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和记》与《太和记》考辨

《泰和记》本是明代中叶湖南人许潮所创作的一部“单出传奇”总集，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从明末开始，它便和比它先行面世且与之有不少相似之处的传为杨升庵创作的“单折杂剧”总集《太和记》相混了。就是在一些新近出版的较为权威的著作中，这样的状况也仍在继续着。显然，弄清两者的关系，还两剧以本来面目，并非毫无意义。关于《泰和记》，日天成《曲品》说“许时泉所著传奇一本《泰和》，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志。”许时泉即许潮，明嘉靖甲午（１５３４年）科举人（见《康熙靖州志》、《乾隆靖州…     

历史的真实性与艺术的真实性——《书剑恩仇录》史事钩沉

金庸的《书剑恩仇录》这部武侠小说,以“康乾盛世”鼎盛期的乾隆中前期作为时代背景而展开故事情节。小说刻画了乾隆的矛盾性格,作者对乾隆的态度则受到了乾隆矛盾性格的影响,任何作家,他的个人情感与创作理性难免有不一致之处。小说在陈家洛这个人物的塑造上是虚虚实实,以虚为主,那么在帮会的描述上则虚虚实实,以实为主。     

《红楼梦》乾隆抄本辨

本文主要借助乾隆年间及稍后的笔记文献等史料,并结合对《红楼梦》程本与现行脂本的比较,分析了“脂本”与程本、乾隆抄本与“脂本”、“甲戌本”与“乙卯本”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乾隆抄本《红楼梦》的内涵,又为处在困境中的《红楼梦》版本研究指出明暗。     

《聊斋志异》阅读接受初探

创作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难,为之寻觅“理想的读者”也不易。蒲松龄对自己精心结撰的《聊斋志异》曾发出“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聊斋自志》)的叹息,这与以后曹雪芹自题《红楼梦》“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感慨同调。作家如是说,读者也颇自知,乾隆间人刘堮有诗云:“古人著书当建树,个里金针未易悟。几人     

袁枚交游群“生挽”诗创作并唱和现象初探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冬,袁枚发起了一场“生挽”诗创作并唱和活动,在文坛上引起较大反响。袁枚之所以活着时便自作挽诗并索和,是为了排遣其病中心理焦虑、回应道士胡文炳的谶言和反叛浇薄世风。《续同人集》所收32人“生挽”唱和诗,集中体现了乾隆末期部分江南文人乖离于世俗的生死观、人生价值观。此次群体赓和之风,革新了“生挽”诗的创作方式和文学体式,且细化了“挽歌”在文学总集中的文体分类。探究这一文化现象,有助于厘清挽歌诗的文学发展,深入认识乾隆末期江南文人群的创作心态、品性情志和价值观念。     

猜猜乾隆与和绅的“不解之缘”

在整个大清王朝的历史上，乾隆一直是个不可忽略的君主，与之相对，和珅则是臭名昭著的“顽、奸、贪”的恶臣。相对英明如乾隆，却宠幸劣迹斑斑的和珅二十余年，是君臣相得，还是别有隐情?是乾隆看错了和珅，还是和珅钻了乾隆的空子?最近《铁齿铜牙纪晓岚》一播再播，人家旧话重提，讨论起来又没有答案，真成了“千古奇谜”。     

论抄本《绿野仙踪》及其作者

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百回抄本《绿野仙踪》是一个非常罕见的海内孤本。它与一般通行的八十回刻本《绿野仙踪》相比,不仅内容充实,文字准确,而且还难得保存有作者李百川的一篇自序。这篇重要的自序,是目前探讨李百川的生平思想和创作的唯一资料,自然十分珍贵。因此,我们应该足够重视对这个不太容易为人见到的抄本的整理、研究,并与刻本相比较,以探讨其学术价值。《绿野仙踪》创作于清乾隆十八年(一七五三年)至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年)间,略迟于《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是清中叶一部比较重要的小说。郑振铎曾论到,《绿野仙踪》“决不至一以其荒唐无稽而弃之”。我们透过荒唐无稽的佛国神界的“仙踪”,看到小说反映的仍是人间“绿野”的广泛现实生活,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很深刻感人的。因此可以说,达部小说不仅仅是“点缀以历史”,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它的价值是毋     

黄金台和《红楼梦》

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红楼梦》尚流传不广;乾隆五十年以后,《红楼梦》始流传开来;而《红楼梦》风靡一时、形成“闲谈不说红楼梦,谈尽诗书是枉然”的社会风尚、真正成为一门专门学问——“红学”的时期,已经到了程甲本刊行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和程乙本问世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在程甲本问世前两年即乾隆五十四年,一位理应在“红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多年来却不大为人注意的重要人物诞生于江南,此人就是黄金台。     

纪昀批评蒲松龄述评

乾隆时期，在《聊斋志异》风行百余年后，《四库全书》总纂纪昀不仅抛出了自己的文言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五种，而且从小说理论上批评《聊斋》者流的创作，遭到了蒲松龄追随者针锋相对的回击，形成中国文言小说流派争鸣。争鸣集中在文言小说创作的方法理论、文言小说的风格理论及文言小说的社会功能三个方面。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略

《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略彭明哲《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续目提要》），是１９２５年日本“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利用日本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由其所属“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邀请我国部分著名学者，耗时十余年，仿照乾隆时《四库全书总目》，纂修...     

一本《和■评传》,另半部乾隆朝政治史——读冯佐哲先生《和评传》

一本《和评传》，另半部乾隆朝政治史——读冯佐哲先生《和评传》李尚英去年，我在《一本〈钱南园传〉，半部乾隆朝政治史》①一文中，引用了历史学家朱桂昌教授的话：“乾隆时代处于一个历史转折的关头，是一个充满深刻矛盾的时代。这深刻的社会矛盾，召唤着与它相应...     

曹雪芹与"一拳石"

香山公园阆风亭下，有石曰“一拳石”，背有乾隆御制诗《春望》二首。     

天下同文：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的学术史意义

乾隆朝新译满汉合璧《五经》所依据的汉文底本大致以宋代学者经注本为主,力求简明扼要。这与乾隆御纂汉文《五经》在其先祖以“宋学”为主的基础上转而回归“汉学”的取径颇异其趣,显示出乾隆针对满汉两个群体不同的学术导向。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导向实际上都统一于乾隆的所谓“同文之治”。其“同文”的内核在于用儒家义理统一思想,而翻译则成为乾隆解经的一种手段,通过用满语翻译汉语和用今语疏解古经,乾隆达到政统、道统、学统的合一。其所强调的“同文”,主张回归儒家经典、发掘经文义理,这无疑是继宋代以后再一次经学回归本体的学术建构,也促进了乾嘉考据学风的兴起。     

《紫箫记》与汤显祖的戏剧创作道路

《紫箫记》与汤显祖的戏剧创作道路段庸生能够确立汤显祖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自然是“玉堂四梦”（《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紫萧记》作为汤显租不成熟的戏剧创作，其文学成就远不及“四梦”，加之该剧在创作过程中中道辍笔，故事梗概还未...     

乾隆的遗产：嘉庆朝官修图书与文化事业

嘉庆朝完全继承了乾隆朝的官修图书编修机制,持续产出大型官修图书,维持朝廷对于文化事业的引领。在乾隆朝趋于完善的《御制诗集》编修机制规范着嘉庆皇帝御制诗的创作行为,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存诗数量第二多的诗人。从嘉庆朝臣子们宫廷献诗的情况来看,嘉庆皇帝对于朝廷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展现出足够的主动性。嘉庆朝的文化特色正是其在整体上受制于乾隆朝文化统治的“惯性”;当时士人风气的整体转变与嘉庆朝的文化政策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断层。     

袁枚《续诗品》校记

《续诗品》版本较多,今据乾隆刻本及《昭代丛书》、丁福保辑《清诗话》、郭绍虞注《诗品集注·续诗品注》等主要版本校勘(下文先引出者为乾隆本,其它以辑、注者姓氏简称),其余诸本无特异处,不拟胪列。至于异体字,如“(?)”作“(石臣又土)”、“(艹夸)”作“华”等,则不备举。     

论《隋唐志传》的创作结构及对明后期历史类小说的影响

《三国演义》虚实高度融合的写作方式，对历史题材的创作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在紧承其后的一批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作为向这种方式的努力靠拢，《隋唐志传》在内容安排和写作观念上，显示出了历史类小说创作走向分化的开始。其主观上已经开始的对虚实关系的探索和客观上材料拼凑的失败，即文中循环组合《三国演义》情节和《资治通鉴》内容的手法，已经孕含了对“正史”与“戏说”的人为割裂，并影响到稍后的书商小说对“通俗演义”的理解，以及由此开始的历史演义体裁创作在重“史”与重“趣”两方面的逐渐分化。由此。在小说史上，《隋唐志传》有着不容忽视的分界点的意义。     

《聊斋志异》刻画人物的突出特点

乾隆时诗人永忠以“传神文笔足千秋”的诗句,推许曹雪芹及其创作的《红楼梦》。我这里借用作文章的题目,是以为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也是一部“传神文笔足千秋”的不朽之作。特别是“传神”二字,更是《聊斋志异》塑造人物形象的突出特点。传神,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主张.举凡诗、书、画、音乐、戏剧等等文艺形式,都有人提出并实践这一主张.同样,在我国的古典小说中,也不乏传神之佳作名篇。就中,《聊斋志异》可算是短篇小说中的佼佼者,它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我看可以与长篇巨著《红楼梦》相媲美。     

“问题小说”如何形成潮流？——论《小说月报》对“问题小说”的推动作用

“问题小说”作为现代文学最早形成的创作潮流，其发展与《新潮》《小说月报》等期刊的推动密不可分。“问题小说”始于《新潮》，推动其形成潮流的却是《小说月报》。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不仅在思想和理论上主动提倡和推动“问题小说”，有意识地提升创作数量和质量，而且有意凸显重点作家、引导读者参与讨论，扩大了“问题小说”影响的公共空间，为“问题小说”潮流的形成建构了有力的现代传媒保障，成为期刊推动文学潮流形成的典范。     

“绝望的抗战”与悲剧创造──《呐喊》《彷徨》创作的心理动因探微

“绝望的抗战”与悲剧创造──《呐喊》《彷徨》创作的心理动因探微吴延德两本薄薄的《呐喊》、《彷徨》，几乎是鲁迅一生所创作的全部小说史，然而这却是一部令人颤栗的悲剧史。这不仅仅是“须听将令”的悲怆的“呐喊”，更是情感积贮的奔涌；也不只是客观现实的真实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