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

当前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挑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而且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然而中国模式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尚待成熟.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纵向民主与现代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相互适应、相辅相成.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已出现"亚健康"状况,高校问题丛生、中介组织腐败日益严重、"体制内阶层"腐败泛滥等,已成为社会秩序"亚稳定"的动因.同时,中产阶层作为社会舞台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角,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其社会功能将呈现负面作用.为此,执政党与政府必须采用"制度优先"模式,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扶持社会团体与组织,发挥其作用;建设制度化渠道,促进中产阶层政治参与以及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中产阶层是"造"出来的吗?

目前,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已经出现了一股人为"造"中产阶层的主张,并且正在将这种主张化为具体实践.中产阶层的形成有其内在的演化规律,中产阶层的成长以及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人为制造一个特定社会阶层以及用行政推动的办法去造就某种形态的社会结构的做法在方法论上是错误的,对实际工作是有害的.     

矛盾与变量: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析论

中产阶级是社会秩序"稳定器"的理论属于一种市场主义话语体系.从历史与现实考察,由于西方中产阶级处于矛盾地位,不仅致其群体性格和社会行为具有矛盾性、多面性和复杂性,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利益主体的多样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对秩序与权威发生冲突与挑战,以致社会往往充满各种变数与风险.因此,文章认为西方中产阶级与社会秩序的关键特质是"矛盾与变量"关系.而社会秩序稳定的深刻内涵与重要原则应是: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中的制度均衡,执政党与政府所发挥的政治智慧与制度想象力,社会各群体在政治系统中的充分博弈与互利共赢.     

论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三个代表"取向

为了保证我国政治生活和政府工作不受利益集团的影响,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必须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高公务员制度的代表性.在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的代表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问题,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制度决定了它的公务员制度不可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国,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公务员制度建设,是提高其代表性的根本出路.     

国家成长的要素、机制与格局——基于政治生态学角度的国家成长理论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回归国家"的研究中,"国家成长"是一个新兴的主题,它意味着国家理论在方法论和理论上的双重创新。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国家成长首先表现为国家要素的成长。国家成长的要素分为基本要素、组织要素和成长机制。基本要素确立国家;伴随着基本要素发育的是组织要素成长,是国家调整期的主要表现,发育成型则意味着国家进入稳定期;成长机制萌发并逐渐成为政治生活的主流,国家成长进入成熟期。在国家成长的不同时期,源动力均来自社会,所以国家-社会关系机制在国家成长中最为重要。社会形态及发展进程不同,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方式也就不同,国家成长呈现出非均衡的格局。国家成长理论的提出既是对已有国家理论的挑战,同时也拓展了国家研究的逻辑、方法和场域。基于国家成长理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特别是在后国家成长时期,社会将进入到一个相互关联的共同体中,目标亦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品味阶层":现实抑或表象?

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中的“品味区隔”是成熟中产阶级的消费实践,而中国当代城市中产阶层则有不同的社会逻辑。从新贵、白领、布波到中产,媒介中的中产阶级消费镜像大同小异,即被表征为由消费来寻求格调的“品味阶层”。在揭示中国中产阶层的地位消费的同时,这种宣扬却造成了轻松快乐的消费表象,从而沦为消费文化的神话。真正了解正在成长中的中国中产阶级,就必须注意到其消费的有限前卫性,而这一点恰恰构成了新兴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重要区别。     

山东省中产阶层发育的基本状况及其政策分析

中产阶层的发育与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它是现代社会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山东省社会发展的一个不和谐因素就在于中产阶层发育孱弱,而且其进一步发展还受到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分化加剧、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限制。为了不断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成为我省"两个提前"战略目标的实现及和谐山东建设的强力支撑,必须形成一个包括收入分配、产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有机政策体系。     

新型社会组织的创建与试行——从杭州市"社会复合主体"实践看政府赋权社会的可能

中国式"强政府弱社会"治理模式正在经历变革,在政府由"全能"向"有限"的角色转型中,如何促进社会发育是一个关键问题.而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力量的集中体现与社会职能的主要承担者,其成长备受关注.近年来杭州市政府对"社会复合主体"的培育就是对创建新型社会组织的一次尝试.这一理念和实践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中心论,也不同于单纯的国家中心论,而是充分正视中国现实语境下政府与社会间关系的模糊性,并试图利用这种模糊关系中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性去促成主动性,从而试行一条政府与社会相互增权的道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二者的相互增权之中,原有的权力结构关系依然没有改变.     

新时代"党领导一切"的深层依据、逻辑展开与基本要求

新时代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它具有深刻的理论依据、历史依据和现实依据.党领导一切,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逻辑展开,是执政党在全面领导市场、政权和社会三个基本元素的过程中实现的.要真正做到党领导一切,必须勇于自我革命、健全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切实提升党的领导力.     

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对中国民主化动力的一种思考

民主化是世界的潮流,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在强大的国家权威主导下展开的,中产阶层和知识分子在现阶段仍然存在些许局限性,借鉴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参考东亚、第三世界国家走过的历程,我们发现政治精英与民主化存在高度相关性。国家与社会走向民主实质是调节人与制度的关系,在人的方面,很重要的一方面是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民主化是需要现代政治精英推动的,现代政治精英的成长是民主化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键。     

“中产悖论”与政府转型

统治发展型政府模式所具有的"制度困境"在制造"中产崛起"幻景的同时,也在为"中产"生产和再生产制造着"中产陷阱"。破解这一制度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政府转型,即由统治发展型政府转变为治理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意味着统治(Government)向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这一根本性转变将为"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成长路径提供制度空间。以中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权力的成长为形成"中产社会"——改革政府——财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消费需求结构改变——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产"——"中产阶层"——"中产社会"的良性循环发展路径,提供动力基础和物质条件,从而从根本上破解"中产悖论"。     

利益视角中的执政党合法性问题

合法性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 ,对执政党的合法性可以从利益的角度进行认识。中共在其合法性历程中致力于寻求利益基础的支撑 ,当代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使执政党的合法性经受着考验 ,要求执政党在利益关系的调整中发挥应有的政治作用     

"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

在文化比较的视野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时段进程中,可以体悟到重视社会与民生的悠久传统,以及国家与社会融为一体、上下整合的政治理想,本文称之为"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在当代社会所表现出的独特症候和趋势下,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张力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作为一笔独特而珍贵的思想遗产,这一理念继续启迪我们以智慧来应对来自实际的各种挑战.这一过程促成了"中国经验"的持续成长.在"中国经验"以及更多的地方与基层经验中,构建"国家-社会"的新型关系是一个贯穿性的内核.从"政府-企业-社会"的合作三维,社会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以及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创新,都可以感受到"国家-社会"关系的中国理念的深厚底蕴.     

现代化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推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方向

西方先发国家现代化模式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经验 ,即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要最终取得成功 ,必须具备成熟的内在条件。下一阶段推动广东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政策方向应该是 :现代化动力从依靠单一的政府力量向依靠广泛的社会民间力量转换。要成功实现现代化推动力从政府向民间转换 ,很重要的一点是政府要为民间现代化推动力量的成长创造良好的发育条件和提供充足的发展空间 ,包括用政策扶持民营资本、民营企业、民间自治组织、企业家群体、社会中产阶层等民间要素的成长 ;在法律上保障各种舆论监督机制、利益表达机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等等     

个体、人民与政府:卢梭的"共同意志"学说分析

"共同意志"是卢梭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概念.他提出这一概念,是在上帝退出人间之后,为政治共同体寻求新的合法性来源.就此而言,"共同意志"必须永远存在且永远正确.但卢梭又为"共同意志"设定了前提条件,即其生成必须依赖于多数个体的参与.而且,共同意志强迫个体意志时,必须遵循理性或合法程序.更为重要的是,"共同意志"自身不能参与政治运作,政治运作需要由其授权的政治体(政府)来执行."共同意志"的作用,主要在于授权和监督政治体(政府)的执法.当然,为了保证政治体有能力执法,卢梭也赋予了政治体以独立意志和力量.由此可见,在卢梭的政治思想中,虽然"共同意志"是最高权威,但在政治实践层面上,个体、人民和政府是应该相互制衡的.     

六十年来"人"的成长历程探讨——从"政治解放"到"以人为本"

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状况,除了生产力发展这个"物的尺度"外,还有社会主体发展这个"人的尺度".新中国成立以来,"人"的成长经历了四个阶段:首先是中共取得了国家政权,使劳动人民获得政治解放,从被统治阶级上升为国家主人;其次是文革结束后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预示着知识分子历经文革苦难和摧残后的人性觉醒;再次是在回应西方挑战中,我国的人权事业取得了节节进步;最后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标志着治国理念的巨大转变.中国"人"成长的历史轨迹与小康社会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一致的.     

传统荒政的公共性与行政国家成长的再审视——基于“官僚制实践困境”命题中的行政伦理

在政治与行政融合的表象下,传统荒政之演进内含官僚制通过构建和完善赈济灾荒的公共行政体系,达致提升荒政的行政效能和表达政治价值诉求的合理化过程.但时至近代,国家能力下降和近代化因素的引入却使其内含的传统公共行政的价值观念受到再审视,甚至发展为对整个官僚制体系遵循的行政规范的全面修正,亦使官僚制自身的演进陷入巨大挑战之中.因此,仅就行政国家成长中的“制度设计”而论,这关涉是否能在“重塑政府与社会关系”或“在社会成长中再造政府”的过程中重新定义政府(国家),使政治和价值问题再度回到公共行政的核心位置.此过程即从官僚制生长的政治、社会、组织与管理背景揭示了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体制自身具备的变革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

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动力学分析来看,执政党推动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其中,执政党精英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力量,执政党权威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执政党政策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方式。而社会成长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力量,市场经济的发育、社会组织的崛起、公民意识的觉醒和网络技术的勃兴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还需要在党内力量与党外力量、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顶层力量与基层力量、网上力量与网下力量的良性互动中实现。     

启动、定向、设计、完善：领袖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

领袖在制度成长中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政治实践中,由于领袖所处的政治地位、所行使的政治权力、所承担的政治职责与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其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定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价值、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文本、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机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新时期,在中国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充分展开的过程中,领袖仍将是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长的重要力量,但领袖必须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的机制与空间内展示其雄才大略、原创性与发挥主观能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