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松游小唱》看董湘琴的思想和政治抱负

董湘琴为羌族历史上一位重要诗人。光绪十七年(1891)应松潘总兵夏毓秀之邀,董湘琴赴松潘厅做幕僚,经松茂古道,"就所阅历,发为诗歌",创作出万言长诗《松游小唱》。诗中,诗人边走边吟,不拘形式,大胆创新,用新奇的体裁历叙川西松茂古道的地理地貌、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不仅展示了诗人卓越的才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了解董湘琴,对我们认识处于社会激变中的晚清知识分子有着窥斑见豹的作用。     

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兼谈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

《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创作的万言长诗,该诗在四川地方文学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都可谓沧海遗珠。《松游小唱》及其主人董湘琴的被发现,引发了世人的称道和学界的研究热情,5·12汶川大地震后出现了"董湘琴热"、探访"松茂古道热"。这首长诗属于标准的地志文学,是诗人对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文章以想象与意象地理中的《松游小唱》与历史中的松茂古道的地理文化内涵及演变为考察对象,探讨文学与历史、文学与自然地理的关系,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张起新著《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正式出版

<正>经过近五年的研究,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起先生的教育部项目"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董湘琴《松游小唱》校注、整理与研究"顺利完成,新著《<松游小唱>点校》正式出版。清末羌族诗人董湘琴的"小唱体"万言长诗《松游小唱》,是近年四川省在整理四川近代文学遗产工     

草树云山如锦绣——论《松游小唱》与川剧唱词艺术的共鸣

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松游小唱》的"小唱"唱词艺术,深刻反映了川西地方川剧对改造古典诗歌艺术的影响。本文从文本出发,分析了《松游小唱》在内容题材、艺术手法、雅俗结合、生活意蕴等方面和川剧的共鸣之处,说明了传统戏剧有着对古典诗歌改造的功能,而且不仅是戏曲对古诗的改造,同时这部长诗也是将民间小唱艺术和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重要尝试。诗人的这一次尝试,说明了在晚清社会将变的现实面前,诗变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论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史价值

羌族历史上的第一部长诗《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应邀入幕松潘时,对松茂茶马古道的山水风景、风俗人情所作的系统性的诗学描述。建国后虽由于种种原因湮没民间,但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歌的最后一首边塞诗和迄今为止唯一系统叙述松茂茶马古道历史的万言长诗,及其奇特的诗歌形式,亦应有其文学史的地位。《松游小唱》对于诗歌发展史和川西民族地区各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史料与文学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董湘琴的《松游小唱》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

羌族诗人董湘琴的<松游小唱>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岷江河谷雄奇险峻的山川、秀丽的风物、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民风民俗赋予<松游小唱>特殊的地域文化意义;同时,<松游小唱>又留存着、丰富着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特色.研究<松游小唱>,对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抢救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松游小唱》与松茂“茶马古道文化”

清代羌族诗人董湘琴的纪游长诗《松游小唱》展现了松茂茶马古道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诗歌虽曾口口相播,但范围局限于松茂古道沿途,时至今日,诗歌的价值已几近被历史所湮没,发掘、整理《松游小唱》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松游小唱》作为地方文化先贤的重要遗著,反映松茂茶马古道沿线羌藏回汉聚居地文化生存状态的宏大诗篇,也是应该予以保护的,并且极具发掘的价值和必要性。     

晚清爱国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的爱国情怀

诗人自古以情动人。晚清爱国诗人兼外交家黄遵宪热情投身国家之邦交，悲情于国家之衰败，激情献身中国之变法，为晚清情愫最为切切之人。1877年（明治十年）11月，29岁的年轻举人黄遵宪以参赞身分，雄心勃勃地随首任出使日本国大臣何如璋前往东京，此为破格提升。到1882年（明治十五年）3月调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其间在日本居留四年有余。此间黄遵宪着重研究日本历史，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史，后写成一部50多万字的《日本国志》。     

托物言志无限情──评丘逢甲的咏物诗

晚清爱国诗人丘逢甲曾创作二百多首咏物诗。甲午战争前写的咏物诗着重揭露晚清社会的假丑恶，歌颂真善美，抒发爱惜人才之情；乙未内渡后的咏物诗着重抒写爱国反帝之志和念台思乡之情，风格悲壮感人。丘诗之所以取得成绩，主要原因在于他继承了我国历代优秀咏物诗的传统，注重真实地反映现实和诗人的自我感受以及诗人不断追求进步、完善自我人品。     

论《楚辞》中“游”之抒情特质——兼及与后世游仙文学的关系

《楚辞》之"游",来自作者因主体情感抑郁而产生的行动,通过"游"可以纾解作者愤懑,"游"和抒情具有相互影响及互补关系。《楚辞》之"游",在汉代成为诗教传统下的言志抒情。楚文化本的浓烈抒情气氛,奠定了《楚辞》之"游"的原生抒情特质,显现出抒情诗人的主体性。后世游仙文学不仅与其有契合之处,亦继承和改换其抒情特质。     

《诗经·蒹葭》"遡洄""遡游"诂训

<诗经·秦风·蒹葭>有叠句:"遡洄从之,……;遡游从之,……".其中"遡洄"、"遡游"何义?二者的区别何在?自古以来,训释家大同而不确诂,小异而见矛盾.本文认为,"遡"当训本词本义:趋向、朝向."洄",逆流而上;"游",顺流而下."遡洄":指诗人朝着逆流而上的方向走去."遡游",指诗人朝着顺流而下的方向走去.     

中国诗坛现代精神的发轫——晚清留日浪潮与现代留日诗人

自晚清以来,中日文学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文化交流也不断增进。明治末期的日本社会的转型与晚清的留日浪潮孕育了中国诗坛的现代精神,也开启了现代留日诗人异域求学之窗,异域留学体验延续了晚清留日诗人的探索路线,构建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此外,现代留日诗人在诗歌中倾注了师法日本与鼓动革新的文化诉求。通过对明治末期中日关系的梳理,可以深入系统地诠释现代留日诗人沿袭变革的时代特质,彰显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原初养料与初始形态。     

从“炎陵文梓”琴看晚清湖湘女诗人的文化活动

陈昌凤是晚清时期的一位女诗人,著有《松荫阁诗存》。沈道宽是当时的社会名流,斫制了“炎陵文梓”琴。从沈道宽制琴到陈昌凤听琴,其关联人物众多,皆为当时活跃的湖湘文人。在晚清时期男尊女卑的社会形态下,陈昌凤等人作为“女流之辈”,能够参与到沈道宽等人的文化活动中,实属难能可贵。     

论王柏心诗歌的诗史品格

晚清诗人王柏心的诗歌体现了鲜明的诗史品格：记录战事的诗作记述了道咸之际清王朝分崩离析的危局,近于实录,具有诗史品格;记事名篇从生活细节中引发无穷之思,真实可感,同样彰显了诗史品格;读史书愤之作援古证今,借历史典故剖析时局,使其诗作获得了诗史性,在晚清诗坛堪称奇观。     

精神的徜徉——庄子与屈原之“游”的比较

庄子和屈原是最早借用“游”表示精神境界和审美观照的。庄子之“游”是哲人之游,更多地指向内在的超越与个体的自由精神;屈原之“游”是诗人之游,是基于现实的,伴随着真切的情感体验。二者有共同的生命性内涵,但又有明显的思想差异。     

李商隐开成、会昌之际行迹辨索——兼就江乡之游问题与吴调公先生商榷

关于李商隐江乡之游争论的由来李商隐与刘蕡“黄陵别后春涛隔”的江乡之游发生在哪一年?这已成了今天玉溪生年谱里引起争讼的一桩公案。辩明义山生平中这一段行迹,不只关系诗人此时的交友出处,并且涉及诗人赠、哭刘蕡五首诗的正确系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对于商隐政治倾向的判断。自清乾隆年间冯浩所著的《玉溪生诗集笺注》首先提出义山在唐武宗开成、会昌之际     

陈氏注骆新解三题

初唐诗人骆宾王由于随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加之史载不详,历来对其多有褒贬。晚清学者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陈氏解读骆宾王主要体现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古典解释学原则,而当今学界尚未从此原则出发论证陈氏注骆与骆宾王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从心理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窥探诗人心志,钩沉古史,可知骆宾王并非诸如历来对之持有非议者所言之＂薄幸＂、＂无行＂,反而是个性耿直,一身正气,铮铮铁骨,堪比义士。     

王树楠题画诗的生命忧思与文人趣味

王树楠是近代“河北派”诗人群体的重要人物。学诗从黄庭坚入手,由苏轼上追韩愈、杜甫,与桐城诗派和闽派诗人的诗论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历经晚清的变局,其题画诗融入了文士的家国情怀和慷慨雄迈之气,将画家心事、诗家遭际与文人的生命理想在诗画真幻世界中进行自由转换,表现出晚清以来题画诗发展的新境界。题人物画诗勾勒图像中的自我形象,写出了儒者能吏的生命情态;题咏山水画诗与山水行旅的矛盾心态深度交织,呈现出晚清民国文人宦途中经世理想与追求个人自由解放的困惑与无奈。他的题画诗以“诗史”精神孕育“画史”意识,追求天真自然、雅逸淡泊的艺术风格,带有浓郁的文士趣味,体现了深味斯文之道的儒者在易代之际难得的家国之情和生命趣味。     

文人与琴

<正>"琴棋书画"作为文人四事,琴为之首,"君子之座,必左琴右书","士无故不撤琴瑟"。在文人眼中,琴不仅是抒发性情的乐器,还代表了文人修身养德的一种立场。古代文人所弹的琴,一般是七弦琴,史籍中多称琴。唐代刘长卿诗中有"泠泠七弦上,静听松风寒"之句,"泠泠七弦"指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