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的叙事时空建构

论《红楼梦》的叙事时空建构李庆信如果说世界“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①”，那么，小说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作为客观世界的一种主观投影，当然也具有其依存的时空条件，并且是在叙事的时空关系中建构起来的。尽管小说的叙事时空既不等于客观现实时空，也不像造...     

网络小说的空间、地图与叙事

在当前的网络小说叙事中,传统线性叙事的时空关系被打破,时间被淡化、模糊、背景化,而地点、位置、场面、空间等的叙事效能正获得凸显。众多空间的排列、组合形成空间序列,促使网络小说地图的应运而生和旅行书写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看,网络小说的叙事是一种旅行叙事,以空间来结构情节,以旅行来串联情节。空间叙事的意义在于,以空间对接当下的碎片化生活,呈现生活的偶然性,它消解了日常生活的稳定性结构,揭橥了媒介革命时代生活的快节奏与偶然性,并通过一种YY性融入与快感体验,实现着对当下社会的回应。     

叙事:历史还是小说?--金圣叹"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辨析

本文重点辨析了金圣叹的“以文运事”说与“因文生事”说,指出其旨在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的界限;前者表明,历史不过是一种叙事话语,是与外部世界构成“毗邻性”关系的“转喻”世界;后者则表明小说实际上是借助写作法则建构而成,是与外部世界构成“相似性”关系的“隐喻”世界。     

认知隐喻与翻译教学

隐喻是人类认知客观世界的方式,植根于语言和文化中。将隐喻认知观引入到翻译教学中,可以帮助学生构建心理图像,加深对同一词在具体语境中不同含义的直观认识,从而扩大表达范围,增进表达效果;其次,隐喻是语篇组织和建构的重要手段,隐喻系统性的分析,有助于对语篇内在连贯性的理解;再次,隐喻既构成文化又传承文化,通过认知隐喻在翻译教学中导入文化,可以培养学生翻译过程中的文化自觉意识和隐喻思维能力。     

客观的主观:精神分析学文论研究

通过精读拉康、齐泽克和弗洛伊德等学者的理论原著,以原质、叙事、幻象这三个核心范畴作为切入口,对精神分析学文论做出必要的提炼、梳理和评述。首先,在精神分析学看来,对象a是对原质的本体论阐释,原质构成了文学艺术的内在驱力。其次,以原质为内核的实在界之所以能够在文学中以一种能让人接受的逻辑形式被呈现出来,有赖于叙事抹平主体之内在创伤所带来的符号不一致性。最后,文学是主体欲望建构起来的一个关于创伤的幻象空间,这个空间所呈现的既非完全的主观世界,亦非完全的客观世界,而是"客观的主观"。文学就是对主体与自身内在创伤之核心不可能性的关系的隐喻。     

“生活世界”中的自然——关于生态批评的文学本体论反思

“生活世界”是现象学对人的生存世界的描绘,它既是先验本体论层面上以感知觉为基础的存在结构,又同时指向实存维度中具体的历史文化世界。文学作为生活世界的显现,开启了一个与日常生活层面的现实世界相平行的时空。文学中描绘的自然事物隶属于作品所展现的生活世界,与现实中的自然事物并没有直接对应的指涉关系,在不同的生活世界中作为文化反思建构整体的“自然”也有不同的意涵。生态批评的任务就在于引导读者进入作品的生活世界,进而理解自然事物在不同生活世界中的不同存在方式,从而超越物理学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现代自然观,探寻人与自然发生存在关联的多重方式。     

文化研究视域下跨域旅行文化的反思研究

文章通过勾勒旅行的观念史、陈示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对旅行的反思以及旅行书写的新理解：即旅行不再是中性的人类活动，而是浸透着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空间实践；相应地，旅行书写不再被认为是整个旅行的真实客观再现，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作者的身份与价值观影响的过滤生产，是一种话语，是对异域知识文化的政治性阐释和建构，而非简单再现，材料的排除、选择、重组等表征行为都与权力有关，从而提供理解跨域旅行书写的新视角。     

论《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

以后现代语境下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的想象和重构为切入点,探讨约翰·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所采用的“元历史罗曼司”叙事模式.认为这一叙事模式创造性地糅合了通俗小说中的罗曼司叙事因素与现代小说中的元小说“自我指涉”技巧,对现实主义再现式的叙事手法以及建构于其上的传统历史叙事观念构成了双重的质疑与颠覆.进而深入剖析该叙事模式背后蕴含的新的历史观念以及福尔斯在维多利亚与后现代两大时空之间建构“对话性历史”的努力.     

叙事性的变革与时空法则的退位——以《柳毅》与《洞庭湖柳毅传书》的时空叙事比较为例

唐传奇《柳毅》与元杂剧《洞庭湖柳毅传书》两部作品在故事内容与叙事重点相近的情况下,却在时空叙事中差异颇深。本文从时空描写的差异性入手进行探究,查究两文在时空设计、时空性质与时空操作上的区别:一是文本叙述偏向主观时空或客观时空;二是读者时空参与叙事时作用于局部或整体;三是叙事以多层时空网或单层时空链的模型进行时空建构;这说明唐传奇中时空的优先性在元杂剧时发生了降格。它是叙事文学从史实性向戏剧性发展中的关键变革,而以角色为主的代言叙事是此变革产生的必要条件。     

声音隐喻中的两个不同世界——鲁迅与大江健三郎之比较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既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又是人类认知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在文学作品中，隐喻成为作家塑造个性化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并借以表达作品的意义。鲁迅与大江健三郎虽然都善于通过隐喻来展示文本的情感世界，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别，鲁迅站在时代前列，专注人性与国民性，他用隐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唤醒整个中华民族。大江健三郎将鲁迅的斗争精神内化为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在他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巧用隐喻探寻了人的存在和现实世界的意义，帮助人们建构新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对日本社会一度存在的精神崩塌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论沈从文湘西小说中的"神性"艺术精神

“神性”作为沈从文湘西小说的生命意识范畴的支柱之一,是沈从文极力推崇和书写的艺术精神。“自然神”和“巫神”两位一体的神性空间使湘西世界成为一个“泛神”的世界。它的产生既是湘西“地域边缘”的自觉体认,也是“文化边缘”者生命理想的主观流露,彰显出对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和探索的文学史意义。     

"秦岭志"如何成为"山本" ——论《山本》 的方志书写

方志书写贯穿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山本》始终,具体表现在:其一,作者通过方志书写建构人物活动的空间序列,还原陕南山区的地理生态和民俗风情,构成小说的地方性背景;其二,方志书写在文本中承担叙事功能,一方面神秘主义文化作为情节发展的关捩,代替了现代社会所推崇的理性逻辑,也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情节发展逻辑关联性的要求。另一方面方志性内容的引入使历史叙事在一个又一个山野逸趣中被不断解构,文本形态因此具有现代性的特征;其三,作者在方志基础上展开对"人"的现代性思考,主体性的缺乏与非理性的暴力表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同构关系,涡镇人内在意识的承接与循环则是造成小说悲剧的根本原因。正是借助以上三个层面的方志书写,作者透过秦岭故事写中国世事,通过地方经验写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纸上的南方”——论苏童小说的空间叙事

苏童是中国当代最擅长空间叙事的作家之一。他总是有意识地规避时间的束缚,让时间融化在某种空间形式中。"香椿树街"与"枫杨树乡"这两个标志性的空间坐标,建构起了属于苏童的"纸上的南方"。这一虚构的空间,并非承载故事的一个空洞载体,而是推动叙事进程的有力手段,是整个文本的总体叙事策略。其中蕴藉的丰厚隐喻超越了地域景观的生活经验和直观感受,延伸向广袤的历史与社会,与创作主体强大的情感力量共同书写了各色人间故事,生成文本主体性的生产机制和意义建构。"纸上的南方"本身成为了存在的意义。     

无辜的谎言：浅论隐喻与古典政治哲学

哲学与诗歌的抗争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西语世界哲学思想的整个历程,作为两种不同形态的生活方式,他们完全具备争吵的根据.但是古典政治哲学所使用的方法却与诗歌有着惊人的相似:隐喻成为他们共同的武器.而隐喻在古典世界究竟仅仅作为某种修辞方法而存在,即它的使用范围和原则限于语法语用层面,还是作为人类某种生存方式在面对共同体的种种质问时而不得不选择的书写方式,即隐喻的使用恰恰是古典政治哲学的前提,是处于技术社会的人们尤应深思的历史性事件.     

抗战叙事的阈限突破与伦理建构——以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近年来,关于抗战历史的文学叙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这在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抗战书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题材选择上看,新移民作家普遍选择在宏阔的世界历史背景下表现抗战,或钩沉域外华人抗战史,或叙写异族人在中国抗战时空下的命运,或再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在中国战场的形成与集结,由此突破了传统抗战小说以国内战场为背景、聚焦中日二元的模式阈限。从叙事伦理上看,新移民作家一方面在小说中灌注人文理念与批判精神,从生命关怀、人性叩问、文明反思等层面对战争做出了发人深省的书写;另一方面亦自觉将重建民族形象和文化主体性内化于对抗战故事的讲述中,从而建构起一种兼具个体、民族与世界多重维度的抗战叙事。     

论《围城》隐喻的主观性

主观性是隐喻的重要特征。《围城》的作者从体现个人情感、独特视角和主观认识三方面创造了大量隐喻以表明个人立场、观点,具有鲜明的主观性。在发现和创造隐喻的相似性、借助特定认知模型建构隐喻等方面,也显示出非凡的洞察力、联想力,其隐喻理论体现了汉语的主观化特征。     

影像中的“父子”叙事与隐喻——对电影《马背上的法庭》的解读

剧情片《马背上的法庭》运用纪录式叙述风格与唯美式的镜头语言,讲述了中国边远乡村一个司法实践故事。在“父子”形象的建构、冲突和潜在的主题逻辑运作中,影片既完成了一段有头有尾的影像叙事,又放大了边远乡村“朝圣”司法的现代主流意识。整部影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时空和人物关系,在南国的山路绵延中,传统的西方俄狄浦斯情结也发生了一次悄然移位。“父子”叙事模式力图通过父子间的默契或对抗来进行影片情节安排、表现人物性格和提升审美特质,这种以“父子”为核心的家庭谱系也可以作为一种镜像来安置多种文本秩序,创造一种隐喻效果。     

莎士比亚经典与当代犯罪小说的“共谋”:论奈斯博小说重写《麦克白》

通过分析奈斯博小说重写莎士比亚经典悲剧《麦克白》的书写策略,探讨作为大众文学样式的犯罪小说如何借助经典文学实现“价值最大化”,从而提升其本身的文学价值。奈斯博将莎士比亚《麦克白》的情节、人物、情绪、思想融入其犯罪小说叙事框架,实际上使自己成为莎士比亚跨越时空的共谋人。他通过小说叙事对罪恶意识的思考,富有创意地再现了麦克白的反思,从而建构起当下与经典的关联。奈斯博重写《麦克白》为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传承经典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案例。     

时空结构与美感形态生成--对于个人化写作叙事方式的考察

本文认为 ,在时空结构上 ,2 0世纪 90年代个人化写作叙事方式与美感形态生成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陈染的“私人化”写作在时空重迭的叙事中 ,建构了一个自居、自恋和病态、异态的个人空间 ;朱文等人的新生代小说则在传统叙事的大框架下 ,于具体叙事中以独特的个人化的情感态度 ,传达出一种荒诞怪戾、庸常鄙俗而又率真直露的美感形态。这些作品给予人们的独特审美体验 ,将使其成为文学史上不得不被提及的创作现象     

独乐精神与诗意栖居——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与洛阳城市意象的双向建构

司马光的城市文学书写,开辟了城市文学的一个新方向、新思路,即不再是对于城市的排斥、贬低,不再是将城市视为与田园相对立的、与理想相排斥的空间,而是从积极、肯定和赞赏的眼光去书写城市.司马光的城市文学叙事,十分自觉地、有选择地接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影响,感受着洛阳城市文化的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同时,他的文化活动与文学创作,也在自觉与非自觉地参与了洛阳城市文化的创造与城市意象的建构.司马光在洛阳建构起自己独乐、隐逸的都市家园与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