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札记四则

屈原生年说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第一节《屈原身世及其作品》中论屈原的生年说:他(屈原)的生卒年月日见于《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是生子太岁在寅的那年正月的庚寅。据《吕氏春秋·序意篇》言:“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知道西纪前二三九年是申年。推数上去,前三四一年的楚宣王二十九年(周显王二十八年)孩是寅年,但那年的正月小,庚申朔(据日本新城新     

谈《屈原问题考辨》中涉及的有关《史记·屈原列传》的一些争议问题

屈原是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他的爱国思想、文艺思想和作品对我国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一九五三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推举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以来,屈原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已为举世所公认。 最近读到韩基国同志译的日本三泽铃尔先生所著《屈原问题考辨》一文,认为“屈     

试论屈原及其作品的真伪——同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和三泽玲尔等先生商榷

近年,日本学者稻畑耕一郎和三泽玲尔先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屈原否定论系谱》(以简下称“系谱”),一篇叫《屈原问题考辨》(以下简称“考辨”)。文章系统地引述我国疑古学派廖季平、胡适、何天行等人的一些论点,即屈原是个“箭垛式的人物”,“想象中的作家”;“这个人物实际上不存在”,“在秦代以前(公元前207年以前)诸著作中找不到言及屈原的记载”;“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离骚》的作者,本是淮南王刘安”等说法。稻畑耕一郎先生文章的意图是为“几乎销声匿迹”的“否定论”提出“备忘录”;三泽玲尔先生的文章则是对“把屈原当作民族诗人来颂扬”表示“实在”的“遗憾”。对此,我想谈点肤浅看法,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注骚阐微

《离骚》的作者屈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从《天问》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从《离骚》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坚持进步理想的人物。他反对封建的“礼治”和“天命”。在《离骚》一开头,就说他是帝高阳的后代,说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脩能”。按“天命”说,屈原理应“万事皆     

浅论《屈原问题考辨》的谬误

日本三泽玲尔先生的《屈原问题考辨》(译载《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是一篇谬误百出的文章。本文仅就他否定屈原之为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离骚》非屈原所作这两点,试加评论。 “屈原否定论”在国内起源于著名经学家廖季平先生,其后胡适、何天行、卫聚贤等又从不同角度张扬其说。五十年代初,有的学者尚承其余波,否定屈原其人,强以《离骚》著作权归之淮南王刘安。在这几十年中,上述错     

试论超过二十年“不得起诉”与“不予保护”

<正> 我国继承法第8条规定:“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2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20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继承法规定的20年与民法通则规定的20年各属什么性质?各自在法律适用中如何掌握?两者能否找到统一的途径?这是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亟待明确的问题。     

论屈原的人才观

屈原是中国古代逆境人才的典型。在他的代表作《离骚》《九章》《天问》等诗篇中,表达了一系列关于人才的观点,构成了屈原的人才观,其主要内容一是“内美”与“修能”并重的人才标准观,二是“求索”与“遇合”并重的人才作为观,三是“去谗”与“改俗”并重的人才环境观。随着屈原作品和精神自古至今的广泛传播,他的人才观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屈原的人才观是我国人才学界应予重视的宝贵思想文化遗产。     

《屈原问题考辨》商榷

最近读到《屈原问题考辨》一文(以下简称“考辨”),基本意思是怀疑和否定屈原其人其诗的。文中称述胡适对屈原的怀疑论为历代的“怀疑论的高度集中”。在我看来,“考辨”又是胡适怀疑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关于屈原其人,在怀疑和否定屈原“确有其人”这一基本观点上,“考辨”所谓“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与胡适所谓屈原“是一个假名”,“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在实质上并无不同。其次,关     

求索：以民主与科学推动三峡大学的制度创新

一三峡大学用“求索”作为自己的校训,这是十分明智的选择。这一选择既表达了学校的理想,又是学校对自身的警策。凡是本校的师生都知道,我校用“求索”作为校训取自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有着十分明确的经典依据。屈原的高洁情怀与《离骚》忧国伤     

论《离骚》与《约伯记》的主题及其他——与三泽玲尔先生商榷

由廖季平几人刮起的怀疑实有屈原其人的风波,国内早已平息,近读三泽玲尔的《屈原问题考辨》(载《重庆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得知日本汉学界还有否认屈原的余波在。据说这种“‘否定论’是以初看起来颇为严密的、对历史文献的批判为基础     

屈原研究与萧统

屈原是我国第一位抒情诗人,他的作品是一座丰富而深邃的艺术宝库,在我国文学史上放射着奇异的光彩.千百年来,研究者数不胜数,著作林林总总,其间,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占有重要的地位.萧统本着“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编选标准,一反前人研究屈原作品的“崇圣”、“宗经”态度,在《文选》中别立骚体一类,选录屈原作品共十首,     

论屈原对人格美的追求

屈原一生中美的追求主要是对人格美的追求,无论是“美的认识”(指思想方面,对“美”这个观念的认识),还是“美的实践”(指行动方面),总是围绕人的素质和修养进行的。“人”在屈原美的观念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对屈原人格美的探讨,是研究屈原美学思想的关键;并且对丛整体上认识屈原也有重大意义。本文试图从屈原“美的认识”和“美的实践”这两个过程中,探讨屈原对人格中美的素质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给屈原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     

屈原的生日

关于屈原的生日,一般都以屈原的自述来确定。屈原《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览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孟陬即正月,亦即寅月;庚寅,是屈原的生日,这一天是寅日。屈原生于寅月寅日,这一点,迄无争论,但是,屈原的生年,却有着不同的说法。王逸认为,屈原生于寅年,其根据是他对“摄提”的解释。王逸《楚辞章句》:“太岁在寅曰摄提格。”据此,则屈原生于寅年。而朱熹却在其《楚辞集注》中说:“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贞,正也。孟,始也。陬,隅也。正月为陬,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而摄提星每年…     

读“骚”偶记

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江上吟》屈原(公元前343年——前278年),是我国古代伟大诗人之一。由于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和影响,开创了我国文坛上一个叫“楚辞”或“骚”体诗的重要流派。据《汉书·艺文志》载,从战国到西汉末作辞赋的共66家,作品达710篇之多。对于这样一个伟大作家,古今中外研究他的人是很多的,我们再来谈屈原,似有续貂之嫌。然而,事实也不尽然。虽然,从汉以来研究专著甚多,但并不是说关于屈原的问题就     

屈原诗歌是“史诗”吗?——兼与美国汉学家柯马丁商榷

屈原诗歌属于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史诗是叙事诗的一种。将屈原诗歌为主体的楚辞说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诗”,肯定不正确。把屈原、屈原诗歌以及到两汉时代人们对屈原及其诗歌的历史记载与综合评论,概括为“屈原史诗”,不符合“史诗”的概念,而从“文化记忆”角度看,这实际上属于一种综合的屈原文化现象。     

逸响伟辞 卓绝一世——论《离骚》

我国古代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灿烂诗篇,就其审美主要内容而言,是贯穿着爱国忧民愤世嫉俗之“怨”的。这一审美标准在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纵观史实,“屈系放逐,乃赋《离骚》”,贾谊贬谪而作《吊屈原赋》,司马迁著《史记》乃“无韵之《离骚》”。自汉以下唐宋而至明清,诗文词赋戏曲小说中所表现的“怨”,的确形成一脉并占主导地位,其中既有针对各自不同时代的黑暗现实发出愤怒之“怨”气,又含有鲜明时代的批判战斗激情。这就是我国古典美学史与古代文学史的光辉传统。屈原,就是站在这个光辉传统上的第一个伟大斗士。本文就此对屈原《离骚》进行如下探讨。     

今日日本青少年

新一代的日本青少年，有人将他们称为“消沉的一代”。他们生活在战后日本经济最衰退的十年之中，这十年已经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变得麻木。他们毕业之后不是马上去发展事业和结婚，而是频繁改变工作，或者根本不匕班，而是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旅游。他们要靠他们的父母养活到20岁甚至更大。日本一名经济学家不得不用“寄生虫”来形容他们。东京《时尚》杂志的主编称：“现在年轻人的父母不懂得享受生活。只知道专心工作，有危机感。     

屈原南行考——《屈原列传》前段的一个大空白

一屈原南行的事迹《屈原列传》说: 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连张仪不及。其后,……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不如毋行。”按《楚世家》,屈原谏何不杀张仪在怀王十八年,屈原谏会武关在怀王三十年。中间相隔十二年,不见屈原言行。这在屈传前段是个大空白。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一言一行,可见屈原已不在朝,屈原哪里去了呢?从屈原赋中探索,我们发觉,屈原在这段时间有一次南行。所谓南行,就是江南之行,这里特指湖南之行。屈原与湖南的关系特别密切。屈原一生中先后有两次南行入湘。初次南行与再次南行迥然不同。今简略比较如下:     

论屈原之崇道精神

屈原作为士 ,具备春秋战国时期一般士人的特点———崇道。具体表现为“以道自任”、“以身殉道”。与一般士人不同的是 ,屈原不仅在理论上“以道自任” ,而且在行动上“以身殉道”。对于孔子以来建立的“士人”理想 ,屈原有继承 ,也有发展。更为可贵的是 ,屈原将士人的人格理想付诸实践。用实际行动铸就了一座士人崇高精神的丰碑     

四型屈原论

屈原研究中出现的诸多凿枘之处 ,概由于历史上客观存在着四种型态的屈原 ,即历史真实的屈原 ,政治斗争中的屈原 ,民间信仰中的屈原以及文化精神中的屈原。对四型屈原的分析与评价是解答屈原研究中“千古之谜”的钥匙。屈原学研究需要一种宽容的心态与深入“彼在”的精神 ,借鉴与倡扬应该切合实际 ,为我所用 ,这才能体现屈原的真正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