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陶文“小儿受赐”试解

陈直在《关中秦汉陶录》中著录一件汉代文物"汉小儿受赐陶盖",外围文字"小儿受赐天佑世昌",内围文字"长宜子孙",其中"小儿受赐"文意不明朗。对照相关文献,"小儿"可以理解为"受赐"所得。如此与"天佑世昌""长宜子孙"形成合理的逻辑关系。"小儿受赐"陶文与汉代常见的"宜子""宜子孙""长宜子孙""永宜子孙""保子宜孙"等出土文字资料有大致相同的文化内涵。作为重要的文物信息,透露出当时社会在宗法制传统影响下对于"子孙益昌"的普遍而深切的期待,从而具有儿童生活史料的价值。     

“寿县汉初蟠螭纹镜‘大乐’避刘长讳”说献疑——兼与李学勤先生商榷

李学勤教授在他的《古文字学初阶》一书的第六部分"金文的形形色色(下)"中,分析了铜镜的镜铭。其中提到安徽寿县出土的汉初蟠螭纹镜镜铭上面的"大乐"是对汉淮南厉王的避讳。此说法不符合淮南厉王的避讳通例,刘长的避讳用字是以"修"字代替"长"字,因此,"大乐"不是避刘长讳。     

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

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先声和前导,是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深具特色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本组文章对莒文化从多视角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尹盛平的《莒文化源远流长》一文认为莒文化的直接源头是大汶口文化,在其后发展中与龙山文化、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认真发掘和研究莒文化,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文化的发展史有益,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敬明《从莒地出土两周十四国金文看莒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一文介绍了莒文化区域内出土齐、鲁、诸、莱、郈、曹、陈、徐、吴、越、樊、黄、邛、楚等十四国(族)之有铭铜器,这对探索莒文化交流与影响大有裨益.蔡运章《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认为目前所释大汶口陶罍文字应是大汶口先民祭祀天神时“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可名之为物象文字,这种神秘文字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对探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从莒地出土两周十四国金文看莒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先声和前导,是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深具特色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本组文章对莒文化从多视角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尹盛平的《莒文化源远流长》一文认为莒文化的直接源头是大汶口文化,在其后发展中与龙山文化、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认真发掘和研究莒文化,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文化的发展史有益,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敬明《从莒地出土两周十四国金文看莒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一文介绍了莒文化区域内出土齐、鲁、诸、莱、郈、曹、陈、徐、吴、越、樊、黄、邛、楚等十四国(族)之有铭铜器,这对探索莒文化交流与影响大有裨益.蔡运章《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认为目前所释大汶口陶罍文字应是大汶口先民祭祀天神时“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可名之为物象文字,这种神秘文字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对探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莒文化源远流长

莒文化是齐鲁文化的先声和前导,是中华多元文化体系中深具特色的重要地域文化之一.本组文章对莒文化从多视角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尹盛平的《莒文化源远流长》一文认为莒文化的直接源头是大汶口文化,在其后发展中与龙山文化、商文化都有密切的关系,认真发掘和研究莒文化,不仅对于认识中华民族大家庭历史、文化的发展史有益,而且对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孙敬明《从莒地出土两周十四国金文看莒文化的交流与影响》一文介绍了莒文化区域内出土齐、鲁、诸、莱、郈、曹、陈、徐、吴、越、樊、黄、邛、楚等十四国(族)之有铭铜器,这对探索莒文化交流与影响大有裨益.蔡运章《大汶口陶罍文字及其相关问题》一文认为目前所释大汶口陶罍文字应是大汶口先民祭祀天神时“制器尚象”习俗的产物,可名之为物象文字,这种神秘文字的发现和深入研究,对探讨中国文字起源和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汉代镜铭反书探微

镜铭反书就是镜铭文字的反写。曾有学者依据镜铭反书来判断东汉铜镜为伪镜,不足为信。事实上,反书字在西汉镜铭中就已出现,在新莽与东汉时期达到高峰。就形体特征而言,主要有缪篆反书、篆隶反书、隶省反书和花体反书四类。镜铭反书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既受到镜铭文字追求装饰美的影响,同时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用字随意密切相关。     

七言诗的起源及相关问题今论

七言诗的起源问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楚辞衍化说。文章综合运用了传世文献、出土战国简文及汉代镜铭等材料,从语言、韵律和文风三个方面因素讨论了七言诗的发生和发展。认为七言诗的产生过程是：从战国时期民谣中的七言句到西汉初年开始的七言歌诀体,再到主要用于镜铭的“七言”,经过流行于民间或文人手下的“柏梁体”、“歌行体”,最终发展为七言诗。真正的七言诗开始出现于隋代。     

汉代镜铭的同音通用字考察

同音通用字是汉代镜铭常见的文献用字,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用字特征,既反映了秦汉时期多通用字共性,又有其自身特征,产生了一些弥足珍贵的同音通用字例.镜铭同音通用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形声字发展与汉代用字缺乏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业的繁荣、民间镜工的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河南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及其研究

河南历史悠久、文化浩繁,所出土的战国文字材料内容丰富。其铜器铭文、兵器铭文、货币、陶文和印玺历来受到众多学者重视,对铭文的文字考释、史实考证及战国文字的分域研究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应在疑难文字的释读和历史文化价值的探索等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开端·元典·经学

《托拉》是犹太文化的开端。开端引导将来。中国文化的"元典"、"经典"、"经学",谁拥有开端的威势?即便"开端",考古出土的形址、实物,只能看作初民生活的"遗址遗物"。只有出土了最早的"文字"并释读了能较为完整地呈现初民的生活形态者,中国文化的"开端"始呈     

曾侯乙编钟与中国古代艺术和科技成就

曾侯乙墓出土的器物以及器铭文字资料数量众多、品类齐全、保存完好、内容丰富,被人们誉为世界音乐史上的一次空前发现,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科学与艺术价值,是我国先秦音乐考古的一项重大成果,被我国考古学界评定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特别是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而且在文化、艺术、科学技术诸多方面代表着当时世界同一领域的最高水准。     

东汉镜铭的省体字

省体字是正字的简省字体,有简省部件和简省笔画.省体字作为东汉镜铭最常见的书写形态,表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省体特征,同时与汉代隶变关系密切,既反映了汉代篆书向隶书演变的进程,又受到汉代隶变和草书的影响与渗透.镜铭省体字的形成一方面受到隶变与东汉用字混乱,缺少规范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与东汉私人铸镜繁荣,民间镜工文化水平不高直接相关.     

试论河湟地区的民族地理学研究意义

"河湟"地区是中国西北多元民族文化共生的典型区域。"以水为据"梳理该地区少数民族聚落的分布特征,为该地区民族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河湟地区多元文化反映了西北民族文化分布格局,少数民族人口的时空变迁,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间的调试关系等,对于研究民族文化地理空间具有重要价值。河湟地区是整个西北民族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汉藏边界民族文化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秦兵器刻铭零释

秦昭襄王三十三年诏事戈胡背铭文旧释"邑",疑当释为"予",应即"予道"。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三年相邦吕不韦戟戈内正面铭文中之诸工匠名(■),过去释为"或"窵",应改释为"沱(池)"。秦都咸阳故城遗址长陵车站南沙坑出土的残戈内,刻铭二字可释为"郁郅"。黄浚《尊古斋古兵精拓》著录一戈,戈内两处刻铭(■■),可分别释为"朙"和"白水"。     

思想史视域下的铭贤校园文学——近代启蒙与救亡变奏的一个侧面

铭贤学校作为山西近代教育的先驱之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生成了自己的校园文学。从20世纪20年代"自觉觉人"的呐喊与"救国图存"的呼吁并存,到20年代末30年代初启蒙运动落潮期幻灭、颓废和死亡的文学倾向,再到30年代以后救亡文学涌现,现存铭贤校园文学生动地勾勒出1924年至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铭贤学校启蒙与救亡思潮的变奏,对于我们探究铭贤学校的文化思想史、理解山西乃至中国的近代思想史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     

略论汉代镜铭的语言艺术特征

《汉代镜铭集录》收录了汉代1981面铜镜铭文,近两千五百篇,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汉代镜铭概貌。汉代镜铭在语言上明显继承了《诗经》、《楚辞》等先秦文学的艺术手法,且与同一时期的汉代其他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汉代镜铭亦有其鲜明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整齐简短的句式、古朴通俗的语言、广用修辞的韵文、真挚情感的抒发四个方面。     

秦系文字的时间序列与石鼓文的勒制年代

石鼓文的勒制年代是个困扰学界已久的难题.由于鼓文本身残泐过甚,兼之相关资料有限,目前很难论定其绝对年代,但从秦系文字演变史的角度出发,可以观察其相对年代.从太公庙秦公镈铭到秦公簋铭到秦景公墓石磬铭到石鼓文字到诅楚文字再到封宗邑瓦书文字,是秦系文字合理的进化序列.其中,石鼓铭与秦景公墓石磬铭、春秋晚期之前的秦公簋铭三者文字的切近程度最高.这就意味着,石鼓文的勒制时间应该在春秋中晚期.     

广州地区出土战国秦汉文字资料浅探

历年来广州出土的汉代以前文字资料已有相当规模,以文字载体分有铜器铭文、石刻文字、陶器文字、玺印文字、简牍文字等,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重要的学术价值,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然而这些资料散见于各种书刊,迄今无人系统整理过。文章综述散见于各种书刊的广州地区出土的战国秦汉文字资料,并对这些珍贵出土文献在文字学、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和文化学等方面的价值有所阐发。     

论《说文月刊》与近代中国地域文化研究

《说文月刊》作为一本文字语言历史考古类学术刊物，刊文内容集中于人文类的历史、考古与文化等方面。在办刊的几年时间里，该刊以较大的比例刊发了与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和西北文化相关的研究成果，推动了学界关于上述地域文化的研究热情，奠定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并对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产生了持续影响力。《说文月刊》对于中国近代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关注成为其鲜明的办刊特色，也奠定了其在民国期刊界的地位。不可否认，《说文月刊》由于受时代局限，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当代学术期刊可以从其前瞻性的办刊理念、精准的刊物定位、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方面加以研究，有所借鉴；而对其不合理之处，尽量避免和摒弃。     

西楚考论

古今学者对"西楚"源于何时,区域到底多大的研究,一直争论不休。考论通过史料证明:过去大多学者认为楚的发祥地是"荆",即今湖北一带,这个认识是错误的。甲骨文里,只有"楚",没有"荆"字,直到商末周初时才有"荆"字。由此看出楚比荆早,楚起源于东方,东夷文化是其源。出土的材料证明"西楚"之名,至晚在春秋战国之际已有。其区域主要在豫东南、苏西北、鲁西南、皖东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