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内容考略

《子虚赋》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的第一篇作品 ,现已亡佚。本文在考察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认为 ,《子虚赋》是为讽谏梁孝王的奢靡游乐而作 ,内容取材于梁地风物、梁孝王的奢靡状况和游乐场景等 ,以梁孝王游猎为主线 ,以子虚乌有对答的形式展开 ,虽与《天子游猎赋》的行文形式差不多 ,但内容截然不同     

《两都赋》新论

跟枚乘《七发》、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扬雄《甘泉赋》等作品比较起来,班固的《两都赋》并不为文学史家看重。然而它在赋史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化解了传统大赋在审美追求和政教伦理追求间的冲突。消除了传统大赋的结构性缺失,体现了为汉德、汉赋乃至整个汉文定性和定位的高度自觉,真正具备了表征汉文的特性。它在汉赋发展历史上具有独特的标志性的意义,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子虚赋》《上林赋》考辨——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龚克昌同志在《(天子游猎赋)辨》(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龚文)一文中,认为《文选》所收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应称为《天子游猎赋》,萧统不应该把它分成两篇,并认为除《天子游猎赋》之外,司马相如还另有《子虚赋》和《上林赋》。对龚文这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鄙陋,粗陈浅见,既与     

《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与文学新变

物类展列是汉大赋的重要特征,汉大赋的形成、发展与功能演变皆与物类展列密切相关。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以大量的展列和鲜明的特征成为汉大赋物类展列系统中的典型。将《子虚赋》《上林赋》置于先秦两汉时期物类描写的视域下重新审视,可以清晰地看到两赋在展列数量、展列形式、展列功能等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形成物类书写的新模式,代表了汉大赋物类书写的最新成就,并展示了赋体讽谏功能与创作生态之间的巨大张力。     

“劝百讽一“发微

从先秦到西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美刺讽谏是文艺的根本功能。西汉时期的辞赋创作,就是以讽谏文艺观作为指导思想。司马相如生活在汉家走向盛世的凯歌声中,凭借诗人对时代精神的特殊敏感,他意识到大汉盛世正向他走来,为此他创作了歌颂大汉天子声威和汉家盛世气象的《子虚赋》、《上林赋》,而他在理性上所接受的又是讽谏艺术观,这种文学观念使他在大赋结尾之处加上托讽之笔,由此形成汉赋“劝百讽一”的典型艺术结构。汉赋“劝百讽一”现象,反映了文艺理论建设落后于创作实践的窘困。直到东汉,班固才在《两都赋序》中提出可以用汉赋来润色鸿业的文艺新观念。     

关于司马相如的小考二则

司马相如的游梁标志着汉初著名的辞赋文学集团--梁苑集团的基本定型,其开始游梁的时间与梁孝王携诸文士入朝的时间有极大的联系.史载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司马相如的游梁即始于梁孝王的第七次入朝,也就是梁孝王二十九年冬十月.<子虚赋>是司马相如在梁时所作,代表着梁苑集团创作的最高峰,它与<史记>、<汉书>所录的<天子游猎赋>是不同的两篇赋,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先后承继的关系,但<文选>把<天子游猎赋>一分为二,并称前半部分即<子虚赋>过于主观,我们现在只能认为相如游梁时所作的<子虚赋>已经亡佚.     

从“太子读本”“诸侯读本”到“天子读本”——论《七发》《子虚赋》《上林赋》对刘彻的精神影响

刘彻"为太子闻乘名",一即位就"征乘",表明枚乘作品曾给刘彻带来特别的阅读体验。《七发》对楚太子宫闺生活的批判以及阐扬知性生活的主旨,显示出作为太子精神读本的意义。《子虚赋》为司马相如在梁府时所作,表达出劝诫藩王禁淫守职的时代要求,堪称为"率多骄淫失道"的诸侯精神读本。《上林赋》对天子校猎至壮的铺叙,对天子往而知返形象以及大一统文化中国形象的描画,诸如此类,堪称为"明天子之义"的天子精神读本。刘彻由太子时对《七发》的阅读到建元三年(前138年)前后对《子虚赋》《上林赋》的阅读,构成了由"太子读本"到"诸侯读本""天子读本"的阅读史。在初为天子的第一个六年中,刘彻遭受了以儒学建元的失败,但以不自觉方式拉开了以大赋建元的时代大幕。     

辨伪与论证——《远游》与《大人赋》的关系考辨

《远游》与《大人赋》存在语言、结构和思想方面的相似性。陆侃如认为《远游》有抄袭《大人赋》的嫌疑,郭沫若则认为《远游》可能是《大人赋》的初稿,其中郭沫若的看法影响深远。此后《远游》的作者归属众说纷纭,《远游》被排除在屈赋之外,经典性大打折扣。实际上,从逻辑学角度来说,陆、郭二位从两者的相似关系推导出模仿关系,从思想成分证明《远游》非屈原所作,实乃循环论证,结论无法成立。通过爬梳和整理司马相如的生平、《史记·封禅书》的相关描述、《大人赋》的具体文本和楚文化的习俗,论证《大人赋》其实是司马相如为了保全家人而对汉武帝的献媚之作,而《远游》则是楚文化的产物;后者并非前者初稿,而尽管词句不同,但司马相如的遗札无论从主题、意图还是功能均与《大人赋》相似,因此可以推断,《大人赋》的"初稿"有可能是遗札。     

“赋者古诗之流”说的讽诵特质——兼谈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本质区别

历来对"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解释,往往强调了赋的讽谏功能,但忽略了赋在形式上的声调节奏。诗与赋其实都是通过悦耳的形式来陈述讽谏之义的,这才是"赋者古诗之流"一语的全面涵义。汉赋依然重诵读,但同时受到稗官小说等口头伎艺的影响,逐渐散失了讽谏的功用,从而产生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的分别。     

论楚辞对汉赋的影响

汉赋“受命于诗人 ,拓宇于《楚辞》。”汉大赋铺张扬厉、结构宏大、语言华丽、句式工整 ,这种审美情趣和特点直接受楚辞的影响 ,故有“楚艳汉侈”之说 ;抒情赋以《楚辞》为模仿对象 ,具有抒情述志 ,注重音韵节奏而篇幅不长等特点 ,它直接脱胎于《离骚》、《九章》。一方面是因为统治者需要歌功颂德 ,文人以辞赋创作作为进仕的手段 ;另一方面文人生活的困顿与挫折 ,诸多悲剧性的人生遭际 ,需要以辞赋写志抒情 ,楚辞也始终在赋家创作中起影响作用。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为代表的以描写皇宫帝苑和帝王巡狩游宴为主要内容的汉大赋得楚辞之形 ,以贾谊《吊屈原赋》为代表的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抒情赋得楚辞之神 ,二者对楚辞各取所需而面目各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