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法文化的现代解读

人治、法治与法制的根本差异取决于是否以宪政为基础;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两难处境,德治以善良人性论为基础,法治以邪恶人性论为基础,而两者都体现了一定的道德意义。     

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关系的当代意义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之间存在着对立及其相互影响的关系,两者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应当将两者的合理性———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正确地把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关系,对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科教兴国、法治与德治、经济学等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论高水平开放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特色功能的法治实现

与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园区不同,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不仅具有贸易、保税等传统功能,还承载了先行先试、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复制推广等特色功能。在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要实现这些特色功能,在法治上还存在授权法律依据未解决,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碎片化与外资立法缺乏衔接,与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协调机制缺失,评估、决策、反馈机制的法治化未实现等一系列法治问题。因此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法治建设应坚持法治定位与问题导向相结合,进一步明确高水平开放条件下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法治定位,加强国家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立法的顶层设计,制定自由贸易试验区（港）的基本法,从内部差异性立法到“一带一路”衔接立法,规则导向、公平本位以及评估决策反馈的法治化,从而分层次、按步骤、有重点地实施和推进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法治建设。     

浅谈涉农案件中两个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

目前涉农案件中存在着一些亟需解决的法律问题。例如一:法律对于土地确权行政案件复议前置的适用范围规定不明,致使各地对此理解不一,做法各异,复议前置流于形式,甚至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违反了执法为民的法治原则;例二:在损害赔偿案件死亡赔偿金等计算标准方面,城乡居民分别适用不同标准,其赔偿额两者相差巨大,违背了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原则,等等。对于此类问题,建议立法机关、执法部门及时解决。     

亚里士多德论法治、德治与人治

现代人通常认为,德治就是人治,两者都与法治相对立;然而在古希腊人那里,法治并不与德治对立,两者都与人治对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亚里士多德而澄清这个问题。法治与人治的竞 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他认为法治比人治要好。由于古代法律的内容就是要培养勇敢、节制、慷慨与正义等美德,从而法治就是德治,两者具有形质不可分的关系。法治是让理性去统治,故而法治与人治的对立就意味着理性与欲求的对立。虽然其强调了立法者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治,立法者也是美德与理性的化身。到了现代社会,法律不再关乎美德与理性,从而美德与人治相连,并且与法治对立。     

改革与修法的意义阐释

改革与法治是当下中国的两大主题。然而,改革与法治是两种在思维倾向上存在冲突的治理措施。因而在有关国家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中,必须协调好改革与法治的关系,尽量避免制造两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找到两者的兼容点,以便充分发挥两者促进国家秩序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功能。如果不能协调好改革与法治之间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对立可能会使其积极功能相互抵消,从而给社会带来更大的混乱。改革与法治共进的方式主要是修法,能够兼容法治与改革的法治方式就是修法。但对于修法不能仅仅从立法的角度考察,如果那样的话,推进改革的法治方式就显得过于单一。这就需要对改革与修法的意义重新审视。从法治的角度看,改革主要是修法,但在法治话语系统中,需要我们慎言改革;在法治场景下,改革的言辞应该用修法替代。这是强化法治话语权所必须的思维转向。     

论法治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

和谐社会与现代法治的精神都体现了人本主义的基本理念,两者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保障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价值。和谐社会必须借助于现代法治才能实现,现代法治能为和谐社会提供基本理念、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只有法治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法治是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     

司法公正与法官职业化建设

司法公正是自有司法活动以来人类不懈追求的永恒主题 ,法官职业化建设是推进法治进程的一项重要举措。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对于我们法院系统的改革建设 ,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有着深远意义。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行政法治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起着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无论是从立法方面，还是从执法主体和行政相对方来看都存在一定不足。本文拟从加强立法工作、提高法治观念、培育公民社会几个方面做了一些探索。     

系统论视阈下的法治主体研究

鉴于国内学者对于本国法治现代化及其实现路径的问题见仁见智,未形成统一的见解,依据法学界巨擘高鸿钧等人的见解,借鉴刘进田、李少伟的观点,从系统角度分析法治主体的四个要素,指出法治主体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现实意义。法治主体（独立个人）是当下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必须和前提,中国推行法治应以个人本位为立法价值取向,注重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实现人的独立自由,以实现法治现代化。     

法治政府：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

构建法治政府是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环节,是建设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也是事关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系统工程。法治政府的生成遵循着自身特有的规律,法治政府决不是“法治”与“政府”的简单叠加,就实质而言,法治政府是“法治”与“政府”的宪政整合,这一结论是从现代法治的一般面貌、宪政对法治的基本要求以及法治政府的构成要件的关联分析中得出来的。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关于依法治国与经济法的若干问题

文章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法律和政策依据;法治国家,是指依靠法治理或管理国家;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什么是法;要正确认识什么是法,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法学关于法的概念和特征;实行依法治国应该正确认识经济法的概念、地位和体系,充分发挥经济法的重大作用;实行依法治国需要制定《经济法纲要》。     

法学家在法治秩序建构中的使命

法治秩序的建构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法治秩序建构存在着一些基础条件，而转型期我国法治秩序建构的条件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我国法学家在法治进程中发生了角色分化，这种分化对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法治政府的目标体系及建构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

法治政府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核,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法治政府建设思想体系完备、内涵精深,是我们党依法治国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法治政府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措施,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要加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行政行为公开公正、建设廉洁和诚信政府。     

论依法治国的原则和途径

为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就要严格遵循实行法治的基本原则 ,即法律至上原则、平等原则、职权法定原则、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原则。结合我国的实际状况 ,从法律体系的完善、司法独立、依法行政、权力机关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建立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等方面 ,寻找出具体途径 ,以实现依法治国的方略     

治国的新理念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紧密结合

江泽民同志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认为二者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这既是对历史上人治的否定,也是对西方法治缺陷的克服.是在继承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德治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治国的新理念.     

论法治政府的标准

法治政府是依法设立权限、依法实施行政管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的有限政府、服务政府、透明政府、诚信政府、高效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立体体系。法治政府存在的前提是权力有限,价值取向是人民利益至上,法治政府的建设是以法律知识的普及为基础,其根本表现是服从法律权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利、认真看待程序、认真面对司法。     

宪法法律化:中国法治之未竞事业

宪法法律化是指宪法像法律一样具有约束力和强制力.宪法法律化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理论与认知问题,即认识到宪法首先是且必须是法律;另一个是制度与实践问题,即实施宪法这一法律的司法性机关的建立与司法适用实践经验的积累.从世界各国立宪与行宪史察之,自宪法到法律之生成规律,一般渐次历经两个发展阶段,即宪法的法律宣言化、宪法实施的制度化及宪法的个案适用与解释.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关键.在我国,要完成“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性任务,就必须完成宪法的法律化过程,这应当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宪法法律化虽是一个老问题,但它在我国仍然是个新问题,是我国法治之未竟事业.     

加强基层人大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五大和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我国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不会一蹴而就。加强基层人大建设是推进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