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与《三国志玉玺传》

三国故事是我国历代人民最为喜闻乐见的文艺题材。《三国志通俗演义》(下简称《通俗演义》)成书以后,仍然以其它艺术形式流传着,人物和情节也多有与《通俗演义》不同者。《三国志玉玺传》(下简称《玉玺传》)就是其中之一种。     

论《三国志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之关系

三国志演义》的整体叙事框架主要源自《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纲目》。其外在的结构体式 ,诸如分卷、分则、立题目 ,每卷标明所叙之事的年代起迄 ,以及正文中常常标出纪元朝号等 ,都显示了《演义》与《通鉴》、《通鉴纲目》的密切联系 ,其内在的叙事结构也基本上是“通鉴”式的 ,其帝蜀寇魏的思想倾向 ,也明显受到了《通鉴纲目》的影响。因此 ,研究《三国志演义》的成书过程 ,应充分重视《通鉴》和《通鉴纲目》曾经起的重要作用。     

明代早期历史演义小说回目考论

历史演义小说是明代最早成熟、最为繁盛的章回小说类型,回目是章回小说最显著的文体特征之一。将明代早期几部著名历史演义小说的回目与《资治通鉴纲目》之"纲"进行比对,可以发现后者主要通过照抄、删减、增加、替换、调换语序与综合应用等六种方式演化成前者,小说回目的用词亦深受《资治通鉴纲目》正统论与春秋笔法的影响。这是《资治通鉴纲目》科举化与明代史学"纲目化"给历史演义小说编撰带来有本可依、有文可抄的便利产物。     

《三国志演义》取材蓝本与思想渊源新探

《三国志演义》的取材来源与思想渊源相当广泛,前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遗漏之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作新的探索,着重讨论唐宋诗文以及宋代笔记《容斋随笔》时《三国志演义》创作的影响。     

中国历史小说的现代转化

历史小说一词的出现是进入20世纪以来的事情,1902年《新民丛报》第14号刊载《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指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实事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征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釐然矣。故本社同志,宁注精力于演义,以恢     

明代小说观的跃迁

小说观是指作家对小说文体创作的认识。明代是中国古代小说的绚烂期 ,比较分析《三国志演义》到《水浒传》、《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说作家的小说观 ,可见作家越来越摆脱史实而走向虚构想象 ,越来越摆脱英雄传奇而走向百姓世俗生活。小说是一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文体。读者的小说观并非和作家的小说观一致     

罗贯中《三国演义》原本探考

罗贯中《三国,演义》现存最早的刊本是明弘治甲寅蒋大器序、嘉靖壬午张尚德序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个本子是否为罗氏原本,近年来人们的看法是很不统一的。我认为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罗贯中的原本,这是从它本身就可找到确凿证据     

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下）

三今所见《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明嘉靖壬午(一五二二)刻本为最早,其大名如此,《百川书志》卷六《史部·野史》下著录同,晁氏《宝文堂节目》《子杂类》作《三国通俗演义》,《古今书刻》著录有都察院刊本《三国志演义》,则“演义”之名,当为罗贯中首创。《后汉书·周党传》:“文不能演义。”《文选》十潘安仁《西征赋》:“晋演义以献说。”李善注:“《小匹》曰:‘填,广、远也。’”清汪瑔《旅谭》卷一:言坊间诸《演义》,举《西征赋》此文,谓“演义字殆出于此。”其说是矣,而来尽也。寻后世以演义名书     

从三国史看大众对历史经典的演义、戏说与颠覆

三国时期,群雄割据,政权对峙,正统纷争,这对史学家建构信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沧海横流、英雄辈出的时代,却恰恰为区别于主流学者研究的大众文化理解和叙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是此,尽管《三国志》、裴注与《资治通鉴》提供了关于三国时期精英文化的信史范本,但广大民众却按照自己的理解与需求,脱离开精英文化主宰的主流知识话语系统,演义、戏说甚至解构着历史经典。宋元的讲史、平话与《三国演义》,演义了三国的历史,表达了古代民众的历史想象;新时期影视剧的戏说三国,则成为影像时代大众的历史快餐;而网络文化时代愈演愈烈的大众恶搞却已发展为彻底颠覆经典。梳理这些不同时期大众对历史信息的接受和叙说方式,可以清晰地展现史家经典的历史遭际和代表大众的亚文化的成长及问题,这有助于我们体认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勘测社会文化史的流变。     

文学再创作的启示

第一次把铜雀台与赤壁之战联系在一起的是晚唐诗人杜牧笔下的《赤壁》,它既是文学创作,更是文学的再创作。罗贯中编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毛纶、毛宗岗改编的《三国演义》里的“智说（激）周瑜”,就是文学再创作的不断升华;而且小说中人诸葛亮的蛊惑煽动与添枝加叶地背诵《铜雀台赋》,还是在杜牧文学再创作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再创作。小说与...     

论《三国志》与《三国志演义》文化意蕴的传承性

陈寿的《三国志》不仅是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的史实渊薮，而且是其化意蕴的渊源之一。在建构君臣关系的理想模式，揭示国家兴亡在“民心”、“人才”的社会规律，弘扬布衣将相的奋斗精神等深层化意蕴方面，二一脉相承，遥相呼应。从中可透视传统化的主旋律及士人群体化心态的相通性。     

朝鲜早期史书辨析

通过对朝鲜早期史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内容的详细的统计和考证可以发现古籍中所提及的“古记”、“乡传”并不是某种特定的史书,而是早从三国时期就出现的数量繁多的史书的通称;这些史书又可分为专门史和通史两大类,其中通史系统源远流长,在三国、统一新罗和高丽初期历经三次大规模改造;“旧《三国史》”是否是三国综合通史的问题目前只能存疑。     

三国故事传播史述论

三国故事的漫长传播史,经各类传播方式长期参与,由历代文人撰述与丰富的民间记忆共同构成。三国故事传播史多元并存的独特结构,是孕育培养《三国演义》的文化沃土。然此杰出的古典长篇小说,亦属三国故事漫长流播史的环节和支脉,而非三国故事漫长传播的最后定本。     

三国惑乱遗至今——传统观念在当代《三国演义》评论中呈现出的非理性现象

在感情倾向上具有强烈善恶观的部分《三国演义》评论者,其理性认识和学术研究理念的公正性,常常被《三国演义》中儒家性善观、封建正统观所禁锢。非善即恶的道德倾向性使当代学者在评判《三国演义》时,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描写上的历史局限性缺陷,更多的是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春秋笔法来进行回护性批评,这使学者在论著中引用的论据往往与其文中的结论相互抵触。     

朝鲜三国时期的散文辨析

朝鲜三国时期有两篇代表性散文:《贻汉将书》、《花王戒》,对其语言、文体和对朝鲜文学史的意义提出新的判断很有必要;同时还发现禄真的一段文字是一篇尚未引起注意的赋,也具有重要的文学研究价值。     

“三国戏”与《三国演义》的传播

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刊行之后,“三国戏”主要以小说为改编蓝本,人物与情节都与小说极为接近,特别是通过著名演员的精彩表演,“三国戏”中的人物形象给接受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都对三国故事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三国戏”与小说文本毕竟存在着不少差距,尤其是全书的整体结构与某些细节难以如实表现,因而对《三国演义》的文本传播又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使小说的文本传播与“三国戏”同步发展,是我们应当考虑的现实问题。     

《三国史记》夫余史料解析

朝鲜史书《三国史记》涉及的26条夫余史料,对夫余历史研究的价值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利用这些史料研究相关的夫余王,如大致推测带素的在位时间、夫台与尉仇台的关系等;二是《三国史记》采自朝鲜古籍的相关史料,可与中国正史中的一些史料互为补充,它对夫余王系研究具有一定价值;三是这些史料对夫余与周边民族关系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伪齐刘豫被废原因考辨

关于刘豫被废原因,史书论述不一,有人认为刘豫被废是“宋人施行反间”的结果;有人认为是宋人以向金称臣为条件与金人所达成的“幕后交易”;有人认为是刘豫对金已经无用因而被废,等等。实际上,上述三种说法都不是刘豫被废的主要原因。刘豫被废,主要是因为刘豫被金人拥立为伪齐皇帝以后,卷入金朝派系斗争之中,得罪了宗翰一派以外的大臣,特别是得罪了完颜昌、宗磐一派人物,等到宗翰一派失势,宗磐、完颜昌一派掌握了朝中主要大权的时候,刘豫灭亡的命运就无法避免了。至于“刘豫对金无用”的说法,不过是金人废弃刘豫的一种借口而已。如果说金人的这一借口在金人废弃刘豫的问题上也起到一点作用的话,那也是与“宋人施行反间说”和“宋金幕后交易说”一样,最多不过起到一些加速的作用而已,绝对不会起到决定作用。     

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比较批评

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成功地运用了比较批评的方法。他把《三国演义》与历史著作、唐宋诗词、元曲等进行比较,揭示了《三国演义》艺术上的独到之处;把《三国演义》中人物与历史人物进行比较,说明了《三国演义》人物刻画的突出成就;把《三国演义》本身的人物、情节等进行比较,或探讨了《三国演义》人物的鲜明个性,或阐释了《三国演义》情节的"特犯不犯"。这样独具特色的比较批评,对读者深入理解《三国演义》的思想和艺术、后人的小说批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裴注《三国志》韵式研究

裴注《三国志》为史学之典范,其中含有大量的韵语材料。本文以裴注《三国志》韵语为研究对象,剖析了与诗歌相比,散文的韵式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