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合法性与组织合法性理论比较研究

合法性(legitimacy)问题在政治科学和组织科学两大领域都得到了重要关注。虽然两类合法性可以共同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对社会价值和规范的思辨起源,但从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合法性进行系统论述之后,两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的发展轨迹与学理架构。目前我国学术领域的实际情况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引入和应用较为广泛,但组织合法性理论及应用在国内文献中很少出现。为此有必要通过比较两大合法性理论之间的异同,来进一步推动国内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理解和应用组织合法性理论分析范式。     

民间社会组织运作的“合法性机制”研究——以王村的“三太白会社”为例

"合法性机制"是新制度主义理论最为重要的机制,也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面对当前我国大量民间组织的"非法性"存在,王村的"三太白会社"却能够通过社团之神祇历史合法性的编造、社团组织结构合法性的安排、社团活动仪式化象征的合法性取向、社团功能之合法性形塑等策略,实现其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基于中国社会当前合法性秩序是传统和现代、新生和既存、不同场域、不同时空的多向叠加和整合的共同形塑,民间社会组织的合法性建构将主要通过国家与社会组织良性互动关系的形成、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术的调整和反思、社会组织自身权威结构的尊严性确立、社会公共性形塑和公民社会的培育等多维度、多时空、多场域下的不同社会组织运作实践和对不同生存环境的智慧型选择来实现。     

发展视角下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是寓于发展之中的。中国政党主导的发展路径决定了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本质是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命运的统一;制度内生的发展模式决定了民生、国家制度建设和在此基础上的体制自信是其主要资源;而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决定了其必然面对着"中等收入陷阱",避免陷阱的关键在于遏制权力失控,防止市场失灵,阻止社会失序。发展是维护和巩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出路,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根本保障。中国共产党只有抓好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才能维护自身的合法性。     

项目制下社会组织“中标”的合法性获取机制——基于双重生产视角的一种分析

项目制下国家日益重视社会力量在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项目中标成为社会组织获取合法性身份的行动起点。不同于既有结构限制说或行动区隔论,从双重生产视角探究社会组织项目中标的合法性获取机制。研究发现：作为合法性来源的招标制度对中标具有促动性,有利于社会力量的生长发展;社会组织合法化追求的应标行动,亦为最后中标开辟了建构空间,并重塑了结构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草根出身”的社会组织更具社会性本质,更有利于推进项目制下社会治理体系的结构完善。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合法性资源的重构

利用合法性理论从合法性过程和合法性资源上分析中国共产党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确立、特征和时代发展.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使人民获得解放而赢得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延续下来.但这种合法性只是超凡魅力型权威和传统型权威的结合.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这从各方面给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性带来了挑战,如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对淡化,新兴阶层的出现和利益团体的分化,政党权威的有限能力与社会进步后人们期望值的提高,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特别是腐败加剧和贫富分化.为应对这些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从各方面培植、更新、重构自己的合法性资源进行理论创新,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进行体制创新,构筑法定-理性型权威;提高政策绩效,获得新的"特定支持".     

浅谈政治合法性视角下我国的政治稳定

政治发展是一个不断向前推进的动态过程,其内在政治体系的有序性就是政治稳定,而这种有序性是需要人民对政治统治者的认同和拥护来予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政治稳定是以政治合法性为前提和基础的。目前,由于社会结构及体制的转轨和利益多元化,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这些矛盾使得人民开始怀疑政治统治者的有效性,会影响政治体系合法性的基础,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威胁政治稳定。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重视合法性危机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来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维持政治稳定。     

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合法性之研究

文章指出我国学界对非政府组织合法性问题的研究较为引人注目。非政府组织合法性涉及法律合法性和认同合法性两个方面。国内学者主要从法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加以探讨。在中国语境下,非政府组织可从认同合法性与法律合法性的过渡与对接中获取充分合法性。     

民间标会的公私法规制问题研究——以契约和政府监管为中心

民间标会作为一种重要的民间融资习惯,其融资优势与运行风险并存。本文首先从标会的概念特征和法律定位分析入手,然后以横跨经济法和民商法两大领域之视角来审视标会活动的法律规制问题,通过构建起相应的契约制度以及政府监管模式,以期让标会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运行,发挥积极的融资效应。     

组织合法性的整合框架与维护策略研究——兼论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补救

在明确组织合法性的概念与类型基础上,构建了组织合法性的整合框架,其中共同利益、同构、成员参与和战略联盟是影响组织合法性获得的主要因素,资源获取、风险规避与组织绩效是其对组织行为的主要影响。以中国红十字会危机处理为例,讨论了组织合法性获得与维护的策略,包括叙述、辩护、印象管理与愿景展现。     

全球治理机制的合法性

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讨论常常充满着困惑,因为学界从未建立关于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适当的分类标准。本文认为,界定合法性概念对全球治理机制十分重要,合法性的评估不能简化为对自利的探讨,正义性与合法性应该区别对待。本文着重探讨全球治理机制合法化的充要条件,即所谓的复合标准。这种标准要求确保民主国家对问责渠道达成一致,包含三种独立的合法性评估标准(可接受的最低道德标准、相对获益和完整性),以及应对实际和规范不确定性的有效认知方法。机制与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其中监督和批评全球治理机制运作的外部代理人对机制持续的合法性非常重要。此外,尽管民主价值观念对合法性很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层级的某些程序在全球层级也同样必需。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物联网产业发展研究

物联网产业作为我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处于产业发展初期。制度环境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组织合法性的获取对物联网产业发展至关重要。从物联网产业新创企业合法性建立出发,结合物联网产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从组织、行业内、行业间三个层次分别制定和实施合法化战略,获取社会政治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进而建立物联网产业的合法性,促进物联网产业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     

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

文学理论具有“中介性” ,这是其“自性”之所在。这种“中介性”曾经是文学理论得以辉煌的主要原因 ,同时也是导致其今日出现“合法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文学理论要走出困境 ,也同样应该在其“中介性”上找出路。     

韧性理论视角下社会组织培育赋能机制的比较研究

社会组织是组成社会治理体系的一道韧性防线,然而,中国社会组织发育尚不成熟,易于在初创、发展过程中出现自身的韧性危机。不稳定的经济社会环境更加剧了社会组织本身具有的问题。社会组织培育赋能机制能够为社会组织提供一定的发展条件,提升其组织韧性。近年来,一种以“竞赛+全赛程赋能”为模式的新型社会组织培育机制逐渐崭露头角,相比已有的社会组织培育赋能机制,这种新机制在提升社会组织韧性上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新形势下在美孔子学院的组织合法性问题研究

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日益恶化,作为中美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在美孔子学院也面临组织合法性危机。基于实用合法性、道德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三个层面的组织合法性理论,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关键词频分析的方法,对2019—2020年间与孔子学院相关的主流媒体文本和社交媒体言论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危机的发生与东道国政府、媒体等利益群体息息相关。化解该危机,重建在美孔子学院组织合法性,可从再造孔院实用合法性的文化内核、重塑孔院道德合法性的在地传播、整合孔院认知合法性的生态理性等方面入手。     

组织治理结构合法性与绩效机制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于治理结构与绩效的研究一般从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和治理效率来分析。本研究从制度视角分析组织治理结构与其所处环境特征关系,搭建以合法性为驱动的治理结构研究框架。我们认为,组织治理结构受环境带来的合法性目标影响,获取和塑造组织合法性目的会影响组织战略制定与选择。本文从组织社会学制度理论合法性视角提出组织不仅是生产要素和协调机制的产物,也是社会制度的产物,企业只有获得合法性才能够生存与持续发展。     

合法性视角下的立法程序及其完善

人们之所以服从和信仰法律,乃是因为法律具有合法性。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三种不同的路径,即理性建构主义路径、经验主义路径以及“重建性的”路径。在这三种合法性理论的基础之上,法律的合法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要求：（1）符合当代社会的价值规范;（2）获得人们的认同与支持;（3）其制定符合既定的程序。立法程序是唯一有权制定、修改和废止法律的程序,也是合法性进入法律文本的管道,应当按照法律合法性的三个要求重新审视立法程序。同时,我国的立法程序也应当从加强法律合法性的角度予以完善。     

从合法性视角看邓小平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理论贡献

执政合法性对于政党能否取得和保持执政地位至关重要,而意识形态对于维护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澄清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混乱入手,大胆进行理论创新,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从合法性视角研究邓小平对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做出的重大理论贡献,对于加强和改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维护和构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金融机构保底理财的合法性迷局与困境

目前各类金融机构保底理财的合法性不一,其间差异存在某些现实合理性;要从整体上解决这一问题,尚缺乏坚实的法律和理论依据;分业部门割据影响到属性认定,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规范分歧。建议国务院加快牵头研究并出台《信托机构管理条例》或《金融机构客户资金管理业务试行办法》。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

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涉及非政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前提问题,也是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基本关系问题.如果仅仅从法律标准讨论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问题,对该问题的本源和实质的分析还是不够深入和全面的.文章认为,应当从实质合法与形式合法的基本关系入手,从社会、政治、行政和法律的不同层面考察其合法性问题,才能有效解决中国非政府组织合法性的现实问题.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合法性视角

基于合法性视角,采用2009～2011年润灵环球公布社会责任评级报告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选取利益相关者合法性压力的代理变量,对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或政治关联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较高;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和媒体关注度的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指数显著增加;环境敏感型或消费者敏感型行业比其他行业的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指数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