地研究词体起源与宫廷文化密切关联的学界第一人.略显遗憾的是在其立说过程中,似存在一种对词体起源问题过于“提纯”与过于“忽略”的倾向.     

论《文赋》与《文心雕龙》对“说”体的不同认识

关于"说"体, 陆机和刘勰在<文赋>与<文心雕龙>中提出了不尽相同的看法.陆主"说炜晔而谲诳",刘主说"言资悦怿","唯忠与信"."炜晔"与"言资悦怿"是陆刘二位概括的"说"体的艺术特征,大体意思相同,均言"说"体须言辞美丽.二人真正的分歧在对"说"体内容的认识上陆机是从分析以往的"说"体作品本身所得出的结论;而刘勰实则是对此种文体提出了自己的写作主张.其"征圣"宗经"思想,当时文笔说的发展,及刘氏文章为政教服务的观点都对此种主张的提出产生了影响.     

“说”体散文的发展及其特点

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说”,出现在我国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它的萌生、发展过程是富于变化又独具特色的。它与现代文学中的杂文极其相似,共同有着对现实热点问题的独具慧眼的观察认识。它以冷峻的态度、犀利的语言、引人思索的内容和洒脱的结构在我国文学史上散发着独特的魅力。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说“圈子”

科学家曾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夜里一个人在茫茫的雪野中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他沿着某一方向一直往前走，可最后又回到了他出发的地点，他的脚印在雪地上形成一个大圆圈。后来科学家们找到了形成这种圆圈的原因，是因为人双腿的长度有一定的差别，从而形成圆形足迹。有人曾借题发挥，说人生就是画圈，似乎有点牵强，不过细细一想，此话亦不无道理。     

杜预“三体五例”说及其文论意义

杜预藉《左传》总结的“三体五例”说包括“发凡正例”、“新意变例”、“归趣非例”三体和“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汗”、“惩恶而劝善”五例。其中“三体”是《春秋》的书写体制,“五例”是《春秋》的书写法则,书写体制制约、规范书写法则,书写法则遵循、表现书写体制,其特定的话语言说方式和话语解读方式对中国文论...     

公羊“《春秋》新王”说辨正

欲明公羊家政治哲学的理论品性和思想建构,不可不明其“《春秋》新王”说。“《春秋》新王”说既是公羊学的基本内容之一,又在整个理论体系中处于统摄性的地位：它不仅直接指向着作为王道新表现的“《春秋》之道”,且惟有以“《春秋》新王”说为核心,公羊学其他诸说(如“三世”说、“大一统”说、“通三统”说、“异内外”说等)才得以凝聚成为一个体系完备、结构井然的理论整体。同时,“《春秋》新王”说与“王鲁”说既内涵有别,又关系密切。惟有将此二说统合观之,并借助“王鲁”说,“《春秋》之道”才不会流于玄虚空言,从而为世人展示了一条天下如何由乱到治、王化如何泽被万物的切实之路。     

《论语》中“说”字本义论析——以《左传》中“说”的用法倒推

说字在《左传》中出现了约95次,根据其所在的上下文,可以分析归纳出其本义是敬服。把这个本义套用到《论语》中出现说字的全部18处句子都能贯通解释。《左传》和《论语》中说字的使用有细微的差别。《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深刻意义是:学而行之才是真正的学习。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墨子》巧用《诗》《书》立新说——兼论儒墨“禅让说”的不同

儒墨两家都言必称《诗》《书》,但《诗》《书》在墨家更多是可以证成自家学说的历史、故事,墨家在援引的同时有意进行改编、拼接。墨家尧舜禅让的故事就是对《尧典》的改编。儒墨两家都讲禅让,儒家侧重于"死而禅",而墨家强调"生而让"。顾颉刚对儒家"唐虞禅"叙述的质疑,是因为不明儒墨两家禅让故事的区别,其认为《尧典》是墨家禅让说影响下的产物,也是本末倒置。     

朱子对传统诗经学命题的义理化改造——以“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为中心

朱子治《诗》,以绍承道统为己任,以义理为统摄。在综合前说的基础上,朱子集诸家之大成,以周公、孔子的思想为立说基础,对传统诗经学中的三个核心命题"六义"说、"二南"说、"淫诗"说加以重新阐释,并作出义理化改造:朱子以六义为三经串三纬的自足体系,是《诗经》的纲领管辖;朱子将"二南"融进自己的道统体系,赋予其以政治哲学解读,寄寓儒家的政治理想;朱子从人情的角度承认《诗经》中存在淫诗,同时也将淫诗规范在道心、天理范围内。     

朱子与张栻“《仁说》之辩”书信序次详考

近年来,关于朱子和张栻的仁说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对于朱子与张栻《仁说》及相关论辩书信的考证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通过对他们书信的考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朱子《克斋记》初稿先于《仁说》初稿,朱子《仁说》初稿约作于壬辰二月或三月;朱子分别在壬辰十月或十一月和壬辰十二月两次修改《克斋记》,于癸巳五月或六月最终定稿;朱子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修改《仁说》、在癸巳八月或九月对《仁说》进行最终定稿,《仁说图》当作于《仁说》定稿之后,约作于癸巳冬;张栻《仁说》初稿约作于癸巳五月或六月,约最终定稿于癸巳十月或十一月;朱子和张栻关于朱子《仁说》初稿的辩论约发生于壬辰二月至壬辰十二月;张栻《仁说》初稿约在癸巳五月或六月作成后,朱子作《答张敬夫论仁说》第四十八书讨论张栻的《仁说》初稿。     

“宗经”之体——刘勰《文心雕龙·宗经》新探

作为《文心雕龙》总论的"枢纽"部分,必定有论及"文体"的篇目,那就是"宗经"篇。刘勰"宗经"主要"宗"的是五经之"体"。而每一经之"体"都包括"义"与"辞"两个密不可分的方面:"义"是内容要素,是"体"的内在结构;"辞"是形式要素,是"体"的外在结构。"宗"经之"体"主要偏重于"辞",而又不完全废弃于"义"。     

《三国演义》里的“说客”与“辩士”

《三国演义》在塑造多种多态的“说客”与“辩士”形象方面 ,取得了小说史上独一无二的成就。一部《三国演义》,“说客”与“辩士”的活动 ,几与全书同始终。这些“说客”、“辩士”来自各方 ,身份、地位、性格与表现也多有差别 ,但作者写出了他们必备的几方面素质 ,即能言善辩、有胆量和有谋略。“说客”与“辩士”的描写在体现《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方面 ,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西游记》主题“游戏说”发展简论

《西游记》的主旨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热点。其中＂游戏＂主题说自有其贯穿始终的一致性,早在明清时期批评者便根据古代文化传统提出＂游戏说＂,后经五四时期胡适、鲁迅等现代新文学大师的大力提倡,至改革开放新时期又有吴圣昔等研究者的重提。这些不仅开拓了《西游记》研究的新视角,而且在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对《西游记》研究回归到文本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