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收入结构与财富不平等——基于一般均衡视角的分析

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当局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在微观个体异质性的作用下具有潜在的财富分配效应。如何理解货币政策对财富不平等的影响、防止财富分化进一步加剧是政府与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带有初始财富异质性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财富分配的影响机制,讨论如何调整货币规则以提升福利公平。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冲击将显著提高财富与收入基尼系数,且表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家庭收入结构与边际消费倾向由财富存量决定,货币政策首先通过收入结构差异加剧收入分化,随后借助家庭消费与资产配置行为放大财富不平等;中央银行应允许通胀与产出缺口小幅波动以防止消费差距过度增加;纳入家庭消费分布二阶矩的泰勒规则能在提高社会总福利的同时减小福利不平等。     

草根规则与生育观念:生态与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族地区生育规则——以贵州省从江县侗族村落为例

在国家人口与计划政策和法律实施前,黔东南自治州的侗族村落就存在"适度人口"与社会生产力协调发展的观念.这种朴素的人口生育观来源于占里人对人口与资源和地理环境等关系的认识,并形成为一种民间规则.由于民间规则的形成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其所倡导的观念及违反民间规则导致的惩治措施,对调整该地域的人口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货币政策规则分析——基于泰勒规则和麦克勒姆规则比较的视角

在深入回顾和分析货币政策规则理论与模型的基础上,利用中国数据对泰勒规则、修正的泰勒规则、麦克勒姆规则、修正的麦克勒姆规则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反应比较大,两种泰勒规则要比两种麦克勒姆规则更适合作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指南。伴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的加快,泰勒规则将能更好地刻画和描述中国的货币政策状态,为中国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提供指南作用。     

妇女当家会强化低生育水平吗?——一项关于家庭权力与生育决策的实证研究

妇女地位的提升对降低生育率有着重要作用。在低生育水平的湖北宜昌农村地区,数据分析表明,家庭权力在生育决策中产生重要影响,男性的生育观念更为传统,男性主导家庭权力可以提高家庭的生育意愿,而女性拥有越来越自主的生育决策权力以及更理性的、以核心家庭幸福为准则的生育观,但在这部分地区,没有证据显示妇女当家会直接降低生育率。因此,在妇女家庭权力日渐提升的趋势下,为防范极低生育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发展能力、为妇女生育提供良好的家庭支持和社会支持环境尤为重要。     

货币政策变化与家庭金融决策调整

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资产价格、改变资产相对收益和公众预期,对家庭消费储蓄和资产配置两大金融决策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城市家庭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以利率来衡量的货币政策与家庭消费储蓄比重、消费构成、资产持有存量以及结构变动有较大关系.利率上升导致家庭增加消费比重,提高了恩格尔系数,并且增加价格或回报率上升的资产的持有量.利率与长期存款总量、总存款占总资产比重、现金持有量有负相关关系,对房产资产持有绝对量无显著影响但与房产资产占总资产持有比重有正相关性.利率对于股票和债券的持有量和持有比重的影响均不显著.     

生育数量趋同行为研究的理论架构与实证分析

生育数量趋同表现为一孩、二孩和多孩趋同。生育数量趋同受社会、家庭和个人因素影响,根据2000年福建省第二期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物力资本,生育政策、生育文化、女性家庭地位、家庭背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对生育数量趋同行为产生影响。创造良好的社会、家庭和个人条件,塑造良性的生育数量趋同行为,是事半功倍地解决人口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农民工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合肥市调查数据

2013年,国家出台了"单独二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一政策调整将会对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产生何种影响?以及当前农民工群体对生育意愿的态度如何?这是迫切需要回答的课题。通过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主要针对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性别偏好、生育时间等现状及其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进一步了解到农民工的意愿子女数大幅减少,性别偏好相对弱化,婚育时间进一步推迟的结论。这一变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原因,综合分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由此,可以归纳和总结出农民工的生育意愿不够强烈、生育行为不够积极,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理性决策生育行为。     

生育保险对女性再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8年CLDS数据的分析

生育保险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影响女性再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基于当前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的现实背景，采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以来，生育保险对已生育一孩女性的再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无任何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享有生育保险待遇的女性再生育意愿高出7.7%。拥有生育保险能更显著地提升具有传统生育观念、独生子女家庭、城镇户口以及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的再生育意愿。为此建议，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强化生育保险的生育支持功能，加强农村地区生育保障体系建设。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 ——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女性劳动参与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基于孩次的验证

低生育率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产生冲击,找出影响我国生育水平的关键因素,为生育主体提供良好氛围和相关机制极其重要。以2016年中国金融家庭数据为基础,以每个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不同孩次的相关情况加以区分,研究女性劳动参与对不同孩次生育率的影响,从而揭示女性"低生育之谜"。结合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模型,采用二元变量模型分析女性劳动参与和生育的关系并验证其内生性。研究发现女性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家庭中孩子的数量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相反,女性配偶的劳动参与对家庭中生育一孩和孩子数量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和社会应当共同给予女性支持,分担女性的育儿负担,在政策层面上转移用人单位的用工负担,缓解女性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保障职业女性的权益,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模式改变了吗?——基于不同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比较分析

基于开放框架下包含资产价格的扩展泰勒规则,分别以利率和货币供给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价格型和数量型调控模式,从静态和动态视角对两种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在我国的适用性进行比较研究,可以发现:无论是静态分析,还是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动态稳健性分析,在我国现阶段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背景下,以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价格型调控模式并非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佳选择;相比较而言,以货币供给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反映我国当下资产价格急剧波动背景下的货币政策操作规则,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操作的首选,但价格型调控模式亦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央行为规避利率急剧波动而采用的利率平滑机制仍然存在,并且,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对汇率波动的影响并未显现。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7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家庭支撑力如何影响女性生育决策？——基于对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调查

生息和传承是人类社会落脚于家庭的两项基本任务,家庭对人们的生育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基于家庭因素,界定“家庭支撑力”的含义,并结合莱宾斯坦（Leibinstein）成本效用理论,从生育经济学理论和微观实证分析两个角度出发论证家庭支撑力与城镇职业女性生育意愿的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内部提供的经济支持、照料支持以及养老负担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意愿有较为显著的影响;非家庭因素,例如生育政策、生育津贴等对城镇职业女性的生育决策起“催化”作用。在此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应构建显性的“制度性”家庭政策体系;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加速推进生育成本的社会化;完善劳动力市场保障机制,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 ——基于2014年湘潭市调研数据的分析

“全面二孩”政策已经基本落地,但社会各界对这一政策实施的人口学后果仍持有不同观点。基于2014年湘潭市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调研数据,文章分析表明：（1）“全面二孩”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为48.8%,农村比城镇人口更想生二孩,单双独家庭比普通家庭更想生二孩;（2）不想生二孩的主要原因是成本太高,占比达到56.3%,次要原因是不想对孩子分心和工作事业太忙,分别占13.1%和10.2%;（3）若政策允许,又具有意愿,有明确生育行为的占32.1%,且生育时间安排呈梯次分布,“全面二孩”政策不会造成人口堆积,敏感性检验也支持上述结论。未来,应加大教育、医疗等公共品投入,更好实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初衷,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继续提供强劲动力。     

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南阳市H镇的调研分析

生育意愿是影响实际生育水平的超前变量,是预测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参数。新生代农民工"二孩"生育意愿普遍较强,为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提供了广阔空间。他们的男孩偏好表现比较明显。子女的养育费用、照看孩子的精力和计生政策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键因素。应切实维护并保障女性农民工的"二孩"生育权益,加强出生人口监测和风险控制以防止"二孩"出生性别不均衡,以促进全面"二孩"政策的有效实施。     

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收益与风险均衡的视角

基于76家商业银行2014—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探讨了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确存在过度风险承担现象,且中小银行过度风险承担现象更严重;高利率货币政策会促进商业银行过度风险承担;数量型货币政策与货币政策立场中,高存款准备金率或者高实际货币供给增长率会抑制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