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方言》与方言特征词的判定问题——以《方言》部分方言词的重复注释为例证

《方言》中某一个方言词,作为被释词,多数情况下不重复注释。但是,也有同一个方言词重复注释的情况。这种重复注释的情况,透露出《方言》某处说某方言用了某词并不排斥其他方言也用该词的信息。如果一个方言词仅见于它后面所列的具体的方言区域,不见于别的方言,那么几处重复注释所列的方言区域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这就有力地证明:《方言》中说表达某一个概念,某地用某词,并不是说只有某地用某词,其他的地域不用该词。扬雄只是据实记录他的见闻,不是在作出全面调查,不是在知道了某词只有某地用而别的地方不用之后,才写上某词见于某地。换句话说,《方言》中某词见于某地,并没有暗含不见于其他地域的意思;《方言》中的很多方言词不能作为某一个地域独有而为其他地域所无的用词。将《方言》这一特点揭示出来非常重要,因为它牵涉到如何利用《方言》研究秦汉时期的方言区划、方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以及汉语词汇史等重要问题。     

论扬雄《方言》楚地词“革”源自古越语

扬雄《方言》记载楚地表老义的语词"革",晋以前不见于汉籍文献,《三国志》始见"老"、"革"连用现象,而今南方十余种少数民族语言仍广泛使用此词,这一现象启人思考。借助民族史和移民史,结合现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实地调查,发现扬雄《方言》楚地词"革"源自古越语,随着古越族的变迁,保留于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中。这一古越语词汉代通行于南楚江湘一带,为楚方言所吸收,后与"老"连言,进入汉籍文献,留存于现代汉语方言。     

晋方言研究史脞论——以山西大学为起始与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晋方言研究，首推山西大学建校之初山西大学堂赴日留学学生景耀月1907年发表的《晋语》,这是晋方言研究的开篇之作；随后，瑞典人高本汉于1910年来山西调查方言，1911年正式入职山西大学堂教授外语，所著《中国音韵学研究》被誉为中国音韵学的“空前伟著”;曾任山西大学堂教务长的刘文炳于1932年始写《徐沟县语言志》,成为晋方言单点调查研究的先导；1957年，以山西大学中文系为主导的方言普查，开拓了晋方言调查研究新局面；20世纪末，山西大学教师成为编写方言志的主要力量；新时期以来，山西大学晋方言共时与历史研究跃居全国领先水平。晋方言研究伴随着山西大学的脚步走过了百余年的奋进历程。     

《金瓶梅》词语考释订补

近几年有关《金瓶梅》所用方言问题的讨论相当热烈。我们觉得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有待于对现存各有关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的详细调查研究以及对《金瓶梅》写作时代的语言的深入研究。目前这两方面的材料都显不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我们仅从《金瓶梅》中挑选出词语二十余条,指出这些词语及其在书中的意义用法,至今还在河南某些方言中保存着。其意当然不是证明《金瓶梅》所用方言为河南方言,而是想说明不做上述全面研究,仅据少数词语在现代某方言中的有无,难以断定写于十六世纪的《金瓶梅》所用的究为何种方言。     

《昭通方言疏证》选录

姜亮夫教授早年曾编撰《昭通方言考》,对家乡昭通的方言词广为搜集,详加考订。一九七五年前后,先生以抱病之身,仍于工作余暇致力于昭通方言的研究,经过“检校群籍”,“补充整比”,在《昭通方言考》基础上编篡成《昭通方言疏证》一书。此书未及付梓,故不为世人所知。《疏证》全书凡四十卷,分作“释词、释天、     

论戴震对扬雄《方言》的贡献

戴震以淡薄名利的心态精研《方言》。他首先针对洪迈《方言》非扬雄所作之说,一一加以辨驳,最终使扬雄为《方言》的著作者确立下来。有感于《方言》＂讹舛相承,几不可通＂,戴震为《方言》订讹辨误、删衍补脱,并进一步疏证词条,利用汉字系统声近义通的内在规律,读破通假、系联同源,更用＂语转＂明方言音变,从而沟通《方言》训词与被训词,使这部濒于隐没的语言学著作重发光彩。戴震的《方言》研究为后人立下楷模,开启了清代《方言》研究之风。     

序言二篇

《通山方言志》序言 通山方言属鄂东南方言。鄂东南方言与湖北省其它地区的方言迥异,其语言现象复杂,有许多独特的语音现象。四十年代,赵元任等先生曾撰写了《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这是中国以现代语言学方法调查研究方言的代表性著作,对方言调查研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由于这部书成于兵荒马乱的年代,交通不便,田野调查受到限制,以至调查鄂东南方言时,只能在武汉找些籍贯是该地区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发音人的口音与方言实际难免有些出入,因此鄂东南方言的调查研究还有些工作可做。今天,由黄群建编著的《通山方言志》的出版,可说是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清末民初《圣经》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的语言学研究

《圣经》方言翻译是晚清西学东渐顺应中国语境的语言变革举措,也是《圣经》从文理版转向接近自然口语表达的尝试,基于方言入文传统的不同,《圣经》方言译本的语言面貌及语言表现力也各有差异。《圣经》作为经书,有其语言表达承袭的传统,因而也造成了尽管方言不同,但译本仍具有偏于书面语表达,用词古雅,行文中方言特征词嵌入,利用汉字借音、方俗字与训读字来解决方言言文不一致现象等共同特点。粤客闽方言汉字译本中书面语口语化程度最高的是粤方言译本,以粤方言口语为基础;客家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接近于近代白话文;闽南(潮汕)方言汉字译本的书面语基础与浅文理译本相似,具有文白夹杂的特征。《圣经》方言译本一定程度上记载了汉语方言历史演变的轨迹。     

林语堂先生的方言学研究

林语堂先生在方言研究领域做出了多项重要的研究,提出了先进的研究方法:对扬雄《方言》的研究,包括《方言》的价值,《方言》的年代、材料和地名,方言分区;方音与古音研究,包括方音是考订古音的工具,提出"古有复辅音"说以及《切韵》的性质;方言形成的原因;重视西洋传教士的方言研究成果;方言研究方法论;创制方言字母。     

一部方言语法研究的巨著——评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

著名方言学家张振兴教授在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的序中说:“立新是一位很勤奋、很执着的中青年学者……”是啊!几十年来,孙立新教授(以下简称作者)用自己的勤奋和执着结出了很多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方言研究成果.从文章来说,他在《方言》、《中国语文》、《语言科学》、《汉语学报》、《亚细亚言语论丛》、《人文杂志》、《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宝鸡文理学院学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咸阳师范学院学报》等国内外期刊上发表论文200多篇;从著作来说,他有《户县方言研究》、《关中方言代词研究》、《西安方言研究》、《三原方言》等专著与合著几十部.尤其是2013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关中方言语法研究》一书,有128万字,是一部方言语法研究的巨著.笔者拜读全书之后,深受其益,故写出来与同道们共享,以期能给从事方言语法研究的学者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从声韵看《中藏经》之成书时代

《中藏经》始载于宋·郑樵《通志·艺文略》“医方”下篇,题曰“《华氏中藏经》”。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录为“《中藏经》一卷,汉·谯郡华佗元化撰”。但关于本书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历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疑为华佗本人所作的;有疑为华佗弟子作的;有疑为六朝人作的;有疑为宋人作的。从书中的韵文入手,找出押韵的字,并根据历代音韵体系十分严密的特点分析了书中韵字在不同时代的分合,指出“蒸”韵之“证陵”字与“庚耕清”韵字相押,是宋代的音韵特点,从而证明该书很有可能是宋人编辑而成。至于书中某些内容,渊源更早也是可能的。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徐兢生平考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是宋代徐兢所撰的一本出访高丽的见闻录。《图经》以实地见闻,全面记述了王氏高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山川、人物、礼仪、宗教、物产、习俗等,徐兢还以亲身经历,详细记载了航海路线及日程,以及船队的组织、航舶装备和航海技术、航海路线,是研究高丽史、宋丽关系史、科技史和海上交通史的重要著作。由于传世文献记载的不同,后人对徐兢的生平、家世了解有误。在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对上述问题加以澄清。     

点校本《仪礼正义·少牢》篇标点失误举隅

段熙仲点校本《仪礼正义》是以新式标点整理点校《仪礼正义》的开山之作,自其出版发行至今,向为学界所倚重。然礼书难读,整理点校中难免有所疏失。今以《少牢》篇为例,列举其中所存在的分合失当、书名篇名误标、引文与释语相混、破句等标点失误60余则,略加按断考证,以祈有助于《仪礼正义》的阅读研究和进一步点校整理。     

卢瓌《杼情集》考论

《杼情集》应是晚唐时人卢瓌所编纂的一部"唐人诗话"。此书在宋末元初已亡佚,今由《太平广记》、《诗话总龟》前集、《诗人玉屑》、《能改斋漫录》辑得材料35条。分析这些材料可知:《杼情集》既有对诗作的辑录与评论,亦有对诗事的记载;其体例目前已无法探寻,只知其由几十条并无联系的短小文字连缀而成。较之《本事诗》,《杼情集》更接近《六一诗话》,是晚唐时期的一部"类诗话"作品。它不仅记录了诗歌、诗事,为后世提供了研究"诗话"渊源不可或缺的材料,还代表了先宋诗话发展的高峰,成为链接先宋诗话与宋代诗话的纽带。     

《越绝书》作者考辨

宋代以后,《越绝书》作者为子贡(或子胥)的传统说法得到了质疑,明代杨慎用析隐语法定为东汉袁康、吴平,清钦定《四库全书》袭杨慎之说,似乎成为定论,但质疑之声不绝。我以为,《篇叙外传记》的最后一段所谓的隐语文字可能是宋代以后文人所加,《越绝书》“成非一人”。     

论鼓吹曲辞与中古时代音乐舞蹈史诗的创作

魏晋迄唐的乐舞史诗主要保存在《宋书·乐志》、《隋书·音乐志》及《乐府诗集·鼓吹曲辞》中,为沿用《汉铙歌十八曲》曲调而创作的新题乐府,表现历代王朝开国承家的诗性历史。乐舞史诗作为独具民族特色的史诗范型,与中古时代战争频仍、改朝换代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体现了音乐制度、民族艺术等方面的广泛影响。     

试论明代宗藩的图书事业

明代宗藩藏书丰富 ,著作如林 ,雕椠兴盛 ,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明代的宗室政策是造成宗藩图书事业发达的基本原因 ,也决定了其发展的特点。宗藩图书事业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读《国语》札记

文章讨论了《国语》中的一些词句的训释问题，对韦注及清人训解中的一些错误进行了辨正。如“贪冒”条，认为“冒”的“贪”义来源于“墨”。“不承获甸”条，论证了它并非是“不获承甸”的误倒。“倍之为八寸分寸之一百四”条，揭示了分母有省略，并非脱字。“每怀靡及”条，指出释“每怀”为怀和、怀私、虽和，都是赋诗断章之解，而非正解。而“每每怀其无及于事之惧”才是此条之确诂。“使吕宣子佐下军”条，分析了王引之乱改古书致误的原因等等。共14条。     

从庚戌起义看清末广东政府的危机应对

1910年庚戌起义是清末广东政府所面临的重大政治、军事危机，通览此次起义，虽一起一蹶，不过仅止于三二日，然清廷广东当局在危机应对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一、起义前的政府失策：募兵仓促，未曾严格遵循“募兵制略”方案；革命党人充斥于军事学堂和新军营中，政府对新军控制力被削弱；军队军纪不严、防务疏散；未能惩毖安徽新军起义教训；对新军思想失控，未能正确引导兵士的演讲集会。二、应对起义时的失误：新军核心领导临阵弃营，新军指挥失灵；未能尽缴新军各营弹械；旗兵仇汉、总督猜忌，激化新军士兵情绪；起义爆发后警吏之敷衍。三、善后措施之不足：降兵不辨良莠一律遣散，引起舆论诟病；对善后之防营军队缺乏约束。     

“格物致知”与宋代绘画

文人社会的“格物精神”使宋代绘画艺术登峰造极。宋人尚理,绘画亦重理。其中,宋之理学“格物致知”对宋代写实绘画风格的影响尤大。本文拟从“格物致知”的内涵演变论述其对宋代写实绘画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