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宋时期的乡贡取士

乡贡取士是科举取士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一种从社会下层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与西周时的乡举里选、汉代的察举制具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宋代的乡贡取士在唐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由一种类型逐渐演变为一种层次;这种发展不仅改变了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构成,使其出现平民化特征,而且直接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整体素质。     

论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

唐代宗广德元年的科举变革是对于安史之乱的深刻反思。强调科举取士重视人才品德要求恢复乡举里选的主张是对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科举变革的否定,是对于唐太宗以来科举取士本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归。变革的失败实质上是科举日益蜕化的结果。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科举的日益胜利蕴涵着大唐王朝既由科举而兴又由科举而亡的深刻悲剧。     

五代官学考论

五代官学在唐宋之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五代国子监的演变及其文化职能的突出,表明国子监在五代主要扮演文化的角色;而唐代中央官学--六学二馆在五代的存废,则进一步体现了五代官学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以上这些变化表明五代在唐宋官学转型、文化重心的移易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清代羌区的学校教育与科举考试

川西北羌族地区的官学始建于宋,至明代羌区各州县均建立起官学,清代则官学、书院、义学全面发展以至学校教育臻于全盛。与学校教育相匹配的科举取士也在清代达到了封建时期的顶峰,二者共同促进了汉文化在羌区的发展,起到了建构羌人汉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积极作用。     

论宋代科举取士之多与冗官问题

一、宋代科举取士之多宋代科举取士人数大量增加,远远超过唐代,这似乎是人所共知的。但是,宋代通过科举登科者究竟有多少人?却迄今还没有人做出比较精确的统计。宋代的科举制中,有贡举、武举、制举、词科、童子举以及宗室应举等等。贡举又分进士、明经、诸科(包括九经、五经、三礼、三传、三史、开宝通礼、学究、明法等)。其登科者,除正奏名之外,还有特奏名。贡举是宋代科举中取士最多的一个科目。宋初循唐故事,每次放榜进士不过30人,诸科不过50人。太宗即位,始大量增加取土人数,每榜取士达数百人。但“贡举之疏数,取士之多寡,惟上所命”,未有定制。仁宗皇祐四年(1052),始规定:“进士限四百人,诸     

从唐诗看唐代科举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

唐诗是唐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唐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其中得到了反映,包括科举制度.从唐诗中可以折射出唐代科举制在选官制度中的地位与作用:取士人数少,受私人荐举的影响很大,科举及第不等于入仕,在选官制度中不占明显优势.     

中国的科举制

科举,即通过设科考试选拔人才。中国的科举制肇始于隋朝,确立于唐代,至清朝末年废止,历时达1300年。 一般认为,隋炀帝大业年间设进士科是科举制度创立的标志。到了唐代,科举制度得到迅速发展。唐代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两类。常科由礼部每年定期举行,是生徒和乡贡参加的科举考试;制科是皇帝不定期下诏举行的,旨在选拔“非常之才”的考试。宋代的科举制度     

论唐代试诗体系的构建及与文德政治之关系

唐代“以诗取士”择才标准与方式的产生有其服务于文德政治的特定用意,这与统治者尊孔崇儒、认同诗歌政教功能的思想有关。通过全面考察进士科、吏部铨试、博学宏词科、制举、翰林学士院考试中的试诗现象,可以发现唐代在举士选官领域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试诗体系,它对文德政治的实现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永徽至天宝年间的科举改革──兼论唐代科举的定型化问题

阐释、考论高宗永徽直至玄宗天宝年间科举制度在科目设置，考试程序，科场规范，科目考试形式和内容以及主试机构等诸方面的整体改革，进而兼及唐代科举的定型化问题，并通过比较分析，昭示唐型科举的基本特质。     

《龙城书院课艺》课士赋与科举关系

清代常州府地方教育发达,独立于官学之外的书院有47所。其中龙城书院最负盛名。补官学之不足而设的书院在日常的藏书、刻书等文化活动外,地方官员及书院山长对生徒进行考校是值得关注的部分。经由山长等甄选结集的课艺是其文学活动的成果。清代常州府龙城书院山长(斋长)编选的《龙城书院课艺》共收课作2 199篇,其课作文体多样,其中《词章》部分收赋33篇。对书院课士赋的研究是清代赋学研究领域中未被开掘的课题。在清代书院科举化的大背景下,常州府龙城书院课士赋与科举关系密切。在书院科举化的模式下,山长谋求举业与讲学相通,学子们"绩学能文",通过书院中赋体的习作,达到科场八股写作"清真雅正"的官方标准,以全其"道德、勋业、节义、文章炳史册而耀桑梓"的初衷。     

唐代科举集阅考

“集阅”指唐代科举制度中乡贡报名和资格审查的过程。“集阅”的关键文件是州府试后出具的“文解”，它分两种，一是由乡贡本人持有的“个人文解”，一是由朝集使(进奏官)举送的“集体文解”。乡贡每年十月二十五日在朝集使(进奏官)带领下到户部报到(后改为礼部)，开始“集阅”。经过疏名检籍、公布板样、交纳家状、结款通保等一系列严格的审查程序，十一月发布“驳榜”。到这时，举子们才算完成了“集阅”，正式获得就试资格。     

科举制度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科举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早在宋代即为人明确提出,此后历代论者又不时议及。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对此问题做过精辟的研究。要较全面而具体地了解唐科举制及其与唐代文学的关系,这两部书是首选的必读之作。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中提出：“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明人王文禄于《文脉》卷二亦谓：“唐以诗取士,盛矣。”严、王均认为唐代因科举需试诗,从而引起唐诗之盛。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诗发展的几个问题》中进而提…     

宋代“榜下捉婿”之风及影响

科举制度至宋代更加发展完善 ,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 ,宋政府对科举及第者特别恩宠 ,朝廷待士之厚 ,前所未有 ,这不仅大大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 ,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上出现了盛行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挤身统治阶层 ,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婚姻不问阀阅 ,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 ,也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大。     

唐代科举制度述略

科举考试制度肇始于隋,确定于唐,史料甚明。它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以选举为主来取士的察举制有很大的不同,但就其内容脉络来看,又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隋唐科举制度中的学馆生徒当是汉代博士弟子员的发展,州县乡贡亦系汉代州郡岁贡的演变,至于制举也是沿袭汉代的诏举而来。唐代科举制度就科目性质区分,有文科、武科(亦称武举)之别,而以文科为主。就开科时间区分,又有岁举和制举的不同,而以岁举最为重要。岁举大体每年进行一次,有时也有以米贵或其他原因而暂停一、二年的。故又称“常科”。岁举考生来源于两个途径:由各类学馆从在馆学生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生徒”;由地方州、县从在家自学的士人中选拔举送到尚书省参加考试的,叫“乡     

科举制与儒学的传承繁衍

从唐代至元代科场中存在错综复杂的经术与文学之争.受科举考试的推动,儒家经学不仅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造成所有士人努力钻研经典的现象,各种关于儒家经典的阐释和辅导著作层出不穷.<四书>、<五经>为普通中国读书人所熟知,经学得以不断传承和繁衍,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科举制的倡导利诱.1 300年间,科举以经术取士,以考促学,造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读经运动,使古代中国成为一个儒学社会.科举废后,儒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中国科举制度的南传与越南辞赋创作论

中国的科举制度开始于隋朝,延续至清末。它不仅对古代的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 十分重要的影响,并且东传至朝鲜,南传到越南,促成了两国的科举取士制度。根据两国史书,科举取士 中诗赋占有突出的地位。相较于同时期的中国科举试赋,越南课艺赋与试赋的创作特征主要表现在题类 和取径的多元化,有汉赋体、唐律体、李白体等 ;题材也多种多样,诸如咏史、景物、记事、拟古诸题的创制。 而从赋史看,越南辞赋艺术对词章之学的发展、经史之学的渗融、赋学体系的构建以及由模拟到自立的变 化,均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唐代科举诗论略

唐代的知识分子与科举结缘以觅取社会声誉和政治出路。唐代出现大量与科举直接有关的诗歌,如赴举自述诗、登科抒怀诗、下第志感诗、送人赴举诗、贺人及第诗、慰人落第诗等,本文将其概言为科举诗,并透过科举诗分析当时的社会习俗、文化心态以及唐诗的一些构思规律和审美特点。     

唐代诗赋取士制度形成的原因

诗赋取士制度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选士制度。本文分析了唐代形成诗赋取士的多个原因, 包括儒家的诗教传统、唐代诗歌的繁荣、李唐统治者作为北朝民族的特性、社会风习的作用、不同的政治集团利益和诗赋本身具有的特性等。     

明清的基层教育与文会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文人聚会论学的写照。文会在明清基层社会广泛存在，具有教育功能和应对科举的作用。就国家教育体制而言，官学与社学、义学是从上到下的教育体系。县、州、府学及以上为官学，县学以下由官方提倡、民间合设的是社学和义学。官学有学田，学生要通过考试才能取得入学资格。社学和义学由于财政有限，多由民间自行筹资兴办。在学校不多的乡村基层，文会由乡族人等自发设立，灵活多样。这种组织弥补着教育资源的不足，对应着国家教育制度的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