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儒家文化认同研究

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用"华夷一家""天下一统"的政治思想取代传统"华夷之辨""以夷制夷"的治边思想,在西南边疆深入经营治理.面对中央王朝自上而下的治理和教化,西南边疆主动自下而上地回应与向化,并在与中央王朝的博弈与互动中形成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的认同.研究旨在接续我国当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建,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和学理支撑.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认同问题研究述评与讨论

全球化带来全世界发生变化的同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往与联系得到加强,使得社会开放程度、文明程度、文化发展程度不断深化,学术界不仅注意到了全球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分析全球化对民族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形成了大批宏观和微观的研究成果,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审视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以“地方性”意识反观民族及其文化,会发现在对全球化时代的西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以及怎么影响、民族文化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怎么变化、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变迁与认同及文化建设等问题还存在较大的阐释空间需要我们关注和探讨。     

“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边疆治理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中国推动边疆经济发展和经济分配、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协调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战略等行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给中国边疆治理造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个边疆争夺日益激烈,国家疆域形态多样化的时代,必须推动中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构建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建设,主动应对非传统边疆安全危机,积极对外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进一步提升边疆形态多样化意识。     

中国陆地边疆的价值性、基础性及基本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边疆制度、实施边疆治理的国家。自有国家文明肇始,日渐形成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的天下观。"天下""五服"是奠立先秦边疆观的思想基础。中华民族从传统帝王的"家天下",逐渐走向民主共和以及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在中国从王朝国家转变为主权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陆地边疆也相应地经历了历史嬗变过程。"天下"表达盈缩的思想观念,对中国陆地疆域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价值影响,需要对王朝国家"天下"与"中国"的价值理念进行合理的解读。"疆域"与"边疆"是有内在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陆地边疆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最基础性的边疆,近代中原王朝时期西南边疆的形成,具有鲜明的中国边疆特色和显著的历史特点。清王朝统一历史疆域版图代表着中国领土的基本范围,主权国家边疆具有临界性、边缘性和交集性的本质特征。人们可以透过主权国家边疆的本质特征,正确地认识和把握主权国家边疆所独有的特殊差异和内在规定性。边疆治理是巩固国家政治利益、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论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

一般意义上的法治文化认同是指社会公众对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法治模式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当前,中国陆地边疆因市场化、城镇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所造成的民族人口结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传统道德秩序的消解和改造,破坏社会有序化的分化、渗透、犯罪等边疆特殊性问题日益凸显。这就意味着置于边疆社会特殊的文化空间和法治环境之中审视法治文化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边疆的实际情况,从边疆法治文化认同的背景、内涵、基本要求、作用机理、层次结构,以及在边疆治理中的价值体现等几个方面对中国陆地边疆的法治文化认同问题予以具体分析,可以看到以法治文化认同为突破口的必要性,其利于增强少数民族群众作为一名中国公民的国家认同以及由此而衍生的法律角色认同。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论中华民族构建过程中的边疆整合

民族分布格局同地理生态结构的一致性,加之历史上"华夷之辨"的疆域治理范式,形成了中国异质性和碎片化的传统边疆。近代以来,随着中华民族构建的开启和推进,原本隶属于不同族体的各边疆版块始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拥有,内外分际的疆域格局被解构和重组,并通过"人"的维度实现了"地"的整合。这既是边疆属性从"民族性"到"中华民族化"的转变过程,也是边疆格局从碎片化到整体性的转变过程。但就目前境况来看,中华民族"多元"的结构性特征不断固化,而"一体"的国族属性相对虚化,使得这种疆域整合机制开始松动,因此需要重新调整中华民族建设和发展走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的边疆治理:历史经验、理论根基与现实路径

边疆治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密切相关。古代王朝时期边疆治理塑造了国家与文化的统一性认识,其中大一统思想、从俗从宜的治边政策、边疆经济开发、以儒学为核心的文教措施孕育了共同体意识存在的潜在基础。现代以来边疆治理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与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超越,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将政治定位、制度保障、经济发展、文化根基作为边疆治理的理论根基,其现实路径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包括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夯实边疆发展的物质基础、打牢文化认同的思想基础、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发生了较大变化.事变前其边疆认识以蒙藏新为重心,将边疆问题与民族问题等同,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较模糊;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在其视野中地位开始提升,边疆区域范围的界定相对明确.民族认识上以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为基础,为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忽视少数民族自身历史文化传统而提出宗族理论.与国民政府的边疆观念及民族认识同步演进的是其国家主权观念的逐步清晰,对中国从传统国家形态向现代转型,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抵抗外侮与民族分裂势力有积极意义.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局限性,其边疆观念与民族认识多以政治利益为出发点,在具体实践中并未彻底贯彻,宣传价值多于实际运用.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的反思及对策

增强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保持国家认同在认同序列上的优先地位，是维护边疆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和祖国安全统一的基础。当前，亟须从强化公民意识、发展经济、强化国族认同、发展教育等方面提高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中国边疆治理的文化“内驱力”建设研究——以西南边疆为中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培养和发挥农民的内生动力,作出了"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的重要论述。"扶志"与"扶智"发展路径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团队在云南和广西边境调研的结果表明,西南边疆文化建设的"内驱力"来源于当地文化传统、现代文化、戍边文化和党建文化。在实践中,各地发挥自己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主要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推进扶贫工作中的基层文化实践与乡村振兴中的文化"内驱力"建设。以"民族文化+旅游"模式、"边"文化模式、"党建+"模式为主的文化"内驱力"建设路径,将为中国边疆治理提供文化兴边、强边、固边的智识服务。     

西南联大与西南边疆研究

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3所学校在昆明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的8年中,西南联大有关研究机构及学者们积极投身于西南边疆地区的调查研究,进行了包括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边疆经济地理、少数民族宗教习俗、地质地理矿产等方面的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论清初西北边疆民族政策的指导思想

清朝重新统一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以后,出于稳定边疆形势、维护领土完整的施政目的,制定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其中,大一统观念是清朝制定民族政策的思想基础,极力淡化华夷观念是清朝民族政策的指导方针,"德足绥怀,威足临治"是清朝处理民族问题的总方针,因俗而治是清朝制定和实施边疆少数民族政策的基本手段.     

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及其整合思路

在我国广大的边疆地区,生活着众多的少数民族,各个少数民族有着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同时也形成和保持着对国家的认同,但受到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边疆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日趋复杂,其矛盾与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因此,必须处理好两种认同的关系,并在边疆治理中通过多种路径与方式,强化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从而建立起有利于国家稳定和统一的认同关系结构。     

中国国家发展中的边疆整合

边疆整合是通过国家整合力量来维护和巩固边疆以及增进边疆与内地间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的过程。历史上王朝国家主要采取松散性和间接式的机制来维系"核心—边缘"的疆域格局。这种机制使得边疆整合程度较低,边疆形态具有了突出的异质性和碎片化特征。随着近代以后民族国家的构建,中国逐步形成了一个与主权体制、中华民族建设和统一性制度体系相适应的边疆类型。边疆架构总体上实现了由碎片化向整体性的转变,但从具体层面来看,这种转型并不彻底。在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的背景下,中国仍然面临着认同整合、社会整合、法治整合、族际整合和发展整合等多个维度的边疆整合问题。     

儒学教化：明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彝族地区对明王朝经营西南边疆有重要地位。明朝初期，中央政府对彝族地区军事行动是儒学教化的基础，明王朝在彝族地区逐步形成卫所、屯田、土司、儒学教化四位一体的国家治理格局，彝族地区步入明王朝推行的国家治理快车道，儒学教化作为国家景观和制度安排，是明王朝在西南彝族地区推行文化软实力的安边之道。     

屯垦开发路径下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构建

西域在唐代国家安全战略中处于重要地位,因此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唐代西北边疆安全体系的建设。在治理策略上,先是进行屯垦固边活动,有效促进了边疆开发和社会稳定;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制度建设,实行因地制宜的行政管辖;在屯垦开发的民族合作中,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逐步增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有效促进了民族融合。由此,在唐朝管辖西域的一个多世纪中,有效保障了丝绸之路和西北边疆安全,大唐盛世局面进一步繁荣发展。     

建国初期党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分类指导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然而历史的脱胎差异在相当长时间内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边疆少数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呈现出多样性和特殊性.为此党中央根据西南边疆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国家政权面临的历史任务,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分类指导的政策.地方各级政府在指导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与艰辛的探索,其理论成果与经验教训,在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借鉴意义.     

从唐初对突厥的政策看唐太宗治理北疆的思想

唐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时期。唐太宗在治理北部边疆的过程中 ,本着羁縻政治、华夷一体、慑之以兵、分而治之的思想 ,对各少数民族恩威并施、法礼并用 ,通过设置羁縻府州、和亲、分封、用兵等一系列措施 ,稳定了边疆。这些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     

孔子道德教化思想的义理体系

在中国历史上,孔子首开道德教化思想之先河,从而将"二帝""三王"所开创的"礼乐之教"化转为"成德之教".客观地看,"成德之教"表现为一种道德教化思想,而这种道德教化展示为一个内容丰富的义理体系:"性相近,习相远"是道德教化的人性论基础,"文""行""忠""信"是道德教化的基本内容,"中庸"是实施道德教化的方法论,"内圣外王"则是道德教化的理想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