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简介

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至十三日在河南安阳市举行了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这次学术讨论会,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八个单位发起和组织的。主要目的是为纪念安阳殷墟发现甲骨文85周年暨殷墟科学发掘56周年,并通过这次讨论会加强商史研究和促进史学的发展。我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夏鼐、胡厚宜、张政烺、金景芳、李学勤、斯维至、杨潜斋、游寿、刘起釪、等出席了会议。据统计,参加这次会议的研究员和副研究员、教授和副教授31人,助理研究员和讲师43人,列席代表和工作人员34人。这是建国3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商史讨论会,也是有研究商史以来一次空前的盛会。这次会议得到了河南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史学界的热烈响应和高度重视及与会代表的充分准备,开得很成功。     

阿马萨里·安东尼奥博士《中国古代文明》读后

《中国古代文明》（修订本）是一部重要的甲骨学商史研究著作。这是一位意大利学者研究甲骨文商史的专著,已由中国社会文献出版社出版。本书以甲骨文和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为依据,提出了不少富有启迪的问题。不仅如此,还将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代文明与《圣经）中所反映的中...     

无路难，开路更难——记邹衡先生商文化编年体系的创建

继1928年殷墟的发掘将盘庚迁殷以后的商史确证为信史之后,1952年郑州“亳墟”的发掘又为增补盘庚迁殷以前的商史提供了可能。北京大学邹衡教授适时把握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不畏困阻,几经反复,历数十年终于运用考古学理论方法成功地创建了一套商文化编年体系,为夏商周年代学取得进展铺平了学术道路。     

建国以来商史研究述论

商王朝是继夏而立的奴隶制国家。商立国的历史很长,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关于它的积年,尚有不同的记述,据《左传》宣公三年云:商朝“载祀六百”,董作宾在《殷历谱》中考证为六百二十九年。尽管周人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商殷传世的典籍甚少,《尚书》中的《商书》即或可信,亦已经后人润饰或改写,所以有人云,商史“文献不足征”。不少研究者因此驻足不前,望洋兴叹。一八九九年在安阳殷墟的小屯村发现了殷商的甲骨卜辞,也就是闻名于世的“甲骨文”,这个发现不仅激发人们研究商史的欲望,而且为商史研究开拓了美好的前景。自甲骨文发现以来,迄     

释王懿荣早期所获半龟腹甲卜辞

为了充分反映国内外殷商史、甲骨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本刊从1987年起将“商史研究”专栏更名为“殷商文化研究”。     

商史研究的新成果——读《商代分封制度研究》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指出:“读史不明地理则空间概念不确定,譬如筑屋而拔其础也”(《中国地理沿革》序)因此,商代封国方国地理以及相关分封制度的研究,是商史研究,也是夏商周三代我国奴隶社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自上个世纪初王国维发表《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鬼方昆夷狁考》等重要论文,开创以甲骨文资料进行商史研究,并以商代方国地理研究作为切入点之后,经过几代学者不懈的努力,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由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存在有较大的难度,已有的成果或有所侧重、或是专著的一部分,都难免显得有些零星分散。同时,一…     

小双桥遗址与商代庇都地望新论

小双桥遗址是近年来考古发掘所见的较为重要的一处商代遗址,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应与文献中记载的早商晚期庇都相符合,同时古代的邲城也由此演变而来,小双桥遗址的发现解决了商史中无法解决的庇都地望问题.     

试论郭沫若的甲骨文和商史研究

甲骨文从1899年发现到现在,有了八十多年的历史。郭沫若同志从1928年开始研究甲骨文,直到他逝世前夕,经历了甲骨学史上的整整五十个年头。郭沫若同志有关甲骨文和商史的论著和其他方面的著作一样,才华横溢,屡创新说,成为甲骨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     

司母戊大鼎埋藏位置初探

为了迎接即将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本期我们在《商史研究》栏内编发了一批内稿,从现代物理学、史学、文学、文章学,语言学,书法等方面对殷商文化进行探讨,虽然这些还嫌粗疏,但发表出来,以期达到交流成果,发展学术,增进友谊的目的。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双为“亳”

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双为“亳”李绍连（河南省社科院历史所）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我国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并有助于商史研究获得突破。近十年来，不少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对这两座城址做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许多论文，取得了很大成果。但是，此两城的始建年代及为何王所居...     

《商书·高宗彤日》的写成时期

《尚书·商书》中的《高宗肜日》篇,是殷王祖庚肜祭他的父亲高宗武丁的时候,发生雉鸟鸣叫的事,引起了殷王的恐惧,生怕上帝有什么事要责罚他,另一王室大贵族祖己就对祖庚讲了一段诫勉的话,史臣记录下来,就成了本篇。这是仅存的商代文献孑遗五篇中的一篇,是对商史研究较为重要的一篇。去年我向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提交了《谈<高宗肜日>》一文,谈到了有关它的下列几个问题:(一)商代确有这样的文献传下来;(二)高宗就是殷王武丁,“高宗肜日”是祖庚对武丁宗庙的肜日之祭;(三)祖己就是武丁儿子孝己;(四)对鸣雉的畏惧,是由于他们宗教迷信观点的强烈     

美洲文明可能源自中国商代文化

中国商史专家陈汉平今年9月在华盛顿参观一个有关美洲文明的展览时发现，1955年在墨西哥出土的拉文塔第四号文物的一块玉圭上，刻有4个象形文字。经辨认，与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使用的甲骨文一样。陈汉平甚至读出了这4个竖排文字的大意：“统治者和首领们建立了王国的基础”。这     

田野发掘是卜辞断代的基础

七十年前以董作宾、郭宝钩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在殷墟首次进行田野发掘。他们为挽救殷墟遗址和殷墟甲骨，采取了这一重大举措，开创了殷墟田野发掘和殷墟卜辞研究的新时代。殷墟卜辞的研究，其内容是多方面的，它包括了文字考释、内容考证、商史研究、卜辞断代等诸多方面...     

读者·作者·编者

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来信:……安阳为甲骨文故乡,殷墟在全世界又久负盛名。贵校为安阳最高学府,前途实未可限量。《殷都学刊》公开发行,将对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谨为祝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宇信来信: 贵刊辟“商史研究”栏突出了安阳的地方特色……,甲骨文已成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此栏的开辟,必将对殷商文化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中商文化和考古学商史编年的新视野——畏友唐际根教授《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一书述评

本文针对新出版的唐际根教授的<考古与文化遗产论集>一书在考古学取得的主要成就,进行了评述.特别肯定了作者中商文化概念的提出,以及考古学商史编年的新体系在商代考古和历史研究上的意义及其学术贡献.该书中对欧美现代考古学理论的介绍、对中国历史学界中证史传统的批评都有很高的借鉴价值和学术启迪.     

胡厚宣(1911-1995)

中国甲骨学家、商史学家。河北省望都县人。193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参加殷墟甲骨文字的发掘、整理。1940年后任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大学部教授,并先后任中文系主任及中国历史社会系主任。1947年起任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数授、教研室主任,兼暨南大学教授。1956年后任中国科学院(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先秦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片学术委员。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理事长等职。胡厚宣先生对商代卜龟来源、记事刻辞、四方风名、农业生产、宗法制度等有关甲骨学和商史作过精深研究。同时,还积极从事甲骨文的搜集著录工作,为甲骨文的流传作出了贡献。先后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甲骨续存》、《殷墟发掘》、《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等,并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以及论文百余篇。自1950年代始,胡厚宣一直主持《甲骨文合集》的编纂工作,任总编辑,从材料的汇集到整理组织编排等都作出了贡献。他开创的分期、分类的甲骨著录编纂体例,为科学的甲骨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其著作《甲骨学商史论丛》,荣获教育部全国学术审议会议的科学发明奖;《甲骨文合集》,荣获吴玉章奖金历史学特等奖、第一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一届全国古籍整理国书奖特别奖。     

从《易经》探索殷周关系

殷周关系,是研究殷周之际商史和西周史的重要问题。由于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数量有限、文字简古,所以,至今对殷周关系的论述纷挐,令人无所适从。通过多年探索,我认为《易经》卦爻辞是周初文王、武王、周公、成王时期的历史文献,它正可以补充殷周关系和西周初期重大历史事件研究中史料之不足。现将有关殷周关系的《易经》卦爻辞考释于下,以资探讨。     

豫北是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

关于商族的起源和商族早期活动的历史(这是史学界一直非常关注的两个问题,也是商史研究上的两个重大课题,而这两个课题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商族究竟起源于什么地方?史学界诸家向有争议,有北方说,山东说,关中说等等;对于商族早期活动的地区,史学界同样也存在着不少歧说。在此,本文重点拟就后一课题做如下探讨。     

论甲骨刻辞文学

自十九世紀末叶甲骨刻辞出土于河南安阳的殷虛以来,最初如孙詒讓、罗振玉諸氏,只是把它当作古文奇字看待,从文字学的角度,与两周銘刻和秦汉篆文等加以比較,进行研究,作一些文字的考释工作。自王国維以后,始根据这些資料以探討商代的社会历史,甲骨刻辞于是便进一步成为考征商史的重要史料。接着,由于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     

《我簋》铭文新考

关于研究商史的原始资料,非常贫乏,除了《尚书》中的几篇文献之外,要想研究商代历史,直接的史料只有殷墟出土的甲骨刻辞和青铜器铭文。甲骨刻辞受其体裁的限制,仅记述与占卜有关的问题,不可能全面反映商人的活动,所以,商代青铜器铭文就更值得重视,因为其中反映了许多文献及甲骨刻辞中没有记载的史实,像本文所要论述的《我簋》铭文,就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