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庸官”得民心

对南方某省官员来说,过去的一年不平常。全省已有2390名政府官员受到告诫、警告和记过处分,其中还有94人被待岗处理或辞退。他们被处分的理由并非是贪污腐败,而是因为在工作时间上网聊天、炒股、玩电脑游戏,或者擅离岗位、办事拖拉。对庸官动真碰硬,大得民心。有评论认为,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但与此同时,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社会矛盾比较复杂,这种新形势对官员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整治庸官并非权宜之计,而是改革深入,社会发展,时代进步的大势所趋。这条消息传递了这样的一个醒目的信号:为加…     

“不出事”岂能成“不作为”的借口?

新一轮从严治吏与强力反腐赢得上下交口称赞,官场风气为之一新.但隐性福利少了、权力空间小了、监督问责严了,也使相当一部分官员不适应,心态有些不稳定.这种摇摆,按照程度由轻到重,表现为“郁闷”、“顾虑”和“害怕”,从中可大略一窥如今官员的“心情”.     

“零工资”就业风险极大

据《嘹望》3月9日报道“我国对官员问责还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标准，在执行过程中随意性极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成言教授表示，“对官员缺乏刚性问责的严重后果是，不但对官员无法形成威慑力，而且还容易放纵官员滥权的侥幸心理，造成对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极大破坏。”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加码式避责”的行为逻辑

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如何落实职责和任务安排是基层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基于政府治理实践中不断出现的“层层加码”现象,研究提出“加码式避责”的概念,解释基层官员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受制于多重因素制约和认知权衡从而塑造避责行为策略的过程。“加码式避责”是在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官员通过主动强化政策执行而规避政治责难的行为。风险不确定性、基层治理资源不足与问责制度刚性三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是基层官员风险治理时面临的现实情景。在属地管理原则下,基层官员只能依靠掌握的剩余控制权主动加压达成问责风险规避的目的。风险治理情境下基层问责应充分考虑风险本身特性,统筹过程问责与结果问责,加快建立区域性协同合作风险预防和治理机制,提升基层政府官员危机事件治理能力。     

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近年来,我国掀起“问责风暴”,因一些重大突发性事件所引发的官员免职、引咎辞职现象日益增多。然而许多官员被问责后又离奇复出,公众对问责制度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提出质疑。究其原因,主要是与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制度不健全和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等,与传统“官本位”思想的消极影响有关。要有效地解决官员复出存在的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消除“官本位”思想的影响,积极推进现代政治文化建设;二是建立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法律法规;三是加强对问责官员复出的社会监督。     

宋代官员火灾问责研究

宋代城镇人口增加,居住密集,因而火灾较多。与此相应,人们的消防意识增强,宋朝官方也采取了多方面消防措施,颁行了相关制度和法令,其中就包括对官员火灾责任追究的规定。宋朝将防范火灾明确列入有关官员的职责内,对发生火灾后由谁主持救火、应追究哪些官员的责任,怎样确定惩处的轻重等都有规定。在分析宋代官员火灾问责规定的同时,也通过文献记载中的实例,考察这些规定的实行情况。     

撕开腐败分子“两面人”的画皮

近年来,党和政府为整治官员赌博下了很大功夫,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惩办了一批腐败分子,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官员奢赌成性问题。从近期发生的一些大案要案来看,腐败分子大多会充当“两面人”的角色,以种种手法躲避党纪国法的追究。     

问责官员复出之失控及其法律规制

近年来,问责官员频频被发现悄然复出,问责官员的复出呈现出高比例化、神秘化、迅速化、高位化、争议化等特点。问责官员的轻易复出架空行政问责制,损害问责制之权威性、严肃性和有效性,严重了损害政府公信力,也会助长"唯上不唯下"的官场不正之风。当前我国问责官员随意复出之乱象,既有问责官员复出制度的不完善之故,也与我国长久以来的"官本位"吏治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当前,从实体上界定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十分困难,但可通过完善问责官员复出的程序,通过正当程序实现实体正义。具体包括:要求行政问责时即对问责内容、复出时限加以明确规定;确保公众在官员复出中的知情权;建立官员复出的公众参与及反馈机制;建立问责官员复出后的公众监督机制等程序要求。     

观念、制度与环境:“为官不为”现象衍生的内在机理

作为我国政治生态中日渐凸显的吏治难题,"为官不为"是指官员放弃或不充分履行自身岗位职责的情形,属于失职渎职的范畴。究其成因,"为官不为"现象是由特定的观念、制度和环境三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观念因素是指由于部分官员受到"权力本位"、个人利益至上等错误观念的渗透,致使他们在从政过程中迷失自我,对权力的认知发生异化。制度因素是指由于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激励机制存在的失衡问题,抑制了某些官员工作的积极性,以及问责机制的缺陷可能被个人"钻空子"以逃脱监督。环境因素是指嵌入到官场生态中的官员,受到高压反腐情势、"乱为"空间的压缩、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社会舆论对官员的消极刻画等复杂环境的诱导与规制,从而策略性地选择"为官不为"。     

论媒介监督对"官员问责制"的影响

权利系统制约调控媒介系统是各国新闻史上不变的轨迹，在受到政府新闻政策规束的同时，媒体也会通过新闻报道对政府行为予以反馈，井由此反制约着权利系统。“官员问责制”的实行和发展正是在媒介监督和其他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遂渐实现的，立足于这一正在修订和完善中的制度。探讨新闻媒体的监督对“官员问责制”发展进程的影响，尤其应该关注媒介在对官员问责监督中的负面效应。     

高官问责：制度逻辑与改革模式——基于中国内地与香港的多维比较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发生于相近的历史时期并有着相似的改革称谓,但就其制度逻辑和构建模式而言,却表现出若干迥然不同的改革思维与演进轨迹。中国内地的高官问责制度是危机应急举措的产物,聚焦于行政责任追究机制的单项推进,以领导干部、尤其是行政首长做为主要问责对象,旨在藉此重塑官场文化、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基于本土自创形式的行政体制改革;香港的高官问责制度则是以14位政治任命的主要官员做为问责对象,旨在通过程序化的问责制度的模仿和移植,启动一场政制层面的改革,以此维护公务员的中立原则、平衡政治系统的利益分歧。     

中国行政问责制的发展现状及路径选择分析

中国行政问责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时期。随后的三年里,行政问责受到广泛关 注,成为行政改革的亮点。但在其制度化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境,如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 、问责内容、问责程序、问责的法律体系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和欠缺。导致这种现状的深 层次原因是权责对等意识缺乏、职责划分不清、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等。据此论文提出完善行 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为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围绕公共权 力,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 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弥补制度缺陷。     

浦口区住建局：“三个结合”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一是坚持“一把手”负总责与班子成员分工负责相结合。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认真落实“一岗双责”责任制．坚持党风廉政建设目标管理和责任管理双管齐下,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和业务工作同安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二是坚持抓好日常工作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局党委定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专题研究。找不足,析原因．明措施。努力形成用制度规范权力、靠制度管人管事的有效机制．先后修订完善了《党委议事规则》、《党建目标责任制》、《党风廉政建设制度》、《住建局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干部管理规定》等,用科学规范的制度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目标实现。三是将履职尽责与过错责任追究相结合。坚持抓好作风建设．努力提高履职尽责和为民服务的水平。认真学习《南京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结合职能履行制定《责任过错追究办法》、《信访工作目标考核规定》,明确要求,对不作为、乱作为的,一律追究相关人的责任。     

论行政问责制的柔性机制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实施行政问责制不仅需要相应的法规、规章等刚性机制约束,也需要行政问责文化柔性机制的约束。行政问责文化对于强化官员的责任感和自律意识、对于弥补刚性问责制度的“盲区”、对于培养现代民主社会的“公民意识”和建立现代责任政府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作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新亮点的官员问责制,是推动政治文明的又一显著标志。所谓问责制,是指对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行为和后果都必须而且能够追究责任的制度。21世纪以来,问责制在我国已取得了很大发展,但还存在着职能分界模糊权责不对等、责制主体缺位、制度不完善、问责的政治文化缺失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实施厘清官员职能分界而实现权责对等、加强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完善问责制度和繁荣官员问责文化等具体措施。     

官员乱为：“正当”的腐败？

搞腐败,都是偷偷摸摸,见不得阳光。然而,却有人在众目睽睽下进行。有作为才能有地位。这是时下不少政府官员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什么叫“作为”呢?字典上解释为,做出成绩。于是乎,我们看到了两种不同的情形,一个是很多政府官员严格按照市场规律办事,用扎扎实实,任劳任怨,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态度为本部门、本单位乃至本地区的事业发展做出贡献,取得显著成绩,受到人民群众欢迎和爱戴,实现了个人的地位。另一个是有的官员为了有作为,滥用职权,不按科学规律办事,在其所辖范围内,脱离实际,滥加管理,大兴土木、大搞工程,为自己标榜政绩,劳民伤财,搞得民怨沸腾。这不是作为,而是地道的“乱为”。     

从问责制的实施看加强我国行政官员行政伦理建设

近年来,我国诸多政府官员遭问责,一方面体现了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民主化、法制化和科学化进程进一步增强,时效性、影响力逐步加大。但另一方面也凸现出我国政府官员在行政伦理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不适应建立高效、廉洁和公正政府的要求。因此,本文从问责情况的实施入手,深入分析了目前问责制实施的困境,并提出应通过加强行政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以减少问责事件的发生。     

“父亲就业时代”到来了？

曲文上次接受记者采访是2005年7月。当时他刚工作1个月，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出生在一个大款或官员家庭。 在他看来，正是家庭背景不同．才导致他和一位同学在找工作上的冷暖不均。现在，他已经换了两份工作，也习惯把那份“不平”看作“正常的社会现象”，自称“早就习以为常”。     

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现象研究——基于首次土地行政问责73个案例的分析

为遏制土地违法,规范土地行政行为,我国建立并实施了土地行政问责制。在研究2011年首次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后续发展情况时发现,73名官员已悉数复出,但存在复出时间模糊、复出过程不透明、复出门槛低等现象。而这些现象反映出当前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度不完善、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不健全、官员责任意识不强等问题。土地行政问责官员复出不规范不仅会降低土地行政问责的惩戒、警示作用,更会使公众对土地行政问责制失去信心,从而削弱政府公信力。因此,应通过完善土地行政问责制度、健全官员复出机制及相关配套机制、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等措施,对土地行政问责官员的复出进行规范管理,以此来增强我国土地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及有效性。     

古代是怎么“治庸”的?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自上而下整风肃纪,力纠"四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以及庸散懒慢贪等不正之风受到穷追猛打,自上而下,全体公务员都处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监督之下,许多地方还专门成立了"治庸办"对公务员实施全天候监控,一些人又开始抱怨公务员不好当了,甚至传出"官不聊生"的怨言。那么,古代国家机关公务员的状况又如何呢?古代有庸官吗?古代又是怎么"治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