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记忆、祖源叙事与文化重构：永胜彝族他留人的族群认同

他留人是居住在滇西北永胜县境内的一个特殊族群。作为一种重要的集体记忆,民间传说与族谱、碑刻不仅成为他留人祖源叙事的重要文本,也成为社区成员维持、重塑村落与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重要方式,反映了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族群认同。在当代社会变迁中,村寨知识精英及地方政府通过有选择的行为实践重构了地方社群的传统仪式与节日空间,彰显他留人独特的文化特征与族群边界,由此强化他留人的祖源记忆与身份认同。然而,他留人的历史记忆和祖源叙事并没有呈现出与族群认同相对应的关系,从而体现了他留人族群认同的"地方性意义"。     

“归族识别”后克木人的认同与发展

克木人的自我认同建立在原先长期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傣泰族群对其“认异”的历史记忆上,其族群边界在自我认同——被认异——强化认同的过程中建立并得到强化.突如其来的“归族识别”的强势介入赋予了克木人一个新的族属:布朗族.这一新族属在政策语境中与自我认同和社会定义间互动博弈,给克木人带来了身份认同与发展的双重困惑.随着特殊扶持政策的推进,“我们是谁”成为克木人在社会、经济以及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个绕不开的心结.而“族”的隐喻与“人”的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统一?或许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共同记忆塑造与清王朝“中国认同”建构

历史记忆在特定社会体制和文化传统中产生,存在于叙事和学习等社会互动中,历史记忆蕴含着国家、民族的政治文化体验和共同情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赖以形成的根基。清朝统治者在将清王朝凝聚成地理的、政治的、文化的共同体并进行有效管理的过程中,把自己理解为一个涵盖全体(即“中国”)的身份认同的一部分,继承并发展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认同”意识,接受、吸纳域内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穿越和打破王朝内各族群文化界限,整合王朝历史记忆,完成清王朝“中国认同”的内涵建构。因此,阐释清朝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这对当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

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问题是当下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文章主要运用社会记忆和族群认同的有关理论,结合相关的文献与田野调查资料,从英雄祖先记忆、家族祖先迁徙记忆与苦难记忆等方面对（亻革）家人的族群认同进行了诠释。（亻革）家人的社会记忆对其族群认同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记忆体系不仅是强化族群自我认同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区分、标识族群之间和表达其族群认同的特殊＂历史叙事＂方式和媒介。     

民俗变迁与族群发展——广州世居满族的宗祠祭祀

广州世居满族是珠三角地域的重要族群之一,他们曾在广州城内修建了八座满族宗祠,其特征与功能均与汉族宗祠存在较大差异。八旗官员修筑宗祠是希望通过强化满族官兵的祖先观念和族群意识,将之作为八旗军营中的军事、行政管理体系的一种有益补充;辛亥革命后,满族民众利用宗祠祭祀建构关于落广祖的历史记忆、增强族群的认同和凝聚力,宗祠祭祀成为他们在广州社会进行文化重构的重要手段。     

先周族的迁徙路径与文学书写

先周族的迁徙史巫史交织,史事中有缘饰巫风,传说中有史实素地。先周族起源地的学术史梳理重在由探寻“邰”的地望,扩展到先周族在泾渭之间活动范围的圈定。从诗性逻辑看,先周十五王“失其代数”是带有选择性的历史记忆,“弥补代数”则是后世在接受中不断重构的历史。在周族血缘祖先不窋前史模糊时,迁徙地便成为记忆的线索,不断徘徊在族群记忆中的空间场域,成为了先周族迁徙路上不断复现的精神密码。在族群迁徙史上的祖先伟迹、地理印迹都熔铸在族群的文化记忆里,带有群体身份认同的色彩。诗、史书写中选择性的话语权主导着记忆的走向,这可以看作西周政治话语权抟铸而成的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共同体书写,即虚实参杂的叙事逻辑,恍惚无征的话语表象背后,一统的观念与思维模式调控了先周族书写的“宏大叙事”,而民间叙事文本与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缺席,使先周族的“宏大叙事”成为可能。     

族群认同与文化建构——辰沅流域瓦乡人盘瓠神话的人类学考察

文化表征是重要的族群边界,也是维持族群边界的主要因素.瓦乡人及其民族精英与地方政府对盘瓠神话进行的既有别于苗族又依附于汉族的文化建构,呈现出他们内心亦苗亦汉复杂纠结的情感,说明族群认同既是强势与弱势力量互动变迁的过程,也是“边缘”力量和“中心”力量共同建构的结果,更是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历程.在现代社会,族群认同是复杂的,只有在动态的文化情境中考察族群的边界及其维护才能明确族群认同的实在意义.     

民族志动画中的跨越“在场”与记忆“再现”——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的实践反思

文化记忆是一个民族凝聚群体、实现文化认同的重要内核,其中族群仪式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化行为深嵌于特定的社会情景场域,对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构筑起到关键作用,一直是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民族志动画通过一套特别的视觉媒介符号体系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呈现,在表达回忆、经历等抽象经验方面可跨越“在场”时空屏障,为新时代的影视人类学提供新的范式实验和新的模态可能。基于湘西苗族仙娘仪式影像实践,通过与文化持有者开展互为主体性合作和反身性对话,可生成饱含原住民真切情感的民族志动画影像文本,在影像志的“抒写”中实现仪式记忆的“再现”与族群文化记忆的表达。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基于青海省河南蒙旗民族语言认知选择的研究

现代化过程中族群文化重构与民族自我认同加强是民族文化自觉的表现。维护民族主体性的文化要求中所体现的族群性与国家认同并非对立关系,各民族文化重构过程与民族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具有同质性,有着共同的目标及能动性结果。各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自信宏观叙事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框架下提供了国家认同的前提与保证。     

族际社会中的族群与族群认同--以俫人为个案

“族群边界”理论认为造成族群的是“边界”,它产生于族群互动的过程,是族群的主观认知和选择,并以此区分不同人群。以侏人为例,他们通过对祖先记忆的诠释而形成边界,实现族群认同。“边界论”立足于主位视角,重视动态过程,与“客观特征论”用客观特征来判断族群身份的静态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族群认同的构建因素——基于对鹤峰县平山村的调查

通过对平山村的族群认同、家族认同、国家认同的调查,分析在族群认同中历史记忆、血缘因素、社会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揭示出族群认同的灵活性。     

华侨华人的春节集体记忆与共享价值观——基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田野观察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具特色的传统节日,承载着广大中华儿女厚重的集体记忆。春节庙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缘起和发展,源于华侨华人的文化自觉、中国的和平崛起和当地多元的文化氛围。参与主体多元化、春节文化符号场景化和记忆媒介实践多维化使春节成为当地民众的共享节日,这形塑和重构了华侨华人群体和阿根廷民众共同的集体记忆,促进了文化交流交融。春节庙会不仅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也是中国和阿根廷实现价值观共通共享的过程。春节庙会传续和弘扬了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推动了以团圆为核心的家庭价值观在国家之间共通,以“和而不同”为代表的文化价值观在群体之间共享。春节集体记忆是华侨华人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来源,亦是推动族群价值构建的重要途径。     

少数民族图腾文化重构与启示——对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人类学考察

畲族图腾文化重构在当代引发重大争议,现状如下:第一,认同"盘瓠崇拜"是畲族唯一图腾崇拜;第二,批判"盘瓠崇拜",回避和淡化对图腾崇拜问题的讨论;第三,承认"盘瓠"和"凤凰"的双图腾崇拜,认为当代应主推"凤凰崇拜";第四,无"盘瓠崇拜"或"凤凰崇拜"的争论与困扰,直接重构"凤凰崇拜"。考察畲族图腾文化重构的现状与趋势,得出如下启示:第一,族群图腾文化重构从未停止,在当代有加速之势;第二,群体创伤记忆对族群图腾文化重构影响深远;第三,图腾文化对族群认同的决定性作用正在改变。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对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作为电影总体音乐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少数民族电影音乐除具有深化剧情内容的作用外,其深层内在结构在于对整个族群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从民族历史叙事、民族情感呈现和民族形象塑造三方面不断对族群成员的民族心理、自我认识和族群记忆进行重构,以实现个体对族群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族群认同视域下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

闽南族群的跨境迁移已历千年,已然成为东南亚华人华侨重要的地缘分支之一。从族群认同视域探讨闽南族群跨境迁移中闽南方言在族群认同中和文化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闽南方言的认同功能与其交际功能、文化功能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与长久维系闽南族群认同、构筑“一带一路”心相通、保护闽南方言资源等休戚相关,应加快闽南方言的跨境传播研究,维护闽南族群的母语方言,以更加智慧、柔软的方式维系族群认同。     

族源神话的展演及其象征性——白依人历史记忆的器物承载、身体实践与仪式操演

历史记忆是一个族群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并逐渐为本群体所共享的文化意识。居住在滇西鹤庆县六合乡境内的白依人是一个彝族支系。作为一个无文字族群,白依人族源神话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服饰、乐器、舞蹈、古歌、仪式等方面,这体现了祖先的影响在现代社会中延伸。社会生活是族群历史记忆在世代中展演的舞台。历史记忆在日常场景中通过器物、身体实践和仪式操演的象征性重构,表现出族群试图建立一种与祖先相互关联生活方式的期待。     

村落历史想象与族群意识建构——以都柳江下游葛亮寨孔明信仰为例

自清代都柳江河道疏浚以来,人群流动日趋频繁,位于都柳江下游的葛亮寨因商业化发展吸引了不少移民经商定居,其中包含了部分由都柳江上游及支流迁徙至此的苗民和侗民,其族群身份与认同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复杂性与模糊性。文章以葛亮寨的苗侗移民为着眼点,探讨其如何经由对孔明这一形象的演绎重构"村落历史",并透过一系列仪式实践建构和表达"我群"身份认同,进而将文化带入族群问题的讨论,试图说明族群意识的形成既与社会历史过程有关,同时也是文化创造与重构的动态过程。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探微

缅北跨境民族之族群认同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分别呈现如下特点:疆域分离、极力恢复重构,接受变更、试图融入重构,融入失败,致力自主重构。缅北跨境民族之汉族、佤族的族群认同重构史表明:其族群认同之发生动因原生与社会建构并存,除主体孤立、自发、主动完成,社会交往中的族群互动导致的被动建构也客观存在。其族群认同之形成依凭民族主义与工具主义并存,除历史文化、血缘情感因素外,现实政治、经济利益需求因素也关涉其中,是特定背景下的历史选择与现实需求合力。     

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民族、族群认同

中国赴韩朝鲜族劳工群体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跨国族群认同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通过实地调查分析发现, 赴韩国务工的朝鲜族的认同呈现国家认同在加强、民族认同在清晰、跨国族群文化认同在增强的特点.影响国家认同加强的主要因素是制度性适应的困难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影响民族认同的主要因素是业已形成的群体差异和社会适应的困难,影响跨国族群认同的主要因素是韩国文化辐射力的增强.研究表明,如何应对跨国族群文化认同将会成为跨国民族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地域社会史研究中的族群问题——以“潮州人”与“客家人”的分界为例

饶宗颐教授在倡导潮学研究时,实际上把“潮州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潮州地区的人文现象,而非与“客家人”相对应的另一方言群体(即现代所谓讲“潮州话”的人群)。这样的论说,蕴含了有关地域划分与族群分类关系的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潮州人”从来没有作为一个与“客家人”相对应的概念被使用;族群问题的核心是文化或“教化”,而不在于血统。与“身份”和“认同”有关的社会心理内容,在关于移民社会的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客家”或“福佬”作为“族群”存在和繁衍的缘由,并不在于其自然意义上的“血统”的正统性或纯洁性,而是植根于语言、民俗等文化方面的基础;所谓“族群”的认同,实际上是“文化”的结果。饶先生所表达的有关族群分类的观念,是以对地方社会历史变迁的高屋建瓴的把握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