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早期诗歌中的思想艺术倾向

闻一多早期诗歌中的爱国思想与唯美倾向，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给他打下的烙印，“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倾向不仅常常使诗人走入政治的歧路，而且又损坏了他的艺术追求。在爱国主义和现实生活的教育下，诗人自觉不自觉修正艺术上偏向，不断爆发思想和艺术的光彩。这一段经历为他下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晚年的闻一多，终于以他的生命写下一首壮丽的诗。     

抒发真情 追求真我─—谈李白诗中的“真我”特色

本文从诗歌要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这个角度出发，论述了李白诗中独特的“真我”特色。他的饮酒诗与妇女题材的诗歌更是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社会生活，表现了诗人各个时期的思题感情，具有“真我”的诗人风采。     

卓越的诗才与自觉的选择─—罗门诗片论

卓越的诗才与自觉的选择─—罗门诗片论刘扬烈许多诗人和诗评家都盛赞台湾当代诗人罗门是“诗坛重镇”、“当代中国诗坛都市诗与战争主题的巨擘”，是“在文明塔尖上造塔”的诗人。他最有“灵视”，透视力极强，能掌握永恒艺术“最内里最震撼的那刹那脉动”，又有“将太平...     

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两个版本《国朝诗别裁集》比较中的清代诗史案研究

沈德潜在遴选清代前期诗歌时,十分强调“诗中有人,诗外有事”。得到其特别重视的“贰臣”诗人的入选作品尤其体现了这一原则。通过这些诗人及其作品,也可见清代诗歌创作与时势人心的密切关系,而诗史互证、以诗见史、因史明诗,则为清诗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生命之春在艺术 艺术之美在永恒──叶芝《驶向拜占廷》与济慈《希腊古瓮颂》主题之比较

论文对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伟大代表叶芝的代表作《驶向拜占廷》与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伟大颂诗《希腊古瓮颂》的思想内容进行分析比较，认为，《驶向拜占廷》描写了“生命之春在艺术”的主题，《希腊古瓮颂》唱出了“艺术之美在永恒”的基调。两首诗所揭示的“生命──艺术”的不同主题在“永恒”中得到统一。这是两位诗人从悟解人生命运的角度所作出的对生之极致──死亡的赞美，也是两位诗人追求人生的自我完善之表现，是他们从诗人的思考方式出发解决人生问题的最好范例。     

一个杰出的资产阶级诗人——谈谈徐志摩的评价问题

如果说徐志摩是资产阶级诗人,大概没有人反对,但是进一步问:徐志摩是怎样的资产阶级诗人?回答就很不一样了。有的认为,徐志摩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诗人,说:“徐志摩的诗较之胡适的诗有更恶毒、更迷人的地方。恶毒在于他的诗的思想,迷人在于他的诗的艺术。”①也有的把他说成是资产阶级革令民主主义诗人,认为他的诗“有三条积极的主线: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②还有的说,六十年来“中国只有三个半诗人”,徐志摩是其中的一     

浅谈现代诗歌的节奏旋律美

音乐美是构成诗美的重要因素之一。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说:“声音和思想有关系,二者和它们所再现的对象也有关系”,“因此,诗人的语言总是牵涉着声音中某种一致与和谐的重现,假若没有这种重现,诗也就不成其为诗了”。美国评论家爱伦·坡指出:对于诗歌来说,“音乐是如此重要的一个附属物,谁要谢绝它的帮助,谁就简直是愚蠢”。中国的现代诗歌冲破了旧诗僵化形式的束缚,不讲究平仄对仗,也不要     

新时期“归来”诗歌的创作母题与抒情人格

在新时期“归来”诗歌中，有两大母题：“我不怨恨”与“我不忘记”，分别以梁南、邵燕祥和流沙河、公刘为代表，其间不仅能反映出他们诗歌鲜明的个性与艺术特色，而且集中体现了“归来”诗人不同的人格和思想风貌。但对祖国、人民、生活和时代的酷爱，却是他们心中共同的并且至为强烈突出的精神意向，同时，由中也透露和揭示出他们的歌唱之所以成为新时期诗坛最强音的根本秘密。本文通过比较，从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事实，在对其各自作品具体分析的基础上，也指出：由于它们的思想内涵与艺术风度的区别，这些作品也非常显明地展示出诗人自己抒情人格的差异，而这，对于同样优秀的诗歌创作所获成就的影响，也绝不是无足轻重的。     

简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诗

尝试期的新诗做为旧诗的否定物,其共同性是突出的。在初步解决了“新”“旧”对立之后,新诗作者们一旦把提高艺术质量置于日程,新诗领域就开始了多元分化。这种分化首先显现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诗人群艺术追求上的各有侧重。前者强调诗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后者强调诗是诗人内心要求的表现。前者强调诗人情感的普遍性和引导人类“向善”的作用;后者强调诗人情感的独特个性和写作的无目的性。前者注重真率、质朴;后者注重发挥想象,追求艺术美的创造。前者沿着诗体解放的路子,着重探索诗的散文美;后者把音乐性当做诗的要素之一,开始探索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统一。就其对早期白话诗的态度来看,文研会诗人群是以肯定的态度发展和推进了它的成果,创造社诗人群则是以不满的态度矫正和超越了它的不足。这两个诗人群在对峙之中又存在着互补互渗的关系,尤其是郭沫若《女神》的浪漫主义精神,不但贯穿在创造社诗人群中,对于注重现实主义精神的文研会诗人们也颇有影响。     

《唐诗艺术技巧分类辞典》序

文艺作品由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两个方面所构成。不朽的文艺作品都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体。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文艺常识，但由于极左思潮的长期作祟，重内容轻形式、重思想轻艺术竟成为风靡许久的时尚。比如，一提杜甫，便推崇“三吏”、“三别”，肯定诗歌的“人民性”、“忧国忧民”之类；一提白居易，就推崇《卖炭翁》、《杜陵受》，肯定诗人讽谕诗的深刻思想性。而作为诗人，杜甫、白居易在具体诗作中所表现出的艺术才华、艺术造诣、艺术技巧究竟如何，却往往置之于不顾了。于是，在我们以诗著称的国家里，竟…     

论王维诗中的“动”与“静”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①大凡有作品传世之诗人词人,都各有自家之内在精神,笔下也当各有自家境界而不相杂混。王维诗中动静相衬造成的意境美,就是他在艺术上有别于其他诗人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王维诗中的“动”,主要在他前期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行神如空,行气如虹”②的“劲健”之美。此时,诗人已开始注意到以静衬动的艺术辩证法的运用。王维诗中的“静”,则主要表现在其山水田园诗中。这时,诗人对以动衬静、静中有动的艺术辩证法运     

论张承志、张炜及阿来小说的诗意叙事

诗和小说在叙述上是相通的。“二张”和阿来以诗人的气质进行小说创作,让诗和小说达到了灵与肉的真正统一。他们对民间文化的熟稔加强了这种融合,其小说的诗意叙事使小说拥有了一种精神,换言之,诗人的梦想在小说中得以实现。3位作家通过不同的意象进行艺术构思,让小说的叙事空间在诗意氛围里得以拓展。     

谈诗的构思和典型化

写诗,和从事其他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样,总得先进行构思.诗的构思,是指诗人在酝酿诗作时认识客观生活并给予艺术反映这一积极的形象思维过程.有人把写诗比喻为造房子,造房子应该先有篮图.诗的构思就是遵循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绘蓝图”.诗歌的成败得失,往往取决于构思的优劣.诗的构思,是建筑在诗人对社会生活有了真切体验和感受的基础上的.拿当代诗歌创作来说,诗人们生活在伟大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四化建设,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激励着诗人.同时,社会上仍然有不合理的现象,有逆流和阴暗面,     

情与意:艺术本体论辨识

在对于艺术本体的认知上,有“唯情”和“唯意”的两种观点的尖锐对立。现代艺术的危机表明,艺术“唯意”或“唯理”只能是死路一条。中外传世经典文学艺术作品都是情意互证两不偏废的。从禅宗“情法”互证的认知方式来看,艺术的本体为“情道合一实相”。     

论杜甫的经学与诗学

在杜甫诗歌的接受史上，对其诗歌“难度”的指认由来已久，但相关研究和诠释尚不多见。事实上，杜诗之所以难读，盖因其诗中有“学”,诗中有“道”,诗中有“神”;这三点，恰好对应着杜甫作为学者、儒者、诗人这三种文化身份。学者杜甫虽不以经学立身，却有着深厚的经学修养；儒者杜甫的圣贤志向和醇儒抱负，成就了杜诗的思想深度和诗学高度；诗人杜甫则“经学与诗学并重”,通过“以《诗》入诗”“经史并用”“以道运诗”的诗学创造，开出了一个崭新的“诗世界”。杜甫的儒教信仰和儒道实践，是他的诗歌获得“神理”并被后人师法的关键；而杜诗的“经典化”之路，因为伴随着中唐儒学复兴和北宋理学奠基的全过程，故而比任何一位古代诗人都更具“经学化”的内涵和思想史的意义。     

论刘商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中唐诗人兼画家刘商与王维的家世、身份、经历近似,且审美观念趋同,因而刘商在诗歌艺术上能主动学习王维,二人诗歌的意象、意境、句式与韵律有不少近似之处,均具诗有画境的特点;二人都善于用画家之锐眼“取象”,在诗中以散点透视法“经营位置”,将线条与色彩巧妙搭配,使诗作富有画面感。刘商继承王维的诗歌艺术,并有新的探索,他是王维诗歌接受史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惠特曼诗歌的思想特征

惠特曼的诗具有崭新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思想特色。本文就惠特曼诗歌“自我”和“民主自由”两个方面的思想特征展开论述,透析“自我”乃是诗人对人民的歌颂与热爱,而“民主自由”乃是诗人与人类社会共同的渴望与追求。文章以此为基点,揭示诗人的伟大不仅因为他是伟大的诗人,而且因为他是伟大的思想斗士。     

从两首诗看李瑛诗歌艺术的特点及其嬗变

李瑛,是我国当代“多产”而且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他前期的诗,大多是反映军队生活的。而要在军队生活中摄取题材,写出富于艺术特色的作品,几乎历来都是很不容易的。这主要因为军队生活表层的单纯,甚至近于枯燥,若没有灵心慧眼与真情挚爱,就很难于触动作诗的情趣,难于激发灵感。而李瑛在这方面,却创作出了许多新颖而富于艺术魅力     

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周作人与中国纯诗

20世纪20年代,周作人对象征主义“纯诗”的译介,是30年代“现代”诗人的中国纯诗运动的重要理论与艺术准备。他1919年所译法国象征诗人果尔蒙的《死叶》,在新文学的象征诗译作中,最早兼顾了生命质感与形式因素的完整性。之后,他不断修正自己早期的平民化艺术观,主张新诗要把现代中国人“在忙碌的生活”中“浮到心头”又“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幽微而深邃”地表述出来。周作人对象征诗艺的兴趣,是中国纯诗最早的个人与时代记忆。     

金石气同■桂气——谈顾炎武和吴嘉纪的诗歌风格

清初学者周亮工评论当时诗坛曾说:“国朝诗,推宁人、野人二家.”此说到乾、嘉时,被常州诗人洪亮吉推而广之,他在《北江诗话》中具体地指出:“顾宁人诗有金石气,吴野人诗有姜桂气;同时名辈虽多,皆未能臻此境也.”在《更生斋诗·论诗截句》里,他更进一步加以称颂:“偶然落笔并天真,前有宁人后野人;金石气同姜桂气,始知天壤两遗民.”宁人是顾炎武的字,野人是吴嘉纪的号,他俩都是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动荡年代中的杰出诗人,现存的《亭林诗》和《陋轩诗》是他们的思想和人格的具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