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理性官僚制伦理困境的基本逻辑

官僚制化的行政管理是民主政治的委托授权式的他治的现代范式,但西方理性官僚制构造了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悖论,在公共权力运行中导致他治与自治的矛盾是公共行政的现代性困境。西方以否定他治为指向的解构理性官僚制的运动并不能为中国的公共行政改革制作范式。在人类还没有能力实现自治的境况下,否定合理的他治是乌托邦式的幻想。但面对理性官僚制发展不足的问题,应在反思理性与建构理性相统合的视阈中避免西方所遭遇的现代性悖论,需要以公共生活的智慧限制他治对主权的僭越以及克服官僚制本身的形式合理性与实质非理性的伦理困境,这一智慧在制度伦理视界体现制度与人格双重向度的整合。     

官僚制之后是什么?——兼与张康之先生商榷

官僚制是适应于工业化以来不断结构化的社会管理需要的一种行政体制 ,它既以市场作为自身组织原则的来源以满足现代社会的效率要求 ,同时又是对市场的制约以达到社会公正目标 ,但是在自由主义制度设计下 ,形式法治下的程序公正和市场之个人成就效率标准构成了官僚制的边界 ,在这个边界内 ,官僚制与市场一致产生了马克思所批判的物化现象。但是 ,解决官僚制的这个问题 ,本身不应该在官僚制之外为它提供一个道德标准 ,把现代社会的持续发展之重任交给自律的道德的行政主体 ,更不是把社会管理交给自发的市场 ,而是在市场之上设计以社会成就标准的行政体制 ,以程序正义积极推动实质正义的实现。     

官僚制与中国行政组织制度的演进路径

官僚制组织理论以其自身的特点适应了现代工业社会的需要 ,奠定了现代行政组织的基础。官僚制也成为人类自工业社会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组织模式 ,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在整个 2 0世纪极大地推进了全世界工业文明的繁荣与发展。自 1970年代以来 ,官僚制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 ,西方发达国家在理论与实践中开始着手探索对传统官僚制的革新 ,但并非意味着摒弃官僚制。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之际 ,考察官僚制理论 ,理性分析中国的政治行政生态 ,将会发现中国官僚制在未成熟之际就将演化发展为一种新的行政组织模式———后官僚制 ,中国未来行政组织制度演进的路径将蕴藏于其中。     

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

在后现代理论批判官僚制的背景下,一批批后现代理论者也在想方设法重构官僚制。后现代理论主张以企业化政府来提高官僚制组织的效率,由技术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转移来重构行政国家,将行政权力向他者开放来重构官僚制主体,从官僚制的控制中将人解放出来以重构官僚制权威,通过官僚制技术政策利用上的改进来重构政府风险治理。后现代理论对西方官僚制的重构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体现为,官僚制不可或缺,解构官僚制,更要重构官僚制,完善官僚制。应着力改革官僚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摒弃官僚制本身。     

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

现代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及其实在的社会建构方式是理解和说明现代官僚制行政伦理的两个基本方面。现代官僚制的行政伦理是以非正式制度的形式出现的、内在于官僚组织的逻辑和规则并实际起作用的伦理。它作为由社会建构的观念,是官僚制组织的本质和特征的反映。官僚制组织的行政伦理属于责任伦理。     

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公共舆论:提升民主政治回应性的有效路径

民主政治的实质是人民有权使政府以及他们的代表们同意接受公众的意志和意见.为了在社会成员不能普遍参与的条件下仍能实现较为普遍的政治参与,现代社会往往采用代议制.但是,体现代议制基础的代表,在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充分和有效地代表社会成员的现实诉求.作为汇聚人民声音的公共舆论,在政治过程中日益成为一支积极影响政治系统的力量.同样,现代社会奉行以规则行事的方式,使公共行政资源和行政官员的精力过多地消耗在维持公共行政的程序化、格式化等形式方面,而缺乏对社会成员诉求灵敏的和多样化的回应.只有公共舆论,才能在双重意义上既保证行政官僚对社会成员的有效回应,又保证行政官僚对规则的遵守.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知识管理下我国行政发展中的理性官僚制探析

基于“烟囱工业时代”的理性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形式,在各国的企业和政府管理中,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伴随信息经济时代和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知识管理的兴起,理性官僚制因为与时代特性相冲突而遭受严重挑战。本文正是从知识管理背景下韦伯理性官僚制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对同样处于知识管理时代的我国政府行政现状进行分析,并探讨理性官僚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电子政务对官僚制治理模式的创新

官僚制作为一种治理模式,适应了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其稳定、技术和效率优势得到了充分发展。但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我国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体现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一方面官僚制的理性精神、法制精神、科学精神不足;另一方面官僚制又表现出过剩。电子政务从多方面改革着传统的官僚制,实现了政府治理模式的重塑。     

服务型政府中现代官僚制的建设途径

现代官僚制尽管饱受争议,但作为一种主导性社会治理工具和制度范式,其重要地位并没有彻底颠覆。在相对稳定的制度框架与范围内,通过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行政伦理创新、公共服务人员创新、公共服务方式创新和公共服务技术创新,建设服务型政府中的德治型官僚制、代议式官僚制、参与式官僚制和信息化官僚制,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的需求,赢得社会、公众信任,确保服务型政府建设走得更远。     

全球行政改革浪潮与中国行政现代化——从官僚制的角度思考

近年来,西方行政改革思潮对国内理论界影响颇大。本文通过对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三个层面的分析指出,西方行政改革中广泛存在的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言过其实,官僚制依然是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中国行政由于传统的惯性及其它历史原因,总体上仍处于官僚化不足阶段,因而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别的,而是在适宜的范围内,建构现代型的官僚制。     

后官僚制范式下的我国行政改革之路

本文在介绍后官僚制行政范式核心理念并对践行于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新西兰等国)以后官僚制为范式的行政模式简要比较基础上,从理念和制度设计这两个方面对我国政府系统的改革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

略论发展中国家政府的官僚制化王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关于与韦伯相连的理性官僚制的论著已经是汗牛充栋,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该问题对于现代社会的意义。事实上,理性官僚制是现代社会理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与...     

公共行政:超越工具理性

内容提要近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工业文明和经济繁荣。但是,理性的发展走向了形式化和工具化的歧路,出现了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排斥。进而,工具理性征服了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现代官僚制是工具理性的典型形式。官僚制不仅把官僚体系中的人变成了官僚机器中的齿轮,而且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工具理性化,把官僚制作用范围中的人都变成了片面发展的人。正是由于官僚制的工具理性统治,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化、行政官员的腐败等等。而且,对于一党制的国家来说,它则是引导其政治解体的陷讲。因此,当代社会的行政改革纷纷对官僚制提出了批评。走出官僚制的根本出路就在于:超越工具理性,在公共行政的体系中引入道德价值理性,走以德治国和以德行政之路。     

论行政人员的自主性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围绕着限制行政人员的自主性的问题来思考行政改革的方案。韦伯所概括的现代“形式合理性”官僚制本身，就是一个通过集权体制的确立来限制行政人员自主性的行政体系。要求对现代官僚制进行改革的当代“新自由主义”思潮，也基本上属于主张谋求对限制行政人员自主性模式进行改造的理论，特别是公共选择学派，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中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也无非是要以另一种方式来限制行政人员的自主性。70年代后期以来，各国行政改革在实践上的表现，也集中在限制行政人员自主性方法的探索上。实际上，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可以发现，以往限制行政人员自主性的理论视角都是错误的。人并不是仅有“经济人”的特性，更不能用“经济人”的概念来概括一切社会生活领域中的人，“经济人”不是人的一般特性，而是人的具体特性。     

官僚制的困境与新公共管理

面对西方各国正在进行的行政机构的改革 ,与现代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官僚制组织已经出现了缺陷。但是 ,我国的行政组织改革不应全盘否定韦伯提出的官僚制模式 ,同时 ,继承也不是简单复制 ,而应该根据中国的国情 ,对官僚制进行合理扬弃 ,既保留它的合理成分 ,又变革其不合理成分 ,并发展其新内容 ,从而找到建立新的行政组织模式的突破口。     

韦伯官僚制合理性设计的悖论

韦伯关于现代官僚制的理论是一个理想型设计 ,这项设计的基础是他的合理性概念。其实 ,韦伯所追求的合理性是客观的形式合理性 ,因而也是抽象的片面的合理性。所以 ,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中 ,由于回避了对价值合理性的承认而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即不合理性。因此 ,韦伯的官僚制在本质上并不具有能够在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科学性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导致了 2 0世纪在韦伯理论指导下的官僚制的失灵。走出韦伯官僚制的最佳选择是扬弃其官僚制设计的形式合理性 ,肯定公共行政体系中的价值因素 ,加强行政人员的道德建设     

超越新公共管理——基于政治层面的思考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时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的理论分析,并历数各国改革经历证明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指出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官僚制的价值与限度——兼论我国公共行政的模式选择

官僚制作为一种理性的和有效的管理体制,既迎合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适应了工业社会的时代要求。可以说,官僚制本身有其合理性部分。但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官僚体制本身也存在着某些不可规避的缺陷,而且与当今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全新要求相左。基于此,我国行政改革的总体思路,应是在进一步强化现代官僚制的理性精神和法理权威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行政实践,不断对官僚制进行扬弃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