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视野下的森姜珠牡与秦罗敷——兼论藏汉文化体系美学偏好

藏族民间史诗《格萨尔》中森姜珠牡与汉乐府诗《陌上桑》中秦罗敷都是文学史上较为突出和典型的美好女性形象。珠牡和罗敷形象存在一定共性,但同时也在角色塑造方式、角色性格、角色社会定位与形象评价等多方面存在差异。这说明藏文化体系与汉文化体系之间审美偏好存在一定差异,从美学角度对珠牡和罗敷进行比较分析,可得出藏汉文化审美观念的异同,进而探究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文化传统和建立在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审美取向。     

浅谈中国艺术歌曲《黄河怨》的艺术特点及其教学运用

本文旨在对《黄河怨》进行音乐分析、演唱处理及特点阐释,并作音乐表演及形象塑造上设计.《黄河怨》展现出完美的音乐形象构思和艺术表现形式,在《黄河大合唱》这部名作中具有重要的戏曲意义和结构功能.《黄河怨》作为一首具有强烈悲剧性的歌曲,具有西方"悲剧"和中国悲剧的审美特征和文化意义,其音乐表演与形象塑造,需充分理解《黄河大合唱》的整体艺术构思和《黄河怨》的审美及文化意义,应表现出其悲剧性音乐的"崇高感",将这个女性塑造成一个既类似、又超越于古代悲剧中"青衣"的文化形象.     

工珠与伏藏

本文根据19世纪康区宗教学者工珠的自传文献,论述他在利美运动中对伏藏传统的复兴和发展做出的贡献.作者先用一定篇幅介绍了宁玛派伏藏的基本历史背景,凸显它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创新方式的独特意义.在此基础上,作者先后探讨了工珠发掘伏藏、推广《却岭新藏》以及编辑和传承《大宝伏藏》等成就,结合利美运动的宗教和社会背景评价他们的意义,希望通过这一个案说明工珠在利美运动中极其重要的作用.     

珠牡与珀涅罗珀"待救"的文化比较

本文通过对东西方两大史诗<奥德赛>、<格萨尔王传>中两位女主人公珠牡与珀涅罗珀"待救"境地的比较,展示出东西方两大史诗中女主人公在情感、时代和民族等方面的异同,揭示出珠牡与珀涅罗珀"待救"的社会根源,进而挖掘出含蕴母题深层的民族文化内涵,从而使我们能够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进一步审视东方的藏民族文化,以便对其认识更深入,更全面,更具有学术价值.     

《黛西·米勒》中的欧美文化差异评析

亨利·詹姆斯是美国继麦尔维尔和霍桑之后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开创了美国心理主义的写作先河.《黛西·米勒》是亨利·詹姆斯著作的一篇短篇小说,详细描述了美国姑娘在欧洲旅游期间遭遇的欧美文化冲突,该篇以其独特的描述视角和陈述方法,开启了众多文化研究学者对欧美文化的新认识.著作中塑造了较多的欧美女性形象,两国女性差异主要表现为女性观念、举止行为、文明态度和等级观念等方面,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本文主要浅析《黛西·米勒》中的欧美文化差异,希望可以给相关研究人员提供借鉴.     

藏汉签谱《箭卦签诗预言》与《仙姑洞灵签》之比较

清代,随着关帝信仰文化以格萨尔崇拜的形式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与此相关的汉族地区文化现象如抽签算卦等也在藏族地区开始盛行,在西藏一些庙宇内出现了同时使用藏文签谱与汉文签谱进行抽签算卦的藏传佛教宗教仪轨,甚至在部分藏传佛教寺庙神殿内出现了直接由藏文创作的签谱。文章对西藏拉萨功德林寺白度母殿藏文签谱《箭卦签诗预言》和雁荡山仙姑洞汉文签谱《仙姑洞灵签》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类似的典故和签诗体现了藏汉文化相互通融、同住共存的文化现象。     

古代藏族妇女的光辉典范──论《格萨尔王传》中的珠牡

古代藏族妇女的光辉典范──论《格萨尔王传》中的珠牡马学仁在著名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中，塑造了一位典型的藏族妇女形象，她就是《史诗》中的第二号人物，格萨尔王的爱妃珠牡。作品通过她对格萨尔忠贞不渝的爱情、军事上的杰出指挥，以及对岭国山河的热爱，和尊老...     

苯教《平和威猛经》视野下的白马藏人面具舞

通过研究认为,白马藏人的面具舞,既不是“傩舞”,也不是“十二相舞”,白马藏族的面具舞与苯教平和威猛经内容密切相关。白马藏人的面具舞是苯教平和威猛经的活态版本,是苯教平和威猛经的活态民俗演绎。苯教《平和威猛经大全》第32章就是这种面具舞蹈的专门篇章。认为这种面具舞的角色系始祖父母的化身,分男性神明角色与女性神明角色,完整版共计86种形象,兽首烈女版共计28种形象,简洁版共计男女2种形象。表演这种面具舞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活着的时候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培养积极化解临终幻觉引起的死亡恐惧的心理能力。     

“字不同迹而理同,教不同术而认同”——伊斯兰经典与《论语》相通知识论对比研究

伊斯兰文化体系中的知识论集中在伊斯兰最高经典《古兰经》与记录至圣穆罕默德言行的"圣训"中。《论语》中所记录的孔子对知识话题的叙述则是传统儒家知识论的本体。对比上述两种知识论可知,虽然源于二者所归属的文化母体的本质不同而呈现出差异,但采持一个宏阔的视阈又能发现,无论是伊斯兰文化还是儒家文化,都包含着普遍意义上的知识、知识者和求知活动等主题的论述,而在这一层面上是不受民族、国界与文化背景拘囿的。文章力图以此为立意中心,以《古兰经》、"圣训"与《论语》三种经典文本为立论平台,进行一次跨文化比较的尝试。     

中国生态美学的四种形态

中国生态美学存在四种形态。第一种是审美生态学,在美学的生态化中形成。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勾勒了文艺学哲学基础、主要范畴与命题的生态化路径,呈现了人与自然节律感应的生态审美关系,展开了文艺生态学与人本生态美学的构建。第二种是生态审美学,在生态的审美化中形成。徐恒醇的《生态美学》在生态系统的审美中阐述了生态美特别是生态和谐的美学规律。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揭示了自然法则、社会法则、艺术法则三位一体的生态审美规律。第三种是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在马克思唯物实践存在观的指导下,在中西生态审美理论的中和里,形成了生态存在化与生态审美化一致的理论与范式,成为影响很大的中国生态美学样式。第四种是美生学,初成了由天籁美生场生发的生态美学逻辑体系,力图形成美学新原理,生发审美文化的基础理论。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叙事手法之比较

曹雪芹的《红楼梦》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采用了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叙事手法,借以谱写一个庞大家族的历史,同时展现了作者自身对自由平等生活的向往.通过对这两部作品的叙事手法之比较,凸显其文本特征上的异同,对于提升传统叙事小说的审美艺术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史诗《格萨尔》说唱艺人的抢救与保护

《格萨尔》说唱艺人是史诗的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 他们用惊人的记忆和创造性的叙事才华铸就了堪称藏民族百科全书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抢救与保护, 就是对藏民族独特口头传统的保护, 也为保留我国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了一份力量。     

壮族《嘹歌》的起源及其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

《嘹歌》是一种具有特定的地域性和特色鲜明的壮族传统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形成的。《嘹歌》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越人歌》 ,甚至更早 ,其成熟规范期是在明代。史诗《贼歌》是《嘹歌》文化体系成熟的重要标志 ,随着壮族文人群体汉文化水准的提高 ,古壮字在壮族社区内的流行 ,是《嘹歌》文化体系成熟的前提条件     

中国传统服饰艺术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中运用研究与思考

中国传统服饰艺术凝聚着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与哲学思想内涵,其蕴含深厚审美理念和艺术表现手法,是动画角色设计创作取之不尽的智慧宝库.作为动画设计者应研究和借鉴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服饰艺术,将传统元素与现代元素融合,塑造更多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角色形象.本文从理论分析、案例研究将中国传统服饰元素与动画角色服饰设计语言结合讨论,阐述中国传统服饰元素在动画角色设计当中的价值与意义.     

论《红楼梦》中君子形象的缺席——从《世说新语》中以玉为譬喻的名士到贾宝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玉的五德象征君子之德。笔者通过考察被视为"名士风流教科书"的《世说新语》,总结被誉为美玉的名士有出身高贵、容貌秀美、才情卓越、德行可称的四个特点,而贾宝玉也具有这些特点,可谓"真宝玉"。但贾宝玉却用"须眉浊物"的痛贬之词决绝地否定了包括他在内的男儿群体的存在价值。贾宝玉因为拒绝参与社会交往,其君子形象无从在社会上得到展现,其君子价值亦无法实现,从这点来说贾宝玉又不算君子。因而在《红楼梦》中,君子形象是缺席的。     

更敦群培旅行文本再解读

更敦群培1934年前往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南亚国家游学深造,历时12年之久。在南亚期间,他以文化行者的身份和跨文化视角,撰写了《智游列国漫记——金色的疆域》《锡兰纪行》等极具特色的游记,开创了自成一体的旅行文本。历史上藏族学者对以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为代表的南亚文化的书写和表达多是对异国形象进行想象建构,而更敦群培的旅行文本则重新审视和考察地理接壤、文化互动地带的印度宗教、民俗文化,消解藏人先验印象中南亚形象的思维定势,重新发现本土文化价值,对根深蒂固的印度宗教文化中心主义发起挑战,反思各种文化偏见和历史成见,不断确立他人文主义思想和文化中立心态。隐匿在旅行文本背后的是人类学家的身份和另一种民族志书写范式。     

《圣经》与西方文学——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研究之一

《圣经》与西方文学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关系,但由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的种种原因,我国在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方面仍是一个薄弱环节.忽略《圣经》视野,致使在西方文学理解上出现了诸多误读.从《圣经》视野解读西方文学可从《圣经》知识、《圣经》象征、《圣经》观念三方面着手.     

清代“滇夷图”溯源——国家博物馆、哈佛燕京图书馆、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夷人图”关系考释

古代图像史料的挖掘和整理是历史学、民族学新兴的学术研究领域。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滇苗图说》、台北傅斯年图书馆所藏《滇夷图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民族图册，近年不断被研究者关注和引用，这两种图册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滇中百蛮图》有密切关系。本文考释了三种“夷人图”的绘制年代，绘制背景，发现它们均源自清初编绘的《百蛮图稿》,该图稿是清代最早的“夷人图”,对认识云南众多“夷人图”的源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还订正了《滇苗图说》《滇中百蛮图》图册装裱过程中图说错贴问题，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的古代民族图像信息。     

《伯麟图说》考异——《御制外苗图》和《滇省夷人图说》述略

《伯麟图说》是清代重要的云南民族图册,然而学界一致认为早已散佚不存.笔者发现《伯麟图说》仍然传世.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藏《御制外苗图》的图册是一部改绘抄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图书室藏《滇省夷人图说》保存伯麟"奏章"全文,证实"图绘"是奉"诏命"完成的官修之作,或是《伯麟图说》副本,或是抄本、改绘抄本. 道光《云南通志》收录伯麟撰《进云南种人图说》是有力的佐证.(清)佚名《夷人图说》是《伯麟图说》的完整无缺的文字刻本.《伯麟图说》原本中滇省夷人种类应是108种.     

《蘑菇圈》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特色

阿来的《蘑菇圈》以轻灵和凝重两种笔调书写自然生态变化，深入思考民族文化发展问题。小说借助传统和现实自然生态景观的对照书写，讴歌民族传统自然生态中人与自然平等共存关系的美好，借助社会生态和自然生态相互关联的诗化叙述，礼赞民族传统社会生态中人性温暖的可贵，形象地揭示了搞好自然生态建设的根本是做好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发展。《蘑菇圈》的民族生态文化叙事反映了作者对自然、社会和文化生态及其关系的深入思考，体现了对民族和人类未来发展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