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才常的维新思想

唐才常在戊戌维新时期形成了自己的维新变法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与外交等方面,改变了湖南社会风气,给后来资产阶级以精神上的武器。在政治上,唐才常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君主独裁,呼吁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主张设议院,立国会。认为民权与民主的实现,不在遥远的将来,而是现世的事。由于改良派自身的软弱,他主张“顺而易”的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道路。在经济上,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工商富国,主张农工商并重,建议修订可行之法,主张扩大对外贸易;为了防止白银外流,加强货物流通,力主改用银钱,自行铸造。在文化上,对封建文化、纲常伦理进行猛烈抨击,认为时文是一种流毒,主张广立天文、算学、武备格致诸科,以奔走天下士,民智乃能聚开,人才乃能聚起,国权乃能抵拒,不蹈北洋前此有名无实之弊。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各国交往,加强交流,反对对外盲目自傲和自卑自贱,主张不卑不亢,平等与各国交往。在军事方面,主张兵农合一,立府兵。赞赏欧洲各国兵制,认为西方养兵扃非中国之有名无实。并参照西方兵制,从选将、练兵、陆军到海军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军事改革方案。     

维新变法研究中有关“变”的几个问题——兼论维新变法的复杂性

“变”是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维新变法期间关系到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百年来维新变法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维新变法时期“变”的问题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看来不甚理想,还有不少模糊的、简单化的观点有待澄清和深化。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维新变法的复杂性,提出：“变”是甲午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议题,统治集团中的主要人物都在开始思考变法的问题;变法中的两派斗争不是“变”与“不变”的斗争,而是谁来变、怎么变以及变什么的分歧;对变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主要不是康有为、梁启超等没有实权的下层官员和知识分子,而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及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百日维新”只是变法中的高潮期,不应理解为变法只进行了一百天,百日维新之前和之后的变法活动应该联系起来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更好地理解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清王朝为什么会灭亡,并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教训     

近代湖南维新派人物群体经世观的主要特点论析

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近代湖南人物群体对传统湖湘文化经世致用学风既有继承也有发展,他们以今文经学为武器,将变法与经世结合起来;既注重宣传,又躬行实践,将理论阐发与变法实践结合起来;他们提出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社会风俗习惯上进行变法维新的主张,因而其经世内容非常广泛;在改良失败时,他们不怕流血牺牲,断然倡言流血革命,以唤醒世人的觉醒。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与他们的先辈们一些不同的特点。     

维新变法时期的袁世凯与康有为

维新变法时期，袁世凯的思想与康有为的思想有许多相似或相通的地方。袁世凯曾是康有为变法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他在变法关键时刻对康有为的背叛，有着种种主观和客观原因。     

康有为今文经学的嬗变与维新思想的形成

康有为今文经学“通经致用”的特质是近代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重要标志。面对汹涌而至的东传科学，古老的中华文明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近代中国的设计，不管是在思想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清末民初，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的嬗变经历着痛苦的挣扎与艰难的抉择，可以窥见近代中国维新变法的时代必然性，其“经世致用”的价值指向也促成了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     

维新变法——人的现代化工程的启动

人的现代化是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关键 ,是现代化最深刻的层面。维新变法是近代中国第一场人的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 ,严复的“三民”说 ,梁启超的“新民”说及康有为“以群为体 ,以变为用”的思想有比较完整的论述。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提倡兴西学、废科举 ,宣扬民权 ,批判君主专制等人的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并大胆地进行了实践尝试     

吴汝纶与维新变法思潮

吴汝纶虽然在某些具体主张上与维新思潮不谋而合,甚至有超越维新思潮的地方,但从本质上分析,吴汝纶与维新派属于不同的政治阵营,吴汝纶属于维新派或者吴汝纶赞同维新变法的判断均不能成立。     

皮锡瑞维新变法思想新论

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一生究心于学术与政治的完美结合，他阐发义理思想，宣扬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摇旗呐喊。他主张振兴孔教以文明排外，同时，力倡有用之学，主张调和中西，强调不必尽从西法。与康有为、梁启超相比，皮锡瑞的维新变法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也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探寻——从维新变法看中国现代文学变革的趋势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学界普遍认为始于五四文学革命,但是近年来国内外有关学者通过多方面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纵观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的历史进程,处在世纪之交的戊戌变法运动有鲜明的时代意义,它的出现对于文学的变革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探究这一时期文学变革中所蕴含的现代因素不难发现,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至维新变法是有依据的,并且能更进一步拓展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     

用爱国主义精神塑造跨世纪人才

对大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关系到能否培养出一代思想品德过硬、业务能力强的跨世纪人才的问题。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有三个重要环节。首先是在教学中使学生受到充分的爱国主义的知识和思想教育;其次是在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中陶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第三在专业思想教育和毕业教育中,使爱国精神转变为实际行动。     

左宗棠经略西北时期的人才群体

清同光年间，西北局势危急，左宗棠衔命西征。他延揽精于兵事、饷事、吏事的各类人才，建．构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卓越的人才群体。这个具有合理结构的人才群体襄助左宗棠经略西北十余年，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皆有建树，极大地影响了西北近代化的进程。     

论古代常德沅澧人才群体的形成和特点

彭头山人和城头山人创立了常德远古时代领先的农业文明和城市,善卷在转向文治的德文化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楚人大量进入常德后,使常德在德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惟楚有材”的格局。至明代,沅澧流域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常德古代人才群体的高峰,并为常德近代以来人才群体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论传统儒学与刘光弟的政治活动

刘光弟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维新志士,也是一位清正廉明、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封建士大夫。他的政治思想明显带有西方资本主义的特点,但就其思想基础而言,仍是传统儒学。     

试论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群体的形成

近代宁波籍工商人才的崛起，是近代中国工商界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从社会历史环境和群体特征诸方面分析近代宁波工商人才群体在近代中国险恶的社会环境和激烈的商界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各种因素，足以肯定宁波帮为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     

高校创新人才群体绩效测评模型的设计

根据绩效函数构造了高校创新人才群体测评模型,并从群体人才配置及相互影响的角度设计高校创新人才评价指标,为研究高校创新人才群体配置效率提供基础,并运用DEA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以鉴定各个人才群体配置是否合理,从而对人才群体进行协调优化配置。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是长期形成的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与传统的忠君思想能够取得一致。屈原是爱国的 ,但也是忠君的。他的忠君思想是建立在他对楚王以及以楚王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批判基础上的 ,与他的爱国思想构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

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体现在他的“美政”理想上；其次表现为与党人群小的坚决斗争；第三，表现为对故土、故都的依恋；第四，表现为重视人民群众的民本思想。屈原的爱国思想和“忠君”是密切结合的，这是他的历史局限。屈原爱国思想的形成，既有当时的客观条件，又是他主观修养的结果。     

基于系统观的研究型大学人才群体效应解析

研究型大学人才群体的优化以个体的优化为基础,人才群体优化又反作用于人才个体,促进人才个体的成长和发展。研究型大学人才群体中存在集聚效应、规模效应、种核效应、纳同排异效应、杂交优势效应、开放效应、非均衡效应、梧桐树效应等八大人才生物场效应,每种效应对研究型大学人才队伍建设都有积极意义和启示。     

论群体心态与民主政治的关系——一个民主政治研究的新视角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然处于一个探索阶段,仍然十分容易以一种群体行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支配与控制群体行为的群体心态是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由于小生产方式基础上形成的群体心态具有浓烈的乌合之众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摈弃小农意识.     

运用百色起义革命精神 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把百色起义革命精神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开展深层次的邓小平理论教育，把爱国主义教育的感性活动上升到树立科学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性高度，积极引导学生将爱国主义精神转化为爱山区、爱农村、爱少数民族，扎根山区，艰苦办学的实际行动，使爱国主义教育步步深入，卓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