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摄官县令

由于种种原因,宋代有些县中缺乏县令,而由摄官代行县政。其中有一县中不设置县令处,县丞、主簿、县尉、监当官、馆阁及立朝知名人士兼摄县令;有广南难觅正官处吏人的权摄;有县令被按核,临时选官代行县政;有战争年代军人占据县阙;有从临县选差县佐官权摄。宋代士大夫对摄官多抱否定态度,尤其对吏人权摄。但由于现实的需要,摄官在宋代并未完全废除。     

秦汉县丞尉设置考

秦汉时期,县丞一般只设一人,但两汉京县为特制,有丞2-3人。县丞在秦及西汉有较强的私臣特性残留,故常称为“令丞”;到东汉,其公官的性质才开始凸显。县尉的设置,除京县外,有两尉、一尉和不设尉三种情形。在秦和西汉时期,有两尉编制的县一般都实设两尉。但东汉即使有二尉编制的县,也往往只实除1人。这种县尉设置的相对随意,是后代县尉权力下降、甚至废置的张本。从行政运作来看,尽管在秦时有县尉不关白县丞而自行署吏的情况,但秦汉时期的大部分情况下,县丞较县尉有着稍大的行政权力。     

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

通过考察里耶秦简中的"除邮人"简,探讨了秦代官府文书的传递方式和当时的邮驿制度。秦代邮人由邮所在乡的乡啬夫从当地平民中选用,并由县令或县尉批准。邮设置在交通要道,只负责传递制书、急书等重要官府文书。张家山汉简中每一邮的邮人数量、邮与邮之间的距离等,都有具体规定,应当是继承秦代的制度。     

汉代县级官吏“长吏”释义辨析——关于《汉书》中一段标点的商榷

中华书局所出标点本《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有关“长吏”的一段,作如下之标点: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全文用了四个句号,将内容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总叙县令、长,句号在“掌治其县”后。第二、三部分分别指明县令与县长各自所辖户口和秩禄之多少,句号在各自秩禄若干石之后。第四部分则指明县丞与县尉之秩禄,但在其“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之     

里耶秦简“赀赎文书”的书手探析

探讨2002年出土三万六千余件的里耶秦简,以目前已公布的一组十二件木牍的书法为主要內容.秦代「赀赎文书」案件所记是追讨赀赎欠款,由阳陵县呈交洞庭郡再转发迁陵县的文书办理记录.在各级文书中均有经办人员的记名,一般都认为可能就是木牍文字的书写者,里耶秦简提供较多的相关案例足资参考,将相同文字书迹的字形结构与笔势相互比较,可以辨察其中异同获得真相.     

关于秦汉"啬夫"两个问题的探讨

近年出土的秦汉简牍资料中,"啬夫"两个字频频出现.通过对简牍中"县啬夫"职能的分析,发现其主要负责赋税、粮食生产、工官制造、土木建设、徭役征发等方面的工作,而"县令"作为一县的行政长官历来久远,有官吏任免、军事方面的责任,"县凿夫"却没有相关的责任.因此,可以认为"县啬夫"不是县令,而是职位比县令低的一县大小事务的总管;另外<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所载的"有秩啬夫"是一乡官,不应分开为"有秩"、"啬夫".     

汉代县域监察体制的布局与冲突

根据出土的金石、简牍文字,结合文献记载,可知汉代县域的监察制度既有郡监察县的上级监察部分,也有县令长仿效郡域督邮监察方式而进行的县域监控体制。由于汉代县一级官员是由中央任命,而乡、里一级官员都由乡里产生,二者代表的利益存在一定冲突;尤其是啬夫、亭长级官员被郡守用为督邮,转而监察本县时,会激起本县令长及其僚佐的极大反感。由于汉代县级长官的任命、去职都不如后世严格,其权力又无所不统,按理来说回旋的空间应该很大,但在当时的回避制、禁锢制等时代背景下,导致县域监察成为汉代地方监察体制中冲突最激烈的一环,任命的无序及擅自弃职等成为汉代县级长官的特色。     

里耶秦简“徒簿”类文书的分类解析

里耶秦简中的“徒簿”类簿籍文书记录了秦代迁陵县“徒隶”劳作的相关信息.根据简文中的名称,可将这批文书分为“作徒簿”“徒作簿”“徒簿冣”等三类.其中“作徒簿”为司空、仓当日作徒工作安排统计,为“作徒日簿”的简称;“徒作簿”由徒隶的接收方制作,为“司空/仓徒作日簿”的简称;“徒簿冣”在“日作簿”的基础上制作,或称“月作簿”,一般是对当月徒隶劳作情况的累积统计.从“徒簿”看,秦政府从管理方、接收方、劳作内容等方面对徒隶劳作的管理十分细致.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乡里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的邑、里、丘是居民的最小行政单位,受贵族政权管辖。西周的乡遂制度比殷商的乡里制度有所发展,基层行政组织大备。春秋战国时期,县、郡政区相继产生,乡、里基层政权从属于郡县之下,国野界限泯灭。乡级政权人员建制结构完整,乡官职责分明。里政权职能繁杂,里吏分工细密,各司其职,里内的什伍组织更加完善。乡、里两级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标志着我国乡里制度初步形成。     

论伪造、变造文书的检验

在同罪犯作斗争中,有的犯罪分子利用技术方法伪造公文、工作证、边境通行证、户口迁移证、护照、证明信、合同书、支票、收据、帐目、货币、票证等,以实现其犯罪目的。因此,通过文书检验,揭露证明伪造事实,分析判断其伪造方法及特点,为侦查破案,审理罪犯提供线索,为证实犯罪或澄清嫌疑提供证据,为解决民事案件提供依据。 伪造文书,是以真样为样本,或按伪造者的需要,自己设计,用复印、描绘、印刷等技术方法制作的假文书;变造文书,是伪造者利用真实文书的一部分内容,并加进自己为达到     

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

对乐府诗《陌上桑》中的“十五府小史 ,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 ,以往学者把“朝大夫”释作朝廷上的列大夫 ,把“侍中郎”释作“侍中” ,把“专城居”释为刺史、郡守 ,然而这三个解释全部都是错误的。作者认为 ,“朝大夫”是指郡府大吏 ,“侍中郎”是郎官 ,而“专城居”是指县级长官 ,即县令长相。这样方与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一般仕历相合。     

国内成熟文书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明代清水江文书契纸样式简论--明代清水江文书研究之一

尽管清水江文书已有50万件的估计,但已探明的明代文书只有13件,且地域只是下游地区的三穗、天柱、锦屏3县。然而13件文书遗存却是该地区弥足珍贵的文物,又给我们研究这一地区明王朝时期苗侗民族经济社会史提供了第一手历史文献资料。更重要的是,在对文书契式的书写格式研究可以确认几点认识,第一,明代清水江流域有成熟的契约文书;第二,明代清水江流域契纸是徽州契约的移用;第三,明代契纸是清代契约的模版;最后,作为“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不断地纳入国家行政区域是文书流行的成因。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

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编册文书为迄今汉代出土简牍所仅见.研究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性质上与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这类文书的渊源,就新近公布发表的<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来看,至少可以溯源至我国秦代末年,表明使用于西汉一代的<元延二年日记>一类文书至迟在秦时即已出现.其次,从<元延二年日记>一类简册文书记事文字内容皆与官府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看,它很可能应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秦代陈县的郡属及其相关问题

秦代陈县的地望在今河南淮阳县境。古陈城(即今淮阳县城)雄踞黄河以南,淮水以北,地处广袤的豫东大平原上,是由江淮进入中原的门户,系陈、楚故都,历史名城,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据有关文献记载,从公元前278年楚惠王灭陈置县起,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循而不改,陈之设县者可谓久矣! 关于秦代陈县的设置虽属无可辩驳之事实,但对其郡属问题却历来争讼甚多,有陈,砀,楚和颖川诸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它涉及到秦朝行政区划等一系例问题,故而不可不论。现就陈县的郡属及其相关问题探讨如下,请批评指正。     

关于文书提出义务的若干思考

在各国的民事诉讼中,文书均是重要的证据方法。一个民事案件中,对文书持有的当事人一方而言,对自己的诉讼主张有利的文书,往往比较容易提出,而对对方当事人有利的文书以及第三人持有的文书,往往不会积极的提出。通过对文书证据的概念及证据力的阐述,指出了文书提出义务的性质,分析了文书提出义务的根据,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违反文书提出义务的后果。     

魏晋南疆社会管窥——以佉卢文盗窃文书为例

我国新疆地区出土的反映魏晋南疆社会日常生活的佉卢文文书,主要包括官方文书、契约和公私往来的书信等,这些珍贵的文书反映了其时新疆南部地区存在社会财富为少数人垄断的现象。因此,在当时人口买卖、土地买卖现象时有发生。并且,由于大地所有者对社会财富的垄断,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日渐尖锐,奴隶盗窃问题更为严重,所以同时期记录的佉卢文书内容表现为被窃物品种类繁多、以生活用品和牲畜这两个方面为主:被窃衣物以绸、麻布、毡等为质地,刺绣工艺已经出现,毛织品也已经使用;被窃牲畜有骆驼、绵羊、牛。文书一方面反映了魏晋时期南疆地区失窃者的奢华生活,另一方面反映了盗窃者无法生存的悲惨命运,这为城邦国家政权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里耶秦简所见县主官称谓新考

秦代县主官称谓并非如后世那样固定,而是同时存在多种情况,这与郡县制初行和战争动乱时期的复杂环境有关。里耶秦简中的“县啬夫”和“大啬夫”并不完全等同于县令、长,“县啬夫”只是一种非正式的泛称,意为县的主官,可能指令,也可能指守。从传世文献和出土简牍中守、令并存的例子即可见一斑。而“大啬夫”作为“县啬夫”的助手处理行政事务,行使县尉的职权,反映了当时军事斗争的激烈情况。     

新获北凉"缘禾二年"冥讼文书考释

本文对新疆吐鲁番新出土"北凉缘禾二年(433)高昌郡高宁县赵货母子冥讼文书"中用语涵义及内容予以考释,并围绕文书所见六朝时人丧葬礼俗及宗教信仰,结合有关道教文献对其文化背景加以探讨.客观说,这份冥讼文书实际上是在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共同影响下的一种产物,据其内容则反映出道教初传河西地区的一种情形.     

谈公务文书的语言运用

公务文书(即通常说的“公文”)作为一种特殊的语文体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历史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据考证,我国最早的文字档案——甲骨文中的部分篇章已初具公务文书的雏形,《尚书》中的典谟诰誓等逐渐完善了这种体式;此后,秦代的制诏谕奏,汉朝的表疏律令,以及后来的尺牍表册,碑碣志铭、法律条例等,都是公务文书在各朝代的演化和发展。到今天,它已成为发布法律规章,处理实际事务,传递交流信息,参与国家管理,发挥实际效用的语文体式,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的性质决定了公文的语言运用必须以实用为最高准则,必须以说明为主,结合记叙、议论进行综合表达。在表现方式上,公文主要采用书面语形式,因为“人家了解你的方针政策具体办法之类全凭写在公文上的书面语言”～①,因此书面语形式是公务文书的典型表达形式。 公务文书不同于小说、诗歌、散文等文艺语体,也有别于说明书、科技论文等科学语体,它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而鲜明的待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试论司法鉴定文书的规范化

司法鉴定文书作为鉴定结论的载体,必须反映鉴定过程、鉴定结论的形成,以增强其公正性、科学性、合法性、透明性,从而满足质证的要求,获得法官的采信,从而实现鉴定结论成为诉讼证据的目的。当前,我国司法鉴定文书的内容、形式不规范的现象并不鲜见。因此,司法鉴定文书的规范化研究,并不是可缺或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