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impact of breastfeeding patterns on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fant mortality in Germany, 1910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breastfeeding practices on the larg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fant mortality in Germany around 1910. Breastfeeding is strongly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infant mortality and remains so after controlling for public health measures and for demographic, economic,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also affect infant mortality. But it contributes much less to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infant mortality than do access to medical care, percentage illegitimate and marital fertility. Breastfeeding i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se other factors because it affects fewer causes of death and has a smaller impact on cause-specific infant mortality rates.     

两重困境: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德美关系评析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关系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纷争,这场危机不仅仅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对抗,它还使德美关系面临最现实和最严峻的考验。危机期间的德美关系处于战略困境和同盟困境这两重困境之中。在面临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战略困境时,美国的决策起着主导作用;而在开展对苏谈判,面临考验同盟可靠性的同盟困境时,联邦德国则决定了美国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与步伐。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与古巴导弹危机

英国是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之后积极支持美国的重要盟国之一。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危机伊始就主张并建议美国迅速占领古巴。但随着危机形势的发展,出于维护英美特殊关系、避免世界大战爆发和提升英国国际地位的考虑,麦克米伦转而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解决危机。麦克米伦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外交政策实际上是其第二次柏林危机缓和政策的延续,它不仅对缓和美苏之间的危机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对英国欧洲政策的制定以及60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的缓和起到了重要影响。     

联邦德国与第二次柏林危机前期美苏谈判中的德美关系

第二次柏林危机是冷战时期东西方在欧洲的一次正面交锋，这次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德国和柏林问题。为使危机得到缓解，艾森豪威尔政府领导西方阵营与苏联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在谈判过程中，联邦德国作为危机的利益攸关方，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谈判政策表现出了充分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反映了在冷战背景下，作为超级大国的盟友的不安全感。     

自由主义的内在危机与哈耶克

伯林提出了自由主义一元与多元化的价值悖论。伯林与拉兹、罗尔斯和哈贝马斯,或坚持多元论立场而取消一元论,或坚持一元论的同时充分应对多元论问题,但都无法完全避免价值论的紧张难题。哈耶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否定性的价值观,可以与多元论和谐共存。他认为,自由主义的危机不是自由主义内在的一元价值与多元论的危机,而是伪自由主义对真自由主义的挑战的危机。      

试论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1958-1963)

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阿登纳政府与西方盟国特别是与美国和英国之间,在解决危机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阿登纳政府主要采取影响西方盟国决策的方式来参与危机的解决,在事实上保留了对西方三大国政策的最终否决权。阿登纳政府的首要目标是,不能让西方盟国牺牲联邦德国的利益与苏联达成妥协。从这个意义上讲,阿登纳政府的第二次柏林危机对策取得了成效。     

美苏对德政策与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缘起

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也是冷战起源问题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尽管苏联封锁柏林的行动直接挑起了危机对抗,但从战后国际格局转换的整体视角看,危机的缘起与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的变化和两国对德政策的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逻辑关联。可以说,这次危机是战后初期美苏两国从盟友向对手转变过程中,围绕着如何处置德国问题而产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     

抗战时期四川的邮政通讯建设

四川是抗战的大后方,为适应抗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建设。因此,四川交通建设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其中邮政通讯建设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存在不足。抗战胜利在即,四川邮政事业却面临重重危机。     

国际危机管理的“有限理性”——以古巴导弹危机为例

在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总统的危机决策是建立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的,但是从“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实际的管理行为只是“有限理性”,而非“完全理性”。国际权力政治和国内官僚政治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理性调控危机的构思和执行。“有限理性”由于“有限”一度使危机有转化成战争的危险,也由于“理性”最终使危机得以和平解决。古巴导弹危机为我们认识国际危机管理中的“有限”和“理性”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军队堕落与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

导致罗马帝国三世纪危机的原因很多 ,但军队的堕落是重要原因。军队发动内战 ,动辄废立皇帝 ,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军队忙于内战 ,疏于边防 ,选择能够给予他们最多战利品的人作皇帝 ,使帝国长时间遭受血腥内战和外族入侵的折磨。持续不断的内战中 ,军队像侵略者一样劫掠城市 ,罗马帝国陷入无政府状态。三世纪危机对罗马帝国是致命的打击 ,帝国从此拉开衰落的帷幕     

“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形成

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生成与演变,与民族危机的发展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的刺激息息相关。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发生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民族意识的觉醒,促成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在民族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迅速定型,并很快流衍为一种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成为流行话语的民族复兴思潮趋于深化、高涨;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扭转了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战争屡战屡败的局面,成为中华民族由衰弱走向复兴的转换枢纽与重要标志。     

总体性危机与左翼新战略——2009年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对金融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当今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仅是一场经济领域的危机,更是总体性危机,它现实地表现为金融危机、制造业危机、粮食危机、生态危机、战争危机、文化危机等各个方面.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场总体性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因而,要想解决这场危机,改变人类的不利处境,避免未来的灾难,仅仅针对经济领域的局部性的和临时性的举措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为基础性的和根本性的变革.尽管在借助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制订未来战略方面,他们是基本一致的；但对于究竟如何具体构建有效而长远的新策略问题却莫衷一是.因而,美国左翼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历史处境为我们更深入地思考这场危机的实质提供了一个契机.     

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引发的贫穷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战争、自然灾害、不平等条约与世界经济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失业者遍及全国各行各业,进而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尤以贫穷最为突出。失业群体在穷困的折磨下,有的家庭破裂,有的选择自杀,这些行为威胁到了国家的统治秩序。     

略论新经济政策的实质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在1918年春制定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的理论原则基础上制定的,旨在平复战争创伤,挽救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所造成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它在农业、工业及商业等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提高了生产力,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挽救了苏俄政治经济危机,巩固了新生苏维埃政权,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但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后期,由于实行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开始排挤资本主义经济成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奠定,新经济政策至1936年彻底消失和中断。     

冷战时期中国对周边地区国际危机的处理

冷战期间由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原因,在中国周边地区曾经发生多次国际危机。它们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国家统一、国际地位乃至世界格局影响重大而深远。时至今日,一些问题仍悬而未决,并困扰着中国。进入后冷战时期,在中国周边地区又发生多次国际危机,其中一些危机不仅与冷战时期的危机有密切联系,而且与中国的国家利益攸关。汲取冷战时期中国应对国际危机的经验和教训,今后中国政府面对可能发生的国际危机,应该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促使解决国际危机手段的多样化,建立和完善国际危机预警和管理机制,重视军事手段在化解危机中的重要性。     

冷战后美国预防性防务评析

预防性防务思想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种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把预防列为军事战略的首务,防范用传统的威慑和实战方式难以对付的潜在威胁。这一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从战时与危机时期扩展到和平时期。预防性防务包括针对各种大规模毁伤武器的裁军、军控、防扩散和反扩散;对国际危机的控制;对武装冲突与战争的预警。其特点是强调对事态发展全过程的控制,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或把危机控制在低水平。预防性防务代表着美国军事战略未来的发展趋向,并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     

因袭与微调：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

探讨了肯尼迪政府第二次柏林危机政策的形成过程,认为这一政策是对美国传统政策因袭与微调的结果,既没有偏离美国的外交传统,又打上了肯尼迪个人思想的烙印。     

《阿凡达》与生态伦理

科幻影片《阿凡达》构造了一个由终极智慧（爱娃）维持和掌控的和谐发展的潘多拉星,地球人为了解决自身的能源危机,来到潘多拉企图掠夺那里的特殊矿石,从而对那里居住的纳美人展开了侵略战争。影片以科幻的形式给我们敲响了生态危机的警钟,启示我们对生态伦理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深入反思。同时也告诫我们,仅仅诉诸于道德层面的伦理思考其作用仍然是有限的。也许,人类要摆脱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困境,有必要在经济发展模式、政治与管理体制、伦理与道德观念、法律与法规约束、生活与交往方式等诸多层面进行综合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失业群体心态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战争、自然灾害、不平等条约与世界经济危机等国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中国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面临就业困难和生活苦境的失业群体心态日益扭曲,被焦虑、苦闷、悲哀、紧张、恐惧、防范意识薄弱等不良情绪所困扰,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