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解构主义解读

《手机》是刘震云新近创作的又一部力作,是一部具有鲜明解构主义特征的文本。解构主义作为一种认识论与批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定的研究和解读视角,从这一特定视角切入分析《手机》,可以使我们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这部作品。     

《源氏物语》研究范式的演变及启示

《源氏物语》研究范式经历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演变,其中时代精神、意识形态、外来理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要切实推进我国的《源氏物语》研究,就必须对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有所了解。这不仅使我们认清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还可以引发我们对《源氏物语》研究以及其他日本文学研究的重新思考。     

《元曲选》用韵考

《元曲选》用韵经系联得19部,除了个别通押和出韵情况,与《中原音韵》高度相符。与元刊本及脉望馆本元杂剧相比,《元曲选》的用韵与《中原音韵》更为吻合。臧懋循对《元曲选》的删改反倒使其音系与《中原音韵》更为一致,因此,《元曲选》的用韵可以代表元代的语音,可以作为我们进行汉语语音史研究的语料。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臧氏的删改虽没有改变其音系,但也湮没了一些语言现象,如通押等。     

必须划清革命派与投降派的界限

当前,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必须在揭露《水浒》歌颂投降派宋江的同时,也揭露《水浒》对李逵等革命派的歪曲和丑化,这样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分清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什么是投降主义路线。     

《诗经》纵横读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一共有三百零五篇,分风、雅、颂三大类。《诗经》中的多数作品都是复叠章法。重章叠句的作用在于加深印象、渲染气氛,深化诗的主题,增强诗的音乐性、节奏感。本文以《诗经》中部分作品为例。分析说明了《诗经》中许多优秀作品大多都可以纵横读。采用纵横阅读法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掌握《诗经》中每首诗的情感、情感节奏、音乐节奏。从而帮助我们提高阅读《诗经》的效率。     

马基雅维利的转向——论敌友划分的限度

马基雅维利的主要著作可以分为两类,即政治著作(《君主论》、《论李维》和《佛罗伦萨史》)和军事著作(《战争的技艺》),将《战争的技艺》与其他著作对比阅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敌友划分在西方历史悠久,古典政治哲学对敌友划分在军事和政治中的适用进行了严格区分。马基雅维利突破了这一限定,将二者合而为一,模糊了政治共同体的内与外、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其后果是使政治变得更加残酷焦灼,为后来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埋下了伏笔。     

原型视角中的蘩漪及其置换:《雷雨》的痴情女子负心汉

如果我们从原型批评的角度出发，就可以发现《雷雨》里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痴情女子负心汉的原型，通过寻找这一原型，发现《雷雨》和中国文化一脉所系的文化基因，而这也标示出了曹禺戏剧创作的深层原因。而且，《雷雨》对这个原型又进行了许多置换，从而使它具有了新的独特的无穷魅力     

《周易》所见太姒的事迹——兼论《大雅·思齐》的史实与宗旨

《周易》卦爻辞中有关于文王贤妃太姒的叙事。《贲》卦描绘了文王迎娶太姒的情景，《渐》卦叙述了太姒逐步主持家政的过程，《家人》则表现了太姒的持家之道及其效果。《周易》的历史叙事，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太姒的作为及其功绩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大雅·思齐》可以得到与传统完全不同的新的解读。可以看到，太姒在文王被囚羑里的特殊时期，承担起了主持家政和教养子弟的任务，抚养并造就了一批有德行和才干的子弟（包括武王和周公），使文王后继有人，为翦商的事业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康德如何确立自由概念的实在性

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和《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以不同的方式确立了自由概念的实在性，前者陷入了循环论证，后者则通过理性本实的确立，而得以避免。比较这两种不同的论述角度．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自由概念的内涵及在康德进德哲学中所处的地位。     

《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也论《文选》编者问题

昭明太子《文选》编撰前曾有两部诗歌选本《诗苑英华》与《文章英华》 ,分别出自刘孝绰和萧统之手。考察两书的编撰情况及其体例、标准等文学思想在《文选》选文定篇中不同的反映 ,可以使我们明白《文选》编撰的灵魂人物是昭明太子萧统 ,刘孝绰作为东宫首席学士发挥的影响有限     

论杜十娘爱情悲剧的时代特质

明人冯梦龙《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是明代拟话本的压卷之作。其创作成就为后代评论者所推重,赞叹之词不绝于耳;当代因影、视媒介的渲染,其故事情节也几乎家喻户晓;故而如今再论,似欲言已尽、难出新意了。其实,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和理解是逐步发展、不断深化的,如果我们改换一下切入的角度,或许可以使我们对杜十娘爱情悲剧的理解更进一步。     

北朝末期南北文学观念的交融汇合——论滕王逌的文学思想

学界一直对《滕王逌序》这篇文字高度重视,认为它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关于庾信文学才华的最早的批评文献,但至于滕王逌本人的文学思想,却向来罕有人论及。《滕王逌序》这篇极为罕见的至今保存完整的北朝文论资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足以使我们对滕王逌的文学思想产生较为明晰的印象,同时它也体现了南北朝末期最优秀的文人齐聚长安时文学思想观念上的碰撞和交融。     

自由的童真世界与永恒的精神家园——论《社戏》艺术的真善美品格

《社戏》具有真善美的艺术品格,不仅因为有故乡的烟波画船、朝云暮卷、云霞绚烂、岁暮天寒,更因为有善良的滋润,真爱的呵护,理解的支撑,感动的陪伴。《社戏》的写景使我们嗅到了一股美丽清新的气息,《社戏》的写情则在我们的心中播下了纯真与善良的种子。无论是艺术还是叙事,《社戏》均使我们感受到了一股浓郁的真善关品格。《社戏》中的真善美,是以求真为基础向善的行进;而美则是它达到善的路径。《社戏》的叙述之真、风景之美、人物之善,使作品达到了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在这种真善关的和谐统一中,《社戏》中的故乡也成了鲁迅心中永恒的精神家园。     

对话逻辑的一般原理及语义分析

一、对话逻辑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对话逻辑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代思想家、智者或名家的活动。逻辑,做为研究思维的艺术,是在百家争鸣的唇枪舌战中应运而生的。被西方誉为“逻辑之父”的古希腊大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专门研究了论辩。后人编辑亚氏著作《工具论》一书中共有六个篇章,其中的《论辩常识》和《辩谬篇》都是讲沦辩的。沦辩的口语形式就是对话。亚氏在书中指出:我们是想寻找一种方法,使我们能够就我     

《死不着》的启示——诗歌民族化断想

一 张志民1947年写的《王九诉苦》、《死不着》从一个侧面描绘出了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斗争的历史画卷。 这两篇长诗都从民歌里吸取了营养,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反映了农民的生活和斗争,真实的群众生活内容和优美的民族形式使它们获得不朽的生命。从而使它们在新诗发展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块里程碑。 《王九诉苦》和《死不着》所留下的历史足迹,距我们已经快四十个年头了,但打开诗篇,我们几乎立即置身在那特定的历史之中。诗中鲜明的人物形象,带着那个历史年代和他们各自的个性特点,一一向我们走     

论《天使与魔鬼》创作技法的独特性

美国最新畅销小说家丹·布朗创作的《达·芬奇密码》姊妹篇《天使与魔鬼》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奥秘之一就在于作者创作手法的独特性。通过对《天使与魔鬼》的美学分析可以使我们了解丹·布朗经典的写作艺术:独树一帜的语言符号、自成一家的叙事模式以及别具匠心的素材处理,这些别具一格的创作手法满足了当下读者的阅读需求。     

亚里斯多德的准绳——论莱辛《汉堡剧评》对《诗学》的解释

莱辛的《汉堡剧评》不只是一部普通的18世纪戏剧评论集,它还特别以大量篇幅集中讨论和解释了亚里斯多德《诗学》,因而处于《诗学》解释史上古今交汇的关键时间点。本文从分析莱辛"以亚里斯多德说明亚里斯多德"这一解释学原则入手,试图在现代语境中揭示这一原则对重启《诗学》根本精神的再理解所具有的非凡意义。莱辛的独特主张和亲自实践,使他对《诗学》的理解和解释,并不局限于《诗学》本身,而是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整体特别是与《修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等建立了有机联系。这是对现代《诗学》解释传统的重要修正。这一返本开新的工作,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恢复认识《诗学》与人类情感(特别是悲剧情感)的本然关联,与政治和伦理的对话关系,以及对改善人心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我们纠正由于现代学科偏见所导致的对古典诗学的片面解读。     

试论刘少奇同志对丰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贡献——学习《刘少奇选集》上卷札记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的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习《刘少奇选集》上卷,可以使我们对《决议》的这一基本结论得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理解。《选集》中收入的三十八篇文     

从会话中的“不合作”看《木摇马上的赢家》

本文试图运用合作原则对D.H.劳伦斯的《木摇马上的赢家》中会话的不合作现象进行分析。通过探寻小说的会话含义,文章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的分析使我们对作品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终我们可以体会到作品的主题:工业文明使人的心灵扭曲,人际关系异化。     

土族格萨尔故事述评

著名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除了在蒙古族地区广泛流传外,土族聚居区互助县和民和县官亭一带,也同样发现了不少有关格萨尔的传说故事。目前已挖掘出来见之于文字的作品有:互助地区的《格萨里》、《二郎杨戬和阿库》、民和官亭一带的《二郎爷的传说》等口头散文故事。这些作品中的许多内容,我们可以从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的有关篇章中找到它的原型和异文。但是,我们同时从比较中发现,土族人民在对这部史诗进行口耳相传时,根据本民族的美学原则和生活习俗进行了加工、改造,使之成为土族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