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貘尊”及其生态史料意义

上古时期青铜器遗存可见“貘”的形象。相关信息透露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多有变化。而“貘”在中原的消失,提示了生态史的重要转变。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西周“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也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与秦汉气候史的认识

秦汉时期黄河流域的竹林分布是生态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都应当关注的历史事实。认为当时黄河流域的竹林非“自然生”、“皆为经济栽培的产物”的意见缺乏论据。竹林分布的变化,实具有“气候变迁指示意义”。竺可桢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以“竹”的分布论述秦和西汉时期的“温和”气候,是有说服力的。     

气候与人口:历史学视域下“农牧交错带”研究基本线索考察及反思

以往有关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及相关问题研究中，气候与人口因素是两条基本线索，但是通过对时空维度下农牧交错带变迁考察可以发现，气候与人口因素的影响各有偏重，且在不同时期影响程度也有差别。因而本文在考察气候与人口因素对历史时期农牧交错带变迁影响的基础上，认为有三个关键点应加以关注：（1）要区别对待气候与人口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响程度；（2）注重农牧交错带变动的核心区域"边界地带"；（3）农牧业选择对农牧交错带环境景观变化与生态系统变迁的关系。     

社会转型时期回族家庭文化变迁问题研究

本文以社会转型时期回族家庭文化变迁为研究视角,探析了回族家庭文化模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和演变过程,以及家庭文化变迁对回族妇女地位的影响。认为回族家庭文化变迁是回族传统社会中家、族、国同构格局下的延伸与发展。     

略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始于唐五代而终于两宋。在促使经济重心南移的诸多因素中,南北自然环境的变迁是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拟从气候、水文、植被、土壤等方面,讨论唐宋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一、唐宋时期气候的变化对经济重心南移的影响在农业社会中,一般说来气候是决定经济状况好坏的主要因素。历史时期我国气候的演变大致是冷暖交替,但其总趋势是由暖变寒,即温暖期趋短,程度趋弱;寒冷期趋长,程度趋强。7世纪中期气温变得高于今天,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0世纪后半叶。11世纪初气候转寒。12世纪初气候加剧变寒,气温低于现今。13世纪初气候开始回暖,但气温仍低于现今,这种情况继     

民族大迁徙的地理环境因素研究——以中国古代民族迁徙为考察的重点

在古代历史的宏观演进过程中,民族迁徙移动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及文化演变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不断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     

变化中的现代性渴望——当代藏族文学的社会、文化现代性追求

在古代历史的宏观演进过程中,民族迁徙与其相应的社会动荡与文化演变是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变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中国古代,以中高纬度地区地理环境的变迁为潜在动力,以气候的变化以及旱灾、雪灾等自然灾害为触发因素,引发游牧社会的动荡与危机,进而导致他们周期性的南迁,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进程。     

中国内地回族等四个穆斯林民族人口状况分析

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都是中国内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四个民族的人口分布和居住格局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回族是仅次于汉族的分布最广的少数民族,回族的传统聚居地以西北为主,但回族人口在各地的流动性较强.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分别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自治县、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等地,居住相对集中.对这四个民族的人口指标和历史变化进行分析研究,可以总结和发现中国穆斯林民族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变迁与时代性发展.     

应景与造景:森林变迁与尧山圣母信仰关系研究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森林变迁,不仅是自然植被的变化过程,也是区域景观的更新过程.从区域景观变迁的角度而言,这样的变迁不仅带来自然环境方面的变化,也在社会文化方面产生了相应的景观效应.通过对尧山地区森林植被变迁过程与尧山圣母信仰形成之间关系的讨论,可以发现,以森林为主的生态景观,从信仰形成期的应景到后期发展中的造景有一个变化过程.     

宋元的荔枝种植与气候变迁

荔枝种植在元宋时期经久不衰,区域较唐代有所扩大。宋代经历了中国气候史上一次重要变迁,荔枝种植因此受到影响:西南地区的种植区域有所南移,东南地区的种植区域则整体移向东南沿海与珠三角地区,北方的荔枝种植最终消失。元代的荔枝种植地区范围较宋代有所缩小。从种植区域的变化可了解气候变迁对荔枝种植的影响。     

近百年来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变迁研究——对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的调查

以北京三个回族大家庭为典型个案,将辛亥革命以来近百年划分为四个时期,以这四个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分别考察了各个时期北京不同职业的回族人家婚姻家庭观念的变化.从婚姻中的民族因素、婚姻形式、家庭类型、居住形式、家庭内部各种关系的变化等方面,具体反映都市回族在择偶观、婚姻习俗、家庭结构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并分析探讨了都市回族婚姻家庭发生变化的因为.从透视回族现代婚姻家庭的走向,探讨回族发展变化的轨迹,反映回族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     

人类经济发展模式的演进与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不同文明形态下经济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出在采集与渔猎文明时期、农耕与游牧文明时期、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时期,人类分别采用了完全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局部不可持续而整体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可持续的线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可持续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影响了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     

非正式制度与生态环境变迁互动关系研究——以塔里木盆地生态环境变迁为例

生态环境的变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非正式制度是一个重要因素。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变迁体现了对生态环境的“响应”,同时非正式制度也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迁。该文结合塔里木盆地居民特有的习俗和生态观念分析非正式制度对生态环境变迁的影响,提出人们应从培养生态观念、形成良好的风俗习惯等方面入手,来保护、改善生态环境。     

近代南阳盆地区域史研究述论

南阳盆地是一个在自然、经济、人文、政治、社会环境等方面一致或相近的地理空间,非常适合充当区域史研究的"标本"。当前学术界对南阳盆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从历史地理学角度来研究南阳盆地水利盛衰与农业发展变迁的关系;二是从交通地理变迁角度研究南阳盆地的古今盛衰;三是从区域经济学角度研究明清时期南阳盆地城镇经济的发展;四是从生态环境变迁的角度探讨南阳生态畸变及其后果;五是从区域政治与社会学角度来研究宛西自治及其精英人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从研究现状来看,中国区域史研究呈现明显的地区性研究不平衡态势,以南阳盆地为代表的中西部地区的研究明显滞后。鉴于此,我们应关注近代南阳盆地交通区位和社会生态变迁带来的影响,尤其要深入研究近代南阳盆地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把握近代南阳盆地社会衰败的特征及影响。     

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南北差异及环境成因

屯垦经济是古代边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蒙元时期,边疆屯垦经济的发展不仅成效巨大,而且南北边疆呈现出显著的发展差异和趋势特点。究其原因,运用气候变迁、生态平衡与非平衡等研究视角可以发现,中世纪暖期气候转向小冰期,以及由此引发的南北边疆生态环境不同变化和生态系统（平衡与非平衡性）对屯垦生产影响制约作用的改变,再加上由此带来的疫病影响等因素,是造成这一时期南北边疆屯垦经济差异发展的主要环境成因。     

微时代媒介社会角色的动态变迁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媒介社会角色的嬗变是一个历史过程,与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制度、文化环境和行业状况等因素相关。近年来中国媒体行业发展迅猛,微传播风头日盛,新旧媒体交融成为常态,媒介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角色与以往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媒介社会角色经历从传播工具到社会公器再到倾向于娱乐施教的动态变迁,折射出微时代新闻社会功能的变化,消费文化盛行、媒介技术驱动、行业发展演变等因素是构成其变迁的主因。微时代守望公众利益、践行职业逻辑、多重角色交融共存既是媒介创新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媒介机构应该坚守的角色伦理。     

明朝军事政策与晋冀沿边地区生态环境变迁

晋冀沿边地区在历史时期曾经多次得到开发,但就其力度、规模和影响之于环境的变迁,则莫过于明朝。该文从聚落平面布局、土地利用的变化以及森林的减少等三个方面,就明朝政府对蒙军事政策影响下的该区域生态环境变迁进行了分析,认为军事是人地关系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之一,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力也更大。     

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研究——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为个案

文章以南京市七家湾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为个案，分别从社区经济、组织、文化等方面探讨了大城市传统回族社区的社会文化结构，概括出“盘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征，描述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文化结构变迁的主要过程。文章认为，整个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决定了城市回族社区社会结构变迁的方向和力度，而社区社会结构的变迁又会进一步影响社区民众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构。     

商品化农业发展与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1912-1949

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商品化农业的发展较前大为加快,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也较前更为明显。烟草、鸦片等是此时期西南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农产品,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覆盖均有较大影响。此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因素如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扩大了对粮食、工业原料等商品化农产品的需求,促使农业分布由传统中心区域向其他区域扩张,从而也成为刺激西部农业布局拓展进而推动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种种因素积渐所致,最终形成宏观的生态环境后果。     

商品化农业发展与中国西南的生态环境:1912-1949简

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地区商品化农业的发展较前大为加快,其对自然生态的影响也较前更为明显。烟草、鸦片等是此时期西南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农产品,对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土地利用/覆盖均有较大影响。此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因素如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发展,扩大了对粮食、工业原料等商品化农产品的需求,促使农业分布由传统中心区域向其他区域扩张,从而也成为刺激西部农业布局拓展进而推动生态变迁的一个重要因素。种种因素积渐所致,最终形成宏观的生态环境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