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传奇小说评点的审美差异--以《虞初志》和《虞初新志》之评点比较为例

《虞初志》和《虞初新志》是“虞初体”的杰出代表 ,在明清小说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作为明清两代的小说选集 ,虽然它们都是以选录传奇小说为主 ,但是审美趋向却截然不同 ,在具体的评点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本文通过对两书评点的比较中发现 ,从明末到清初的传奇小说 ,其审美观念有从注重小说本体的艺术成就向传统的“载道”、“实录”回归的趋势。     

从“同在性”到“连续性”——试论明清长篇小说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的嬗变

明清长篇小说的人物性格呈现方式经历了从“四大奇书”的“同在性”呈现向清代《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小说的“连续性”呈现的逐渐嬗变的过程,这也是中国小说由原始向现代形态逐渐转型的体现.明清长篇小说大面积存在“同在性”性格呈现方式,其原因主要在于早期小说习惯选择空间化叙事架构,很多小说作者和读者面对形象时共有的朴素的空间认知思维习惯导致小说有意无意地消解了人物现实存在所固有的时间维度,小说叙述者的全知叙事权力的过度膨胀也助长了这一特点.     

“才子之笔”与“著书者之笔”——论中国文言小说的叙事规范

<正> 中国的文言小说,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为传奇体,一为笔记体,或者借用纪昀的概念,一为“才子之笔”,一为“著书者之笔”。笔记体成熟于魏晋南北朝,以《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为代表;在宋、清两代又取得长足的进展,《阅微草堂笔记》是其中的佼佼者。传奇体成熟于唐代,宋以后偏重智慧与伦理的上层知识分子,一向冷落传奇;清代的蒲松龄以其强度极大的“孤愤”和非凡的想象才能将传奇体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君─臣─寇”──初兴期章回小说人物体系的建构

从嘉靖元年到万历二十年，以《三国》、《水浒》的刊行为先导，共出现十三种章回小说，从而打破了通俗小说史上明初的百年沉寂。这十三部小说几乎都与嘉靖有关，在某种意义上，“嘉靖”可以说是章回小说真正兴起的时期。这时期的小说，或多或少都是在长期说话（包括戏曲）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三国》、《水浒》、《列国志传》、《英武传》等１０部均以历史为表，以传奇为里，实际为历史传奇；《西游》、《封神》以神魔为主，《金瓶梅》则以世情为主。尽管分别论述时，人们也谈及某一小说对其余小说的承袭，但大多强调四大类型的各自独立…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辨——从“小说”之两类概念谈起

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观点,是由鲁迅先生首先提出来的。此论一出,便得到了大多数小说研究者的赞同,后世因循,几成定论。其实,不论是对于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还是对于文学意义上的“小说”,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的论点都是不适用的。     

明清宗教文化与神魔小说的思想内容

魏晋六朝朴素的志怪小说、唐代传奇和变文、话本等市井文学共同孕育了明清神魔小说,形成了由文言志怪小说至白话神魔小说的演变体系。从题材来源看,神魔小说更多的是取自神话、宗教民间传说以及宗教化了的历史传说,产生了《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洋记》等一大批作品,因而它具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背景。可以说,神魔小说是明清两代在“三教同源”、“三教圆融”的思想影响下产生的,以神魔怪异传说为题材,以宗教幻想     

如此“学术品位”——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

宁稼雨所“撰”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意图超越包括《中国文言文小说书目》在内的许多小说书目和词典,但他著录一些己见著录、仍然存在并很容易见到的小说动辄云“未见著录”、“已佚”和“未见”,在小说的分类、类型问题上,也表现得轻率和随意。更让人怀疑他的“学术品位”的是,他的《提要》不但没有“尽可能标明出处来源”,而是大肆“掠美”,其中抄自李剑国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和《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二书的内容最多。     

繁盛期唐人传奇“不甚讲鬼怪”原因试探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谈及唐人小说与六朝小说明显不同之特点时,强调说:“唐人底小说,不甚讲鬼怪,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这一论断,就繁盛期的传奇小说来看,无疑是精辟之论。写成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以单篇为主,数量不下二三十篇,除几部专集内鬼神怪异色彩较浓外,在单篇传奇里,鬼怪之类确实不过处于“点缀点缀而已”的地位。但是,当年鲁迅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惜没对其原因作详尽的探讨,同时长期以来学术界也无人再注意这个问题。最近     

毕四海近作和他的“终生主题”

<正> 1985年以后,经过短期困惑彷徨的青年作家毕四海,终于找到了他的小说的终生主题——“我们民族的心理的文化的蜕变历程”(李发模:《蜕变中的毕四海》,《毕四海中短篇小说选》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年)。自1986年长篇小说《风流少东》(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年)问世始,他接连发表、出版的多部长、中、短篇小说无不围绕着这一“终生主题”,笔锋所向,深刻地触动和犀利地解剖了融化在我们民族的血液中的农民文化。“他觉得他钻进了农民文化的深层,闻到了它的内核的朽味。他觉得他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到了中国的文化正在由农民文化向现代文化蜕变”(同上李发模文)。这对于毕四海来说并非大话狂言,而恰恰道出了他的小说所具备的丰厚内涵,并且呈现出逐步深化的趋势。近作《尼砚》(《十月》19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