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分为二”与“一分为三”争论的方方面面——兼答朱兰芝同志对“一分为三”的批评

1982年春,我在哲学上倡导“一分为三”(“三分法”)命题,之后学术界展开了争论,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有之,持选择性意见者也有之。1991年5月,朱兰芝同志又发表了《“一分为二”的提出及其哲学内涵——兼与“一分为三”论者商榷》(《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以下简称朱文,凡出自该文的引文只注明页码),对于“一分为三”论者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严厉的批评,可以说是集批评意见之大成。对此,我非常高兴,希望这场争论能在第二个十年中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关于“敦煌本唐集”、“怪圈”及其他——兼答徐俊同志

关于“敦煌本唐集”、“怪圈”及其他——兼答徐俊同志张锡厚一九九七年新春伊始、喜获荣新江教授惠赠其主编的《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十二月版），翻阅之时，发现内载徐俊同志撰写的评论拙著《敦煌本唐集研究》（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五年三月出版）...     

再谈犯罪中的因果关系——兼答王策来同志

王策来同志在《浙江学刊》1984年第1期《“或然的因果联系”质疑》一文(以下简称《质疑》)中,对我提出的犯罪中或然因果关系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偶然因果关系的提法不仅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中也是无法得到证明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偶然因果关系尚且不存,谈何或然的因果联系呢?”《质疑》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司法实践中,都是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探讨因果关系的。在一个具体案件中如果已经查明,这种危害结果是由某人的行为所造成的,那就不能例退回去,说两者之间不是‘一定’的,‘必然’的联系。”《质疑》这种“倒过来”分析问题(即“在危害结果已经出现的情况下探讨因果关系”)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我们研究犯罪中因果关系的问题,其核心是要解决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是否担负刑事责任问题,因     

谈经济法与民法的关系——兼答钱仍茂同志

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它和民法的关系及其调整范围究竟如何划分?这是国内外法学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的问题。钱仍茂同志在《不能低估民法的作用》(载《浙江学刊》1981年3期)一文中,对拙文《经济立法体系与经济法学》(载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异议,他的意见是值得重视和欢迎的。为了对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讨论,我想在这里再谈一点自己的意见。我在那篇文章中,并没有把经济法和民法对立起来,简单地抛弃民法,用经济法取而代之。这一点,可能是钱仍茂同志的误解。经济法是从民法中分化出来的。从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来看,各个国家首先是用民法来调整财产关系的,有的国家除民法外,还有独立的商法部门。但是随着各国经济事业的发展,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原有的民法和商法已经不能满足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于     

“三顾茅庐”辨——兼与达观同志商榷

近年来有的论者认为,《魏略》关于不是刘备三请诸葛亮,而是诸葛亮主动登门求见的说法值得重视;诸葛亮《出师表》的记述并不可信;《隆中对策》很可能是附会之作,从而怀疑乃至否定刘备“三顾茅庐”的历史事实。本文论证《魏略》不可信,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是可信的,“三顾茅庐”实有其事,勿庸置疑。它将继续作为人才问题的一面镜子永远留传下去。     

再论鲁迅与“假洋鬼子”——兼答朱献贞先生

拙文《鲁迅与“假洋鬼子”》最初发表于2004年第7期《书屋》杂志,后被当年第9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转载,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同时,许多网站也纷纷转载此文并展开讨论。在讨论中读者意见不一,或表示赞赏,或激烈反对。赞赏也好,反对也罢,作为作者,我对这些意见都心存感激。毕竟在一个学术日趋边缘化的时代,一篇文章能引起这么多的关注应该算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在反驳的声音中朱献贞先生算是比较执着的一个了。其实早在这篇《此一“假洋鬼子”非彼一“假洋鬼子”》(以下简称《此一“假洋鬼子”》)①发表之前,朱先生就在另一篇…     

飞来峰“救度佛母”造像考

杭州西湖飞来峰造像,是我国东南沿海最大的石刻造像群。尤其是其中的元代造像,不仅造型较大,雕刻也十分精美,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据文献记载,在这些造像中,还有一龛救度佛母。“冯梦祯日记:送梵僧二归徐庵,乃于飞来峰指示诸梵相。梵僧云,僧所尊奉者为救度佛母,此中具二十一尊,首微邪者是也。震旦惟飞来峰有此     

“二十年疯女之谜”之谜

1 上海一份D杂志今年第一期在“道德法庭”专栏里刊登了一篇《二十年“疯女”之谜》的文章。接着,第二、三、四期上又发表了题为《田珍珠是疯女吗?》的座谈纪要,以及一组为“疯女”田珍珠呼吁和强烈谴责她的丈夫屠勇的稿件。这一件事情引起了全国许多读者的关注。这些文章都说明了田珍珠(作者按:真名应是狄××)这个善良的妇女受她的丈夫屠勇(作者按:真名是杜×)骇人听闻的虐待。二十二年前,杜×为了达到调进上海的目的,硬逼狄装成精神病,以后又百般地折磨她,虐待她,把她打成真的精神病人,使这个身心本来健康的妇女戴上了二十年“疯女”的帽子,三次被关进精神病院……。D杂志是持主持公道替这位“疯女”伸冤的态度的。广大读者读了这些文章也是心情激动,翻腾不已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怎么发生了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真是公理何在,国法难容!人们谈论着,等待着有关方面作出真正的判决,渴望那个失去了人性的丈夫受     

“疯狗”之谜

宠物市场出了件怪事,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了一只大黑狗,把新近开张的宠物店老板魏乾咬了。疯狗咬人不奇怪,奇怪的是它专咬魏乾,看到别人就远远躲开,这种疯狗实在少见。     

农民战争特殊规律浅探─—兼答周良霄、张德信同志

周良霄、张德信同志在《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上发表《关于农民战争的任务和作用问题的商榷》一文,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究研》1980年第1期)提出不同看法,读后颇多启发。本文拟就农民战争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意见,欢迎周、张二位继续赐教。一、农民战争的时代特点与性质任务 研究任何革命的性质、任务、作用,首先要分析它所处时代的经济条件。因为任何革命斗争,都是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展开,_都要受当时经济条件的制约。脱离一定时代的经济条件,只从革命者的“思想”、“觉悟”、“口号”、“…     

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兼答郑红亮、王耀盛、吕福新等同志

本刊发表朱土兴、王彪合写的《“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质疑》一文后,不少同志对该文提出商榷意见。为此,作者再次撰文,就“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含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的客观依据作进一步的论证,重申“社会主义社会是商品生产最发达最普遍最后的阶段”的观点。我们准备就这个问题进一步开展学术争鸣,欢迎专家、学者踊跃来稿。     

论自然美的价值及其它——答李泽厚同志

我国美学界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曾经对美学上的一些基本问题——美学的哲学基础、美学的研究对象、现实美和艺术美的本质、美感和美的关系、社会美和自然美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笔者也参加了当时的讨论。对于我当时的浅见,有的同志表示同意,有的同志(如李泽厚)则提出了质疑。这里仅就自然美问题做一答辩,以求共同提高。 1962年李泽厚同志在《美学三题议》①一文中对我在《自然事物的美学意义》②中所提出的自然美在于自然事物本身的看法提     

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答沈元瀚同志

沈元瀚同志: 《学习与探索》编辑部转来你的来信,拜读之后,受益不少。我是学物理的,历史、经济纯属外行,只是由于业余研究科学史的兴趣所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背景,对中国社会历史演变的机制提出了一些问题,并运用了自然科学中一些新的思想方法,来探讨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可能的经济模型。由于我既得不到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也不具备历史考证的功夫,只是利用前人总结的资料进行分析,故史实错误一定很多,切望历史、经济学界的同志们指正。你的问题提得很细,我想是否先回答具体问题,同时对其中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问题作一点探讨,以深入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你看如何? 下面的回答按你的意见的顺序排列,个别的稍加合并,以便讨论。 (1)西欧以牧为主的问题,这是大体而论。比如罗马共和国时期经济就以牧为主,后来才引入农业。中世纪的西欧庄园,有大量牧场和未垦草地、山林存在。     

关于一段译文的译法——答墨哲兰同志

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德文原著里,我们所要讨论的那句话是这样的:“…der Mensch nach dem Mass jed-es Spezies zu produzieren weisund überall das inh(a|¨)rierendeMass dem Gegellstand allzulegenwies…”朱光潜先生在《经济学——哲学手稿》(节译)一文里①根据原著译为:“……而人却知道怎样按照每个物种的     

再谈平均主义的几个问题——答陈梧桐同志

陈梧桐同志《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一文(载《浙江学刊》1981年第2期),对拙稿《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提出同志式的批评意见。陈文内容比较丰富,论列的问题较多。有些问题我已在别的稿中谈过,不拟赘述。本文拟针对陈文再补述几点意见,欢迎陈梧桐同志和其他同志继续赐教。     

再谈价值规律——兼与董玉魁同志商榷

董玉魁同志《试谈价值规律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载《学习与探索》1979年第2期)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但其中有一些观点,我还不敢率尔同意。关于价值规律的广义与狭义问题董玉魁同志首先把价值规律区分为广义的价值规律和狭义的价值规律两种。然后认定,我的观点属于狭义的价值规律,孙冶方同志的观点则是广义的价值规律。接着说:“狭义的价值规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广义的价值规律,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孙冶方同志的主张社否确属董文所说的广义价值规律,我且不做评论;但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我则可以明确地声明,它断乎不是董文所说的那种狭义的价值规律。我在《也谈价值规律》一文(见《光明日报》1978年11月25日)中是这样讲的:“价     

再谈法制概念的广义与狭义——答刘延余同志

《学习与探索》杂志一九八○年第三期发表了刘延余同志的《评法制概念的广狭二义说》一文,针对李步云在《什么是法制》(载《百科知识》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一文中的论点,提出法制只能作广义(即法律制度)一种理解,而不应该再有狭义上的法制概念。刘文提出的反驳意见,我们是不能同意的。刘文提出“不应该再有狭义上的法制”的第一条理由是:“狭义上的法制概念不是     

略论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兼与卢国英同志商榷

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上,我的基本观点与杨献珍同志大体相同,而与艾思奇同志则完全相左。最近读到卢国英同志发表的信和文,特别是读到他在《学习与探索》上发表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后,我认为他把杨献珍、艾思奇在这一问题上的是+非曲直完全颠倒了。本文所以要对杨、艾在“思维与存在同一性”问题上的是非曲直作一点考察与评论,其目的是为了响应卢文提出的“按照维护真理这个共产党人的崇高原则去做”事,与此同时也是为了就教于卢国英以及参与和关心这一讨论的人们。     

应该揭开“疯女事件”之谜

1 本刊1983年第4期刊登了《“二十年疯女之谜”之谜》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关注。1984年第1期发表了《舆论工具要对人民负责》的文章,对《“疯女”之谜的悬念》进行了评论。本期又发表了几篇文章,其目的都是要揭开“疯女之谜”的谜底。为什么我们要揭这个谜底呢?这得从头说起。本刊1983年第1、2期发表了几篇文章,提出了对“道德法庭”的一些看法。这几年,有些报刊辟设了“道德法庭”栏目,对社会上出现的某些不道德行为而又未构成犯罪的人     

漫议《雷雨》人物——兼向曹禺同志请教

现实主义的力量是神奇的。世界上有一种惊魂动魄的艺术,尽管诞生它的时代已“大江东去”,但却依然能搅动起人们心头的狂波巨澜,显示出它愈益深邃的美学价值。曹禺的《雷雨》当属此类。欣赏、评价一部作品的基本根据,只能是作品本身。《雷雨》问世以来,评论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