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流刑考——以流沙门岛的情况为主要事例

很多关于宋代刑罚体系的研究认为,宋代在创立了折杖、刺配等新刑制后,传统五刑中的流刑已基本上没有得到行用,其地位已被取代。笔者则认为,宋代流刑作为中国刑法的传统成规被维持了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它吸纳折杖、刺配等新形式并加以灵活运用;借助流人押送、流人管理等一整套制度的实施、完善,在宋朝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以沙门岛为主要例子,尝试对宋代流刑进行通贯的考察和阐述。     

鹳鹊楼和《登鹳鹊楼》诗

唐代诗人王之涣《登鹳鹊楼》诗所题之鹳鹊楼,在山西蒲州(现在永济县旧蒲州镇)。按县志:这座鹳鹊楼系“周宇文护造”。据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记载:“河中鹳鹊楼三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河中”即河中府,唐代曾改蒲州为河中府。《大清一统志》中说:“山西蒲州府:鹳雀楼在府城西南城上”。又引旧志:     

恪守荒蛮:重彩与刻意

贾治龙是西北一位具有创作实力的当代作家，他出生在陇东宁县，学生时代即开始发表作品，后来亦因文章被错误地打成“黑帮”发配到农村“改造”了6年，经历可谓坎坷。贾治龙与众多的文学青年一样，刚开始是从诗歌创作起步的，与甘肃的几位诗人还合出过一本《五色花》；后来他涉     

《平水韵》考

中国古代韵书,由隋代的《切韵》至宋代的《广韵》,后又有《集韵》及《礼部韵略》,其承袭发展关系是十分清楚的。金元之际“平水韵”行世。竟成为元明清七百年间写诗押韵的依据,称为诗韵,分一百零六部。《平水韵》从何而来?首创者是谁?说法不一,尚无定论。最早的说法是:南宋淳裙年间,平水人刘渊编《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刻印于壬子年(公元一二五二),因作者为平水人,所以称为《平水韵》。此书将宋代《礼部韵略》注明“同用”之韵加以合并,成一百零七韵。该书早已不存,因元代大德年间熊忠编写的《古今韵会举要》沿用了它的韵目,遂使后人都认为《平水韵》始于刘氏。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即用此说。     

龙马溪在何处

苏轼《出峡》诗云:“新滩阻风雪,村落去携杖,亦到龙马溪,茅屋沽村酿。”龙马溪在何处?冯景注云:“《环字记》:‘马鸣溪在夔州府,俗称龙马溪。昔土人牧马于溪上,产龙驹,四蹄利爪,朱驶赭尾,高可七尺。州将闻,以贡行在,载至溪口,攘鬣长鸣,跃于江。溪以名。”其意以为诗中龙马溪即夔州府之马鸣溪。查初白不同意此说,他在《太平环宇     

“历山耕田”古钱币与舜

这是一枚明朝崇祯年间的古币。全身布满红斑绿锈,直径4.1厘米,钱上面的主题内容是反映我国历史上一则伟大的传说——历山耕田。 历山,在山西永济蒲州东南六十里,今称东、西历山。《水经注》载;“历山谓之历观,舜所耕处也。”《史记·五帝纪》曰:“舜耕历山。”《括地志》称:“蒲州河东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亦名历山。”汉时,成帝幸汾河登历山,扬雄赋曰:“登历观而遥望兮,幸虞氏之所耕。”“舜耕历山”中的舜即我国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的领袖,姚姓,有虞氏,名重华,史称虞舜。相传因四岳推举,尧命他摄政,舜定都山西的蒲     

《叙州府志》考

《叙州府志》流传至今可考者 ,仅有清代康熙、光绪两朝所编志书 ,且康熙《叙州府志》已不见全书 ,更显《叙州府志》所存资料不可多得。考究《叙州府志》纂修源流 ,足见清代统治者对修志的重视和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探讨《叙州府志》中的“都掌蛮”史料及其价值 ,其以志证史之功可窥一斑     

《归去来辞》“登东皋”当为“(?)东皋”

陶渊明《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之“登”,实为“癹(ba)”字之误。 据《说文解字》段注称:“‘皋,气白之进也……’气白之进者,谓进之见于白气滃然者也。……皋有训泽者,《小雅》‘鹤鸣于九皋’,传曰:‘皋,泽也’。泽与皋,析言则二,统言则一。”可知“皋”的本义即沼泽。再看“登”字。据《说文》,“登”字的本文为上车,引申为凡攀上高处的动作皆曰“登”,如《左传》成公十五年“登丘而望之”,《礼记·曲礼》“登城不指”。“东皋”可泛指东边的沼泽,既为沼泽,盖为低湿处,就不当说“登”,故作“登东皋以舒啸”于文理不合.     

海南岛,在这个冬天里火一把

1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六大战略定位,即中国旅游业改革创新的试验区,世界一流的海岛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     

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的民族成分

一、宋代“泸夷”非乌蛮集团 宋代“泸夷”即宋代“泸州夷人”之简称,它不是单一的民族称谓,而是指在宋代泸州及羁縻州活动的少数民族的总称。其地域大致相当于今泸州市(包括属县)及部分宜宾地区、滇东北角部分地区、黔西北部分地区。北宋政和年间,原隶属泸州的淯井监升建为长宁军(治今长宁县境内),辖区即原属泸州的很大部分羁縻州地。在宋代“泸夷”中,除乌蛮     

宋代编管法

宋代的刑罚制度,在因袭封建五刑的同时,又创制了独立于五刑之外的编配法。宋代的编配法有刺面与不刺面之分,凡杖脊、刺面、配役者,谓之刺配,以贷杂犯死罪之命;不文面而流者,谓之编管,多用于“命官犯罪当配隶者”及“诸罪缘坐家属应编管者”。无论刺配还是编管,皆根据罪之重轻,情之深浅有地里远近之别。宋之编管法,是一种编录名籍,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监督管束的方法。在行用中,又与除名、勒停等行政处罚结合并用,成为宋代一个立法详备、行用广泛的新刑种,表现了宋代“自立一王之法”的独具特色。     

王干才教授

王干才 ,男 ,1 94 7年出生 ,安徽省阜阳市人。 1 982年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 ,获哲学硕士学位 ;1 98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 ,获哲学博士学位。 1 991年破格晋升教授。现任烟台师范学院政法学院教授 ,西北政法学院研究生导师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 ,山东省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山东省高校职称评定专家组成员和社会科学成果评定专家组成员。　　多年来 ,王干才教授在西北政法学院和烟台师范学院政法学院为本科生、研究生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费尔巴哈论》、《反杜林论》、《哲学笔记》等 )、“西方…     

彝族和土家族同源于虎伏羲

<正>彝族的晚近分布,通过乌蒙山似乎就止于黔西北毕节,但从历史上考察却不止于黔西北.黔西北习水、赤水两县,与川南跨长江两岸的沪州毗邻,据《宋史·泸州蛮》记载,在宋代尚有“乌蛮罗氏鬼主”.此乌蛮据《通考·四裔五》引《桂海虞衡志》记载,“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这全是今凉山彝族的体形和装束.宋代以后,这里的“乌蛮”或融合于汉族中,或已它徙.现几乎     

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

一《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刊张政烺同志《甲骨文“肖”和“肖田”》一文,对甲骨文“(?)”进行了考释。文章说旧版《甲骨文编》的编者不识“?弊?归进附录,新版《甲骨文编》收入了正编,释为“??并注明从人从少,《说文》所无,其义与少     

唐代的“流鬼”和“窟说”

在探述唐代东北缘边民族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通典》、《唐会要》、《新唐书》等书所记载的“流鬼”究竟在哪里?根据已故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的说法,“流鬼”就是指今库页岛(苏联“萨哈林岛”)。197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斯特瓦氏著《库页岛史》,采用了白鸟库吉的这个论断;我国学者也有主其说的。在我看来,白鸟库吉的这一说法是不可取的。多种史料辨析表明,“流鬼”不应指今库页岛(萨哈林岛),而应该在今     

关于《洪范》五行说

关于《尚书·洪范》五行的哲学思想,历来看法不一,目前学术界亦无一致意见。现在,我谈些不成熟的看法,向专家和读者请教。 在谈《洪范》五行说的哲学思想以前,先对“五行”的这个“行”字的原始含意,应当有个确切的理解。历代学者对它的解释多种多样,如宋代王安石认为“行”字,即气体流行     

宋玉赋性因子觅踪——《高唐》《神女》二赋新探

<正> 古人论辞赋,往往把屈原、宋玉同誉并举.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即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同书《时序》亦谓:“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后来,“诗圣”杜甫更言:“窃攀屈宋宜方驾”(《戏为六绝句》);“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等等.研讨屈赋的论著,多矣.现在,我们从性视角对宋玉代表作《高唐》、《神女》二赋作若干探索.     

宋代制举考述

一、宋代制举沿革制学始于汉,盛于唐,宋承唐和后周之制又有新的发展。制举与贡举同为选拔人才的方法,贡举为常选,而制举是不定时的待诏而行。《宋史·选举志》载:“宋之科目,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制科即制举,又称贤科或贤良。制举是贡举的补充,因贡举定期举行,恐有遗才,故由皇帝不定期地诏试非常之才,以取天下优秀之士。宋建国之后,太祖于韩德二年(964年)正月,下诏曰:“先所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諫、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间吏理达于教化等三科,并委州府解送吏部,试论三道,限三千字以上。”(《续通鉴长编》卷5)这是宋代置制举之始。     

社会·人·瞬间——谈辛弃疾的怀古词

在辛弃疾六百余首词作之中,怀古词的数目并不算多,但却是辛词中的珍品,集中显示出他在创作思想和艺术上的特色。“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文中所引,凡不注明者都是辛弃疾的作品),每逢这样的时候,我们的词人便借古人的酒杯,浇胸中之块垒,长期郁积在内心深处的家国之恨,身世之感就找到了喷火口,一发而为千古绝唱。     

宋代疑经思潮与理学的形成

宋代庆历年后,经学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南宋初年的陆游说:“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论孔安国、郑康成。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尚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乎论经,况传注乎?”汉唐以来群儒固守,不敢稍加怀疑的“传注”遭到了猛烈攻击。传统的章句训诂之学被否定了,神圣不可侵犯的五经本身也逃脱不了或疑、或讥、或毁、或黜的命运,走上“凌夷衰微”的末路。在熙宁变法中充当保守派首领的司马光面对这“疑经惑古”的局面,愤愤地说:“后进后生,口传耳剽,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数篇,己谓《周官》为战国之书;读《诗》未尽‘周南’,巳谓毛、郑为章句之学;读《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谓《三传》可束之高阁。”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感染上了怀疑症。一代学者名流如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人不信经典、攻击传注不遗余力。这股疑经思潮怎么会形成的?它对宋代程朱理学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在哲学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本文拟从经学的演变角度来分析一下宋代理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