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相术与相术预言

春秋时期的相术有相面、相音色、相性格、相神情、相姿态举止、相言行等,相术将人的生理、心理特点乃至外在言行举止作为前兆,预测其命运.春秋相术预言有三种类型,即兆果预言、因果预言和不相关预言,许多有简单明确的推理.<左传>中所记载的春秋预言之所以准确率高,确有"后加"者,即春秋人事后诸葛式的传闻修补和作者根据既成史实所作的著述修补,而相术预言中的兆果预言、切中根本原因的因果预言、符合逻辑的推理预言、以社会知识经验为基础的直觉型预言,未必是"后加".非后加的预言具有很高的准确性,是基于预言者的社会知识、政治经验和智慧.     

论《左传》中的预言

《左传》一书中有相当多的预言内容,过去学者对它虽曾有研究,但多有笼统化的倾向。只是大致地把它当成《左传》作者的迷信思想的反映,没有看到这其中其实有着史笔春秋,它反映出当时人的一种生活观念和处世原则。具体说来,《左传》中的预言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可以分成君子预言和谶谣两类,它们对后人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最后,从文学的角度讲,预言增加了《左传》的趣味性与可读性。     

从《左传》中的预言看其成书年代

《左传》中记载了很多当时的占卜和预言。本文认为，《左传》的作者记载这些预言，本意是渲染预言者的高明和占卜的灵验，因此作者实际上是看到了这些预言和占卜的实际结果。《左传》应该成书于发生这些实际结果之后，而《左传》中几个没有应验的预言，则是因为作者没有看到这些预言的实际结果。这样，便可根据书中的预言、占卜的验与不验来大致判断《左传》的成书年代。     

《左传》灾异预言略论(上)

《左传》好预言。大自春秋间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国家的兴替、战争的胜负、小至事情的成败、人物的夭寿都成为当时预言的对象。预言范围之广、数量之多堪称中国史书之最。在《左传》预言中，有根据人或事物的现状预示其未来命运或发展方向的推断预言，有根据占卜、梦象预断人事祸福的卜定预言与梦占预言，还有依据灾异预测人世休咎的灾异预言。本文拟就《左传》中的灾异预言作一初步探讨，旨在通过观照《左传》中形态各异的灾异预言，寻求其预言的真实依据及应验不爽的主客观原因，并对灾异预言的特点和描写意义作简要论述。一…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左传》成书春秋说综考

溯源探流,<左传>成书春秋说以左丘明作传说为主流.此说最早出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此后,左丘明作传说成为正统观念.但自中唐啖助、赵匡倡言<左传>成于战国左氏说后,这一正统观念开始动摇.清季以后,左丘明作传说渐趋退隐.清康熙年间张沐倡言<左传>成于孔子之手,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早提出孔子作<左传>说的.乾隆年间许伯政踵继张沐之说,但其论证实已远较张沐为详.近人毛起说又与张沐、许伯政略合.元郝经认为<春秋>三传皆出于曾参,左丘明乃学于曾参者.值得注意的是,对"左丘明"三字到底姓名如何,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骊姬之难"的文化内涵和悲剧意味

"骊姬之难"是<左传>、<国语>、<史记>等中国古代叙事散文详尽叙述的一个具有文化模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卷入矛盾冲突中的诸多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信息丰富而生动,而事件本身浓烈的悲剧意味让人低回叹惋.从"骊姬之难"这样的历史叙事中反思民族的文化传统,也许可以让我们对民族文化有更清醒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有益于民族文化的更新与重建.     

民族现象的自我实现预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以顾颉刚的民族思想为中心

自我实现预言广泛存在于个体和社会领域,在族群和民族现象中的影响尤其突出,这就要求民族研究要有高度的反思性和理论自觉意识。以顾颉刚为例,他对个体、社会、历史层面的自我实现预言有深刻的认识,对民族现象中自我实现预言机制,尤其是对中国大一统和华夷一体的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华民族形成中作用的认识也经历了逐步深入的过程,这种认识促使他放弃“古史辨”的民族话语、方法和立场,自觉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时中国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相结合,并提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顾颉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理论自觉,仍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的典范。     

《资本论》的当代意义

<资本论>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律,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起点.它提供了批判"历史终结论"的立场、观点、方法.<资本论>是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双向建构的结晶,集中体现了马克思在哲学与经济学的结合中研究人类社会和人类解放的大思路.当代应当继承与发扬这种学风.<资本论>关于三大社会形态的学说,要求结合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资本的历史作用.它不仅典型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可表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破解这一历史难题需要理论创新.     

《左传》对偶艺术之实证研究

拟通过实证之法,具体剖析<左传>对偶运用的艺术特色,以期为其语言风格的研究提供新的参考.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春秋左传正义》校读札记

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十三经注疏》简体标点本的出版,对推动经学史以及整个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影响。但由于诸多原因,其中错误在所难免。针对《春秋左传正义》(简体版)一书中出现的问题,本文分“标点不确”、“校勘不当”和“繁简字问题”三种情形,按先后顺序录出,以就正于该书整理点校人员和其他同好。     

儒家诗教与“礼乐”传统

从典籍中关于"礼乐"传统的记叙和<左传>中的引<诗>赋<诗>例看,早在孔子诗论之前,作为儒家诗教基石的功利诗学观和"中和"艺术现已具雏形,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孔子诗论为源头的儒家诗教,只是对"礼乐"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并不具备原创性.儒家诗教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量,其根本原因在于它脱胎于有着深厚民族文化底蕴的"礼乐"传统.     

论《左传》中的委婉语

保留在《左传》中的委婉语 ,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辞令现象 ,它反映出来的是古代思想同语言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它与当时社会观念中的礼、德、道、仁、义、忠、孝等有着直接联系。委婉语的使用 ,除了反映出个人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之外 ,它也是当时社会交际所必需。在特定环境中 ,委婉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语言研究来说 ,委婉语也成为研究当时口语的重要材料。     

《左传》与《诗经》使动用法之比较

本文从使动用法及其特点两个方面进行比较,阐明<左传>与<诗经>的同异,说明使动用法在较早的史料中已经相当多,并非甚为罕见.     

刘文淇《左传》研究思想探析

仪征刘氏家族是清代扬州学派的重要代表,其学术研究以《左传》名家。从刘文淇开始,历经三代,共同编著《春秋左传旧注疏证》。该书蕴含着作者非常丰富的《左传》研究思想,集中体现其研究特点,是清儒《左传》注疏研究的整理和总结之作。在分析该书内容的基础上,概括其《左传》研究思想为三个方面,即“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公羊》、《毂梁》之义理不能尽信,《左传》之褒贬存于贾逵旧注。     

刘逢禄论《左氏》之得失与晚清今古学之争

中国古代学术有经学与道学之不同.自西汉末年以降,经学内部乃有今古之争,其争论的焦点主要体现为<公羊>与<左氏>之争.至清代晚期,此种争论愈演愈烈,直接影响到晚清学术发展的基本脉络,以及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转型.刘逢禄作为今文经学的代表人物,其对<左氏>的研究,以及当时学者对刘逢禄的综述与批评涉及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影响到晚清社会思潮的转向.     

论杜预《春秋》学在《春秋》学史上的地位

汉代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是《左氏春秋》是否传《春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杜预《春秋经传集解》通过确定“正例”、“变例”以及《春秋》学传授系统,并著成《春秋释例》,构建了相对完整的左氏《春秋》学体系,使《左氏春秋》从一部史书变成解经的《春秋左氏传》,标志着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时,杜预构建的左氏《春秋》学体系,对后世《春秋》学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成为《春秋》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明代《楚辞》评点叙论三种

评点是极具民族特色的一种批评形式与文化现象,明代是评点发展中的勃兴与繁盛时期,而明代天启以后则是明代《楚辞》评点的繁盛期。通过叙论表明,这一时期的张凤翼《楚辞合纂》、潘三槐注《屈子》和黄廷鹄评注《诗冶》之《楚辞》,体现了明代天启以后《楚辞》评点多元化的色彩,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文本价值,而且也反映了其时《楚辞》评点著作相互影响的大致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