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之自然——周作人“生活的艺术”与性道德

就周作人的道德理论核心——性道德而言,“生活的艺术”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性欲而进行的种种节制形式。与张竞生一样,周作人也主张“性的解放”,但与张竞生不同的是,他既要求实证的“科学的冷淡”,又要避免“无谓的牺牲和斗争”。“伦理之自然化”是人类在不牺牲自己的动物性的情况下寻求彻底的文明化的运动,“生活的艺术”是“凡人”跟各种领域的最前沿保持实证的关系的同时,以超动物的方式创造“自然”的社会文化的行为。     

民族国家与日常生活的建构——周作人的美论

周作人的美学思想与中国现代美学的民族国家和人生关怀的倾向性相谐和,他对美的论述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为中心,在写给他人的序、跋等作品中强调了文章之美,在杂文等作品中明确提出了“美的生活”,在翻译等作品中又阐释了希腊神话之美。周作人承认美文的两大传统,但对英国源流却不置重,对难懂辩护的背后体现了周作人基于新文学生态的审美构想;周作人明确提出“美的生活”的主张是在《〈语丝〉发刊词》的宣言中,与大哥鲁迅的绝交是他“生活”转向的集中呈现,周作人是在人的意义上为“生活”呼吁;希腊神话之所以美,在周作人看来,可分别从科学、艺术和道德三个角度来理解,对他而言,希腊神话之美不仅是客观属性,更是价值判断。     

论“五四”时期周作人的文艺批评观

周作人认为,文艺应该是“浑然的人生的艺术”。这种文艺观,既反对“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也不赞成“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作改造生活的工具”的“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观点,而主张将艺术与人生紧密地结合起来。他强调“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本是人生的”,“既不必使它脱离人生,又不必使它服侍人生,只任它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周作人解释他的上述文艺观点时说:文艺“本来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它怎能与人生分离?”所以文艺“当然是人生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文艺既然称为文艺,自有其独自的特点,这就是其“独立的艺术美”,即艺术的审美价值。因此他说,“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固然“也是艺术本身的一种作用”,却“并非它唯一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女性思想评述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自成体系并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女性思想以“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为人本框架,特别强调“女性本位”的两性关系法则,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女性“生活之艺术”的审美追求.周作人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思想是颇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识的.     

禅道──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交汇之地

从生活中的禅理、自然中的禅机和艺术中的禅趣这三个方面，挖掘周作人与日本文化的渊源关系，认为交汇之主根在于禅。     

周作人的舌尖人生

周作人一生中有多次游历的经验,每到一处,他总是会对当地的饮食和习俗产生浓厚的兴趣。他认为：“看一地方的生活特色,食品很重要,不但是日常饭粥,即点心,以至闲食,亦均有意义,只可惜少人注意。”《知堂谈吃》一书选录了一百篇周作人谈论饮食的散文和诗,如同周作人一贯的风格,他“谈吃也好,听谈吃也好,重要的并不在吃,而在于谈吃亦即对待现实之生活时的那种气质和风度。”     

试论周作人后期散文的历史地位——兼与舒芜先生商榷

舒芜先生是周作人研究专家,但他认为周作人散文的“真正大成就还是在他的后期”的观点却是一个重大的失误。本文以驳论方式,指出舒芜先生之所以出现这一失误,乃是因为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研究方法之故,如割裂思想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运用双重标准来衡度作品等等。正因为如此,舒芜先生的周作人散文研究,存在严重的自相矛盾、主观化、片面化等毛病。作者认为,周作人后期散文艺术上的退坡,是他政治上消沉与堕落的必然结果,并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去了他前期散文中的固有光彩。     

生命苦谛的慧悟与反抗--周作人“苦质情结”的佛学底蕴

本文之所谓周作人的"苦质情结",是指他往往偏于从悲苦、绝望一面去体悟人生、解释世界的一种气质特征.文章提出,周作人这一气质特征之形成,与佛学苦谛所体现的生命本体观存在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在这一总命题下,文章分别论述了周作人之抗争残虐无道与"佛性说"、历史循环观念与"业力轮回说"、挑战虚空与佛学坚苦卓绝的愍世情怀间的内在因缘,从而具体析离出周作人苦质情结中的佛学底蕴.     

理想的“新生活”

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在获得生命所必需的物质以后，我们应该追求简单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生活，做一个“外表生活俭朴．内心世界丰富”的人。安闲与散淡的慢生活安闲与散淡的慢生活．蕴涵着一个生命命题，即“闲暇”对于人的生命健全发展的意义。这也是周作人所鼓吹的“生活之艺术”：“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     

谈周作人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和周作人在生活时代、政治面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孙犁生前对周作人有许多批评。但是不能否认孙犁受到过周作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周作人和孙犁的创作都有淡远明静的艺术特征。孙犁易受周作人影响的深层原因在于二人性格、气质及读书路径的相似。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     

周作人“生活之艺术”思想与日本文化

周作人的＂生活之艺术＂思想中内存着对日本文化的长期体验和深刻认识。日本的＂生活之艺术＂,构成了这一思想形成的感性土壤和现实印证,成为他反观中国文化,思考中国文化和改造人的精神的参照和借镜,为他倡导＂生活之艺术＂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思想动力。     

"人情物理":周作人随笔的智慧言说

周作人所谓的“人情物理”,具体说,“物理”是指“正确的智识”,而“人情”就是“健全的道德”。周作人的随笔创作不仅给我们知识上的陶冶;同时注意分辨是非,在“赏鉴里混有批判”。周作人重“人情”,讲“人情”,与他深味人世间的苦辛密切相关,而这种“人情”,其实在人世间中是最普通的“常识”,是最平凡的“真情”。     

作为事件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关于言志、公安派、小品文的论争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把文学分为载道、言志派,并以二派的起伏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变迁.钱钟书、朱光潜等批评者认为,周作人的言志、载道,区分在于文学内容之思想与情感;实则,周作人依据即兴与赋得的为己与为人之不同.针对周氏新文学运动是明末公安、竟陵派复兴之观念,阿英、陈子展、许杰等批评者或者把新文学看作载道文学以截断其与明末言志派文学之联系,或者从社会经济方面说明新文学发生之因.周作人与批评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小品文是言志,抑或载道.周作人舍弃"人的文学"中的人类主义和人道主义,独尊个人主义,把革命文学看作载道/遵命文学,从而从"叛徒"走向"隐士";而鲁迅、阿英等左翼文人提倡小品文的战斗性,意识到干预时代和社会之可能性,从而徘徊于"十字街头".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女性思想评述

在中国新文学作家中,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自成体系并溢出了主流意识形态框架的.这主要表现在其女性思想以"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为人本框架,特别强调"女性本位"的两性关系法则,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了女性"生活之艺术"的审美追求.周作人的这种"自下而上"的女性解放思想是颇具有前瞻性和现代意识的.     

苦雨斋中话美文--浅谈周作人二十年代的小品散文

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独树一帜、自成风格的散文大家。以周作人二十年代小品散文为本 ,研析其学者式的知识园地、“逸趣”盎然的艺术品格、舒缓自在的语言表达等方面的艺术特色 ,探讨周作人二十年代的小品散文的独特的精神内核及文化品格     

周作人的"附逆"与"现代性"伦理的困境

周作人"附逆"看似意外,实则有它的前因后果.相对于某种平面化的政治道德评判,需要深入考察的是周作人所代表的这一脉新文化与他的人生选择之间的关联.周作人的新道德主张主要表现为伦理的自然化和道义的事功化,这些都是需要纳入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加以考察的问题.     

论厨川白村对周作人文学观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家厨川白村对周作人的文学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灵肉一致”的理想人性、个人与人类的统一及“苦闷的象征”等文学总体观念上,周作人受到厨川白村的启发,但也有他自己独特的思考。     

郁达夫“病态人格”及其在创作中的表现

本文认为:“人格病”是郁达夫病态现象的根源。郁达夫是一个病态人格患者,他的文学创作首先鲜明地表现了这种病态人格。在郁达夫研究史上,最早发现并指出病态现象的是周作人。在《沉沦》出版受到封建道学家围攻时,周作人却认为:“《沉沦》是显然属于第二种的非意识的不端方的文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这里,许多研究者仅注目周作人否认“不道德”的后一句话,却未细究他所指出的前一句话”非意识的不端方文学”的内含。周作人用弗洛伊德的性原动说解释了“非意识”,用“猥亵”解释了“不端方”。值得重视的是,他要我们区别“病态”与“常态”的不同,他说:“倘若因追压而蕴积不发,便会变成病的性欲,即所谓色情狂了”,对于“那色情狂的著作”,“我们要辩明他是病的,与平常的文学不同,正如狂人与常人的不同。”然而,遗憾的是,当时周作人不能够整体地研究郁达夫创作历程的病态人格,加上他在进行文学批评,所以,周作     

论周作人日本批评的内在矛盾

周作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时期曾发表了大量日本批评的文章,将之称为他的“排日论”。但在周作人的日本批评中,不仅包含着民族立场,还隐含着强烈的日本文化立场甚至日本立场,他执着于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往往从文化的角度来寻找对日本政治行为的解释,这使他的日本批评显示出无法调和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