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认识论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史学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对中国传统史学（中国古代史学）的影响极其深刻地表现在认识论层面。这一层面的影响大致体现出三种途径：一、与中国古代思想交锋，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了连带而来的间接影响；二、与历史学结合，在由此产生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等概念及讨论中，追溯中国古代史学中的相关知识；三、转化为史学理论的相关问题，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史学。这几种途径既在时间上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也在横向意义上从属于不同的层次。无论哪种途径，有关研究与认识都呈现出浅尝辄止的状况，既不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古代史学，也不利于中国史学在认识论层面的发展。对此，我们需要提高自觉意识。     

简论宋代史学的特点

在整个古代史学发展中．宋代史学无论是在对当代史的记述和编修中，还是在史书体裁、史学领域、史科考证、治史原则与经史关系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五年来国内口述史学研究综述

口述史学的英文是Oral History，或称History by word of Mouth。在中国，口述史学又被称为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史学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1948年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教授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了口述史研究室。口述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标志着口述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即现代口述史学。     

论《通鉴纪事本末》的史学成就

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一书，蕴藏了许多有价值的史学思想和成功实践，给予后世史学研究工作很多有益的启示，在整理排比史料以及历史的文学故事化等方面，都有开路之功。更重要的是，《通鉴纪事本末》还以其创立的纪事本末体，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新纪元，在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推动了封建史学的向前发展，而且影响了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和当代史学。     

后现代思潮与后现代史学论略

分析了后现代思潮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对“现代性”、“后现代”与后现代史学进行了具体研究，并对后现代史学的主要特点作了新的研判。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我所理解的社会史

什么是社会史？迄今为止还是一个人言言殊，尚无定论的问题。从近几年许多学者对社会史产生过程的论述来看，一般都承认，社会史是在对传统史学的反叛中产生和发展的。这一方面说明传统史学模式在经历了长期发展之后，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必须代之以某种新的路径，才能使传统史学走出困境；另一方面也提醒广大的史学工作者，要清醒地意识到，这支以反叛传统史学为旗帜的新史学流派，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理论规范和著述风格上都形成了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个性特点，为此笔者认为，要回答什么是社会史的问题，必须明…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中的双重标准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的史学批评采用的是双重标准，分析了双重标准产生的原因，并指出以双重标准评论史家撰史时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矛盾。以双重标准之一的为尊贤、君亲隐讳原则指导史学编撰是造成古代信史难得的主要原因。     

魏晋南北朝史学中的直书与曲笔

“直书”与“曲笔”作为两种截然对立的史学现象，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本文选取有代表性的史家，对这两种史学现象作了条分缕析的论述，并从史家的社会历史观入手，探讨了“直书”与“曲笔”产生的原因。     

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及相关问题浅析

本文对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政治环境和知识分子的性格是史学经世功能产生的根源。阻碍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障碍不是因为史学具有经世功能，经世致用作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今后仍将得以发展     

先秦史传文学叙事传统与汉代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

先秦史传文学作为中国早期的叙事文学代表，对后世叙事文学影响巨大。汉代今文诗学著作《韩诗外传》中的某些叙事篇章，与《左传》、《晏子春秋》等先秦史传文学有着明显的直接承袭痕迹。今文诗学的经学叙事中继承了杂史类叙事传统，而对《左传》中的故实，或不加采信，或加以改编、敷衍。这种出于经学目的的文学化叙事，客观上促进了叙事文学的发展，对后世的子部小说及杂史类传记文学都有直接的影响。汉代经学叙事对早期史传叙事传统的继承、发展和新变，是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左丘明与《左传》《国语》关系考论

《左传》作者是否为左丘明至今仍有争议 ,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左丘明生活年代与孔子同时而《左传》却成书在公元前 4 0 3年之后。本文借助一些史料推理分析 ,认为左丘明当是《左传》的始撰写者 ,撰写内容传授给弟子 ,其弟子据自己亲眼所见对预言及某些内容按照左丘明的思维轨迹进行了调整增删 ,最后的定稿人至少活到了公元前 4 0 3年。关于左丘明与《国语》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写作过程的逻辑推理 ,认为编撰《国语》是撰写《左传》的必经步骤 ,但是左丘明编撰之《国语》今已不传了。     

《四库全书总目》与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

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是《左传》评点学史上的全盛期,这一全盛期的结束当以《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完成为标志。通过分析《四库全书总目》对《左传》及其评点的立场和评价,不仅可以认识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而且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在清前期《左传》文学评点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特殊价值。     

史、文、兵学视野中的唐代春秋左传学

《春秋》及《左氏传》在唐代首先是一部经学著作,但同时也是一部史学、文学和兵学著作。唐人有以《春秋左氏传》为史者,并尝试以经传证史,以经典的行为来推阐经典的意义,以此来修正当代人的思想和行动。《左传》文学意义在于叙事和言辞,韩愈评《左氏》“浮夸”,准确指出其文学特征。一批新读者将《左传》和兵学结合起来考察,赋予《左传》以兵学意义,杜牧注《孙子》的实践与合文武为一途的思想是唐人对学术史的贡献。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兵圣孙武子乃齐将田开

春秋兵圣孙武子其人,自南宋迄今,深为学界持疑,甚至否定史有其人。辨真与证伪两派围绕《左传》何以不载孙武子之事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论争。本文通过对正反双方主要论点之客观比较与分析、尤其是以古代宗室礼制为线索,指出《左传》中实有孙武子之记载,并以国史与家乘相参证,考明孙武子即齐将田开。     

《左传》的军事文学价值

《左传》是现实主义的军事文学。它遵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历史地、具体地、真实地描写了春秋时期的各次战争,取得了各有特色、无一雷同的艺术效果。《左传》中的军事文学,虽然创作于两千多年前,却仍然对我们当前的军事文学创作具有参考价值。     

徐中舒《左传》学论析

徐中舒在系统考察西汉时代《左传》流传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申论了作为古文一系的《左传》之可信,有力批驳了晚清以来今文经学家刘歆伪造《左传》的谬说。在经学史学化的影响下,徐氏发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以《春秋》、《左传》为史,其意义不仅在于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经学传统下的《左传》经史之争,同时也为新的学术背景下,回归原典《左传》学初步奠定了理论基础。徐氏由此重新考察《左传》与《春秋》、《国语》之间的关系,提出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徐氏根据《左传》所用有别于《春秋》周正的夏正和《左传》中预言资料推测,《左传》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其成书年代在公元前375年—公元前351年之间,《左传》的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弟子,不失为一种较为合理的假说。徐氏的某些推论得到了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春秋事语》和湖南慈利楚简《国语·吴语》的印证,结论的科学性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与此同时,徐氏《左传》学的学术价值亦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日渐得到彰显。     

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

《左传》乃中国古代十分重要的儒家典籍,辛亥前刘师培的《左传》研究驳斥今文经学家关于《左传》为刘歆伪造的观点,认为《左传》的基本精神与《春秋》大义相符,同时对《左传》在后世不显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     

《左传》否定词“非”研究

先秦汉语的否定词研究,尤其是围绕"非"的词性的研究一直是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左传》否定词"非"的语法功能和表义功能的分析来看,在《左传》中"非"只能是副词,不可能是系词。与"非"联系紧密的"匪",它和"非"在否定谓语时确实相通,只是使用的阶段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