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释《明史·西域传》中的“牙兰”

《明史·西域传》中有名“牙兰”者,原为土鲁番攻守哈密的主将,后投归明王朝,徙居肃州塞内。研究“牙兰”氏,是研究明代撒里畏兀儿史的重要课题,而且对研究古代回纥王室氏族“药罗葛”的历史迁徙有重大意义。本文就此谈些粗浅认识。一、“牙兰”、“伊兰”、“牙木兰”为同音异译《明史·西域传》中的“牙兰”,《明会要》记作“伊兰”,并且作了注释:“旧作牙兰”。说明“牙兰”和“伊兰”为同音异译。《明实录》和《明史纪事本未》在成化、弘     

古代咏物诗审美特征浅谈

在中国文学史上,咏物诗是一个重要的品类。人们论述咏物诗的起源多追溯到《诗经》中的《鸱鹄》与楚辞中的《桔颂》。清代俞琰认为,“三百篇导其源”。更有人将禹舜时代的《南风歌》、《卿云歌》等都视之为咏物诗之雏形。咏物诗不但别开生面、历史悠久,同时更兼有源源不断、新人辈出的创作集团以及广泛的几近全民性的欣赏队伍,而挂在中国老百姓家的景物画,以及梅、竹、兰、松匾,栽在门前屋后的竹、菊、兰等,则是这种情形和趣味的进一步泛化。为什么中国的咏物诗如此发达和普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解

《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王逸注,“纷,盛貌”,历代治《楚辞》者无异辞。王夫之变言之曰:“纷,不一之谓也”;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亦伸之曰:“纷,纷然美盛也”,实际上仍未脱旧说的樊篱。在屈赋与《九歌》中,纷字有三种用法:一是单独用于句首,如《离骚》:“纷独有此姱节”,《九歌》:“纷吾乘兮玄云”。二是与其他词组合而置于句首,以状事物,如《离骚》:“纷总总其离合兮”,《九歌》: “纷总总兮九州”,此是与叠音词组合;《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喜”,此是与助词组合,与“温其如玉”(《小雅·小戎》)、“烂其盈门” (《大·韩奕》)同例,即“纷然”之意。三是置于句中,如《离骚》;“佩缤纷其繁饰兮,“凤皇纷其承旅”,《涉江》:“霰雪纷其无垠”,《九歌》:“五音纷兮繁会”,“流澌纷兮将下来”,此与第二种用法同,也是与同义词或助词(按:兮也是助词,可释为其、之等字。闻一多、郭绍虞俱有此说。)组合,以状事物。     

评《兰文化》

论著、论文有三种现象 :第一种是复述 ,将前人或当代人的论点或观点拾来 ,作者不加褒贬地说一通 ,实际是拾人牙慧 ;第二种是综合各家的 ,作者自称主编 ,但并无新的论点、论证方法与内容 ,实是变相的抄袭 ;第三种是论者有其与众不同的个人创见、个人论点。周建忠的专著《兰文化》就是一部有真知灼见的论著 ,不是人云亦云 ,也不是总编与汇集。《兰文化》共分 1 1章。从兰花栽种历史诸说评述 ,兰花家族的类型与特性 ,兰花的鉴赏与品评 ,到兰花的语义学折射 ,名人效应下的“兰意象”发微 ,再到“兰文学”系列产品赏鉴 ,历代绘兰名画欣赏 ,历代“…     

说兰

专有名词的诠释,特别是诠释古代草、木、鱼、虫,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古代著述中专有名词同名翼物,或同物异名,经常引起混乱。本文拟就古今所谓的“兰”作一小考。“兰”是“兰花”吗? 古人所说的“兰”(即兰草)与今人所谈的“兰”(即兰花)是否一体,这在许多人中是混淆不清的,甚至习非成是,所以有必要考订。《易经·系辞上》:“同心之言,其臭如兰。”有人在“篮、蓝。兰”一文说兰:“又叫兰花。”而贾祖璋在“兰和兰花”一文中却说:“这完全是误解,是把现在‘兰花’与古代所说的兰合二而一了”。     

陈仲子思想与道家庄子学派关系考辨

《文心雕龙》艺术和谐观可用“弥纶一篇,杂而不越”一语来概括,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镕裁》《章句》《附会》等篇体现出的篇章整体和谐理论;二、《声律》篇论述的声律和谐理论。篇章整体和谐有六种实现方式：“改韵从调,节文辞气”“字句章篇,交相为用”“规范本体,剪截浮词”“首尾周密,表里一体”“弃偏善之巧,学具美之绩”“献可替否,以裁阙中”。声律和谐理论以“和”来标示“调律”的目的,并对声律和谐提出了一些原则性要求,但其实现方式并不具体细致。《文心》的艺术和谐观是对《周易》《左传》《礼记》等儒家经典“中”“和”“中和”“中庸”“时中”等思想观念的依立。     

梅文化与古代文人人格——咏梅诗词杂谈

梅花是我国的传统名花之一。《诗经》就有“山有佳卉,侯票侯梅”之句;《山海经》中也有“灵山有木多梅”的记载,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她以其艳丽的色彩、浓郁的芳香、婀娜多奇的风姿而深受文人士大夫青睐。人们赋予她美好的名称,或称之“雪中高士”,或与兰、菊、竹并誉为“四君子”,或与松、竹并称为“岁寒三友”。种梅、育梅、赏梅、画梅、爱梅成为文人雅士的一种癖好。正如范成大在《梅谱前序》中所言:“梅为天下尤物,无问智、愚、贤、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囿之士,必先种梅,且不厌多,他花有无多少,皆不系轻重。”人们屋前屋后栽梅,里里外外盆景插梅,屏风上画梅。唐代杭州的孤山梅林就久负盛名,罗隐《梅花》诗所谓“吴王醉处十余里,照野拂衣今正繁”就对此进行过描述。至宋代栽培梅花更达鼎盛时期,这从宋人的咏梅诗中就可看出。人们或以梅名地名亭,如广东有梅州、梅江、梅县;元人吕诚隐居昆山车仓,蓄鹤种梅,其亭榭命名曰“来鹤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籍”“藉”的区别

籍、藉二字，字形相近，读音、意义也有相同之处，故很容易混淆。籍，读jí。汉许慎《说文解字》：“籍，籍书也。从竹，声。”可见，籍原指用竹简编成的用来记载文书、档案的册子，即名册、户口册。《汉书·高帝纪》：“肖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现在的“户籍”就有这个意思。“党籍”、“国籍”、“籍贯”等便是从这个意义引申出来的。又引申为登记。后来也泛指书籍。“藉”，读jiè，指凭借。《韩非子·五蠹》：“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藉仁义。”藉，从草，本意指草垫子。屈原《九歌·东皇太一》：“蕙肴蒸兮兰藉。”…     

时代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道咸年间长白女诗人百保友兰为例

长白女史百保友兰主要生活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封建末世的衰微气象在诗人敏感的心田投下阴影。诗歌是诗人的心魂抒露,百保友兰的《冷红轩诗集》中充满着疾病之苦、离别之恨、思乡之情、亡夫之痛以及伤逝之悲等,此忧生之嗟中亦含忧世之情,悲苦诗情中涵蕴着时代的影子,社会的症候。通过《冷红轩诗集》,我们可以洞悉满族女诗人百保友兰的生活之艰与心灵之痛,亦可倾听道咸年间的时代跫音。     

楚竹书《孔子诗论》关于"邦风"的二条释文

《孔子诗论》对《国风》的总体评价 ,一方面注重《国风》观风俗知民情以及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价值 ;另一方面 ,也注重其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邦风其纳物也” ,是从知识性角度 ,评价《国风》的内容丰富。“大敛材”一语 ,就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另一种说法 !“《诗》其犹平门” ,亦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之比喻修辞方式相同。就文意与字形而论 ,“戋民”句中“从谷从兔”之字 ,当隶定为“舒”字。所谓“诗其犹平门 ,与贱民而舒之” ,是从《国风》的抒情性着眼的。《国风》是匹夫匹妇发泄情感 ,挥斥幽愤的抒情之作 ;因而能够有效地发挥泄导人情、缓释幽愤的社会作用。当然 ,在孔子的观念中 ,这种抒发情感、泄导人情的美学价值 ,是从属于疏导民情、化解社会矛盾的政治功能的。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描摹《本草》的女画家文俶

文俶,事端容,长州(今江苏苏州市)人。1595年生。明朝末期著名女画家。 她出身于文学艺术世家,七代以诗文书画传家。尤以高祖文征明名重一时,与沈周、唐寅、仇英并列为“明四家”。父文从简,崇祯年间廪生,亦善书画,可谓家风未附,微波尚传。 文伍的画,以花鸟见长。那些幽花异卉,小虫怪蝶,经过她信笔点染,都能够模写性情,鲜妍生动。据所说图得千种,名曰《寒山草木昆虫状》。她也兼写仕女,前人所见,有《湘君捣素》、《惜花美人》等图,被评为精妙绝伦。她所绘的苍松怪石,则以老劲见称。《清朝书画家笔录》称赞她“极风致蝉娟之妙,尺幅片纸,人争宝之,为国朝闺秀之冠。”今传世真迹,如《梅花》图轴、《兰闺墨韵》花卉册页、《花蝶》图轴、《花卉草虫》册页、《萱石》图轴,均称工笔。可惜她中年病逝,遗作零落,传世甚少。因其擅一代艺名,当时吴中闺秀对她特别推重,后世更慕名射利,所以传摹与伪笔极多。 文俶不仅“点染写生,自由新意”,而且还揣摩《楚辞》中《九歌》、《天问》等文学名作的意境,为之绘图。由于她兼有高深的文学修养,因而颇能传神,“曲臻其妙”。特别是她还曾描摹内府本草千种,经千日始成,堪称科学插图画的大名家。以文俶这样的名手,耗费巨大精力描摹《本草》,尤其难能可贵。时人称誉文俶“     

《汉武故事》作者与成书时代辨析

自唐代始,班固、王俭为《汉武故事》作者两说并行,然两说均难以成立。自宋以来,刘弇等据《故事》中“今上元延”之语断定其作者为西汉成帝时人,此说亦非;盖“今上元延”之谓乃《故事》抄引前人著作原文的遗迹。从《故事》中“汉有六七之厄”、“代汉者当涂高”的谶语和潘岳《西征赋》化引《故事》典故等情况综合分析,《故事》的成书时代应在东汉献帝时期,其作者是一位看到汉家气数已尽、对汉家江山仍有些许留恋的文人,而非亲曹派的文人。     

释“之”

“之”是个多义词,但究竟有几个意义,几种用法,各家说法却不一致。刘淇的《助字辨略》提出十二种,裴学海的《古书虚字集释》列出二十九种,杨树达的《词诠》举出十二种,吕叔湘的《文言虚字》指出七种。对于文句中“之”的解释,各家也有不同,甚至同一研究者对同一情况下的“之”,也会作出前后矛盾的解释。例如“华则荣矣,实之不知”中的“之”,有的说是连词,相当于“则”(见《经传释词》),有的说是句中助词,“宾语倒置于外动词之前时用之”(见《词诠》)。又如“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有的释“之”为“到”(见王力《古代汉语》),有的释为“是,这样”(见《历代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     

略论藏书家毛晋

略论藏书家毛晋孟庆兰中国的藏书事业源远流长。无论是皇家、私家、寺观、书院等都很注重对典籍图书的收藏。在《史记》卷６３《老子韩非子传》中记载有“老子者，……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也说明周代即有藏书室，并有专人负责。而老子可以说是有史可稽的我国第一个藏书家...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湘灵歌》等诗与杨开慧的就义有关吗?

在鲁迅诗歌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即: 鲁迅的几首诗——《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湘灵歌》“与‘长沙事件’有密切关系”,并且循此深论,认为这些诗与杨开慧同志的壮烈牺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宋儒《中庸》学之滥觞——从经学史与道学史的视角看胡瑗的《中庸》诠释

胡氏之说《中庸》始于性情,其以“天地之性”作为善之依据,以“性其情”作为工夫之法门,已指揭橥了后来张、程、朱子等道学主流的论说方向。从经学史的角度来说,胡氏之注《中庸》,则明显表现出了一种摆落注疏、以义理说经的倾向。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宋儒《中庸》学之滥觞,其对《中庸》的诠释,其内涵虽不及后来张、程等人那么丰富与深刻,但无疑已经引领了一代人的思考方向,其意义或已在内容本身之上。     

《马氏文通》引书分析指瑕五则

本文指出了《马氏文通》中五则引书分析方面的错误。它们是:一、“地”“日”等“假为外动字”并非“《公羊传》之特笔”。二、《公羊传》中“问句煞以‘也’者”,并非“未之见也”。三、《孟子》之后,连词“斯”在结果分句中并非“用之者仅矣”。四、先秦文献中并非没有“为”“所”连用构成的被动句。五、《说文》并非“无无解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