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味的形式”:论十七年中国电影美术

"十七年"时期,中国的电影事业百废待兴,广大的电影创作人满怀热情去歌颂新生活、新社会,一大批"高大全"的工农兵形象在银幕上应运而生,投射出浓厚的时代气息和中华民族特色。这段时期的电影结合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语境,遵循着当时的电影政策导向。因此,"十七年"时期的电影美术创作也会以"有意味的形式"贯穿在整个电影的创作之中,是为电影的题材所服务的,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导演们的"政治无意识"贯穿其中。     

当代文学史研究与"十七年文学"

说到“十七年文学”，至今还是有人停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知识型构之中，仍然以政治/艺术的两极对立的评价模式，简单地否定其所具有的文学史研究价值，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而将它与“文革文学”一起摒弃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之外，不承认它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内在连续性。我认为，孤立地从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单一角度来处理“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显然是意义不大的。因为所谓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本身就是需要质疑的。什么样的“文学性”或“审美价值”？这样一种标准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历史地形成的？即…     

存在与虚无:论新时期文学对政治理想主义的艺术解构

建国后三十年 (主要是前十七年 )的中国文学的艺术发展史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实际就是中国现代作家用纯粹政治感性和主观战斗精神 ,去创造光荣与梦想的心灵发展史。新时期文学在现代人文意识重新复苏之后 ,便以深刻的理性思维与强烈的批判精神 ,全面解构了这三十年文学的政治理想主义。新时期作家不仅“反思”了“左”的政治为现代中国人心灵所造成的巨大“伤痕” ,同时还将这种“反思”引入到了文化“寻根”的思想高度 ,进而艺术地还原了历史的真实性。新时期文学正是以它莫大的叛逆勇气和悲剧意识 ,在“反省”与“解构”的艺术实践过程中 ,营造了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历史辉煌     

评《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十七年文学”是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 ,是整个 2 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 ,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刘克宽先生的新著《十七年文学的时代性思考》 ,给当代文学研究带来诸多宝贵启示。“十七年文学”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所以对“十七年文学”的考察 ,必然要放置在总体化的政治语境中去理解。如果仅仅关注所谓非政治性的文学性 ,那么我们就会在丰富的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历史面前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贫乏。我们看到本书作者充分尊重文学发展的历史客观事实 ,正是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为考察“十七年文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视角。由于…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透视

百年之际的中国电影现象,折射出的是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入变迁。其中,张艺谋模式在不同历史时段始终具有相当的“示范”作用和社会蕴涵。以《英雄》肇始的古装大制作武侠影片则是一个进军“国际路线”的典型范例,同时体现出影响中国电影工业机制与文化接受的复杂动因。而在这一令人瞩目的电影“飞地”周边,则是“新主流电影模式”和政治主旋律电影的日趋成熟。     

艺术与政治的角力——论“十七年”美国文学译介与研究

新中国“十七年”(1949-1966年)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可以描述为文学对主流话语和国家意志的趋同.但是,在政治驯化的表层之下,文学工作者私人的审美旨趣成为一股潜在的暗流,与国家话语在文学领域进行角力.只是后者太过强大,以至于令人忽略了前者在“十七年”文学活动中的存在.文章旨在对这种力量悬殊的角力进行分析,描绘出一个多种力量作用下的美国文学接受史.     

“人民电影”的创建与“十七年”剧影互动的新变

新中国成立前夕到1952年初是“人民电影”的初创期。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电影业由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造为由国家主导、资源归国家调配、创作服从于政治需求的“人民”体制。但这一重建过程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困难重重,充满了各种博弈、对抗、让步、妥协和权宜之计。自身积累薄弱的“人民电影”的建设,既要改造商业电影的强大传统,又要探索建构属于自身的艺术语言,在短期内发展壮大,解决供需失衡的燃眉之急。在这种情况下,剧影间的互动,尤其是电影向戏剧借取资源,就成了“人民电影”产业重建的主要路径。由此,戏剧与电影的互动方式也在“十七年”时期出现了与此前迥异的特征。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旧文学强势主导下的中国电影——兼析旧市民电影《夺国宝》(1926,残片)

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是1932年以左翼电影为代表的新电影出现之前唯一的国产电影形态。旧市民电影以噱头、打斗和闹剧为核心元素，以社会教化为主题，以婚姻家庭和武侠神怪为主要题材，其依托和取用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是与新文学、新文化相对的旧文学、旧文化。具体地说，就是以“鸳鸯蝴蝶—礼拜六派”等言情小说，以及同样拥有大量读者群体的各种武侠和神怪小说为文本取用资源。联合影片公司1926年出品，但迟至2017年才重新在公众视野中出现的残片《夺国宝》,既是1920年代中国旧文学强势主导电影生产的体现，也是旧市民电影本土化和民族化已然成熟并发挥强大文化影响力的又一个新案例。     

劳动、性别、身体与文化政治——论“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及其情感与形式

“劳动”叙述是“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农村题材”叙事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种话语类型。作为一种话语和价值现象,“十七年”文学的“劳动”叙述隐含着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文化政治以及道德和审美的观念。     

“革命时代”的爱情惋叹——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改编电影研究

文章从电影改编的角度考察十七年(1949-1966)和"文革"(1966-1976)时期中国电影中"爱情"的登场、表演及退场方式,从"爱情的升华:在革命事业中获得意义确证","爱情的移置:走向同志情"和"爱情的缺席:纯粹政治时空的构筑"三个方面来见证电影创作者在特定历史情境下,是如何在政治性的命题和人性化的书写中左右为难,进退失据.     

“作者论”旅行、“主体性”变迁与电影工业美学生成

作为现代哲学的“元话语”,主体或主体性问题在文艺理论领域表现为艺术家主体、艺术精神、艺术风格等问题的探究。在电影理论界,电影“作者论”理论最早源于法国。从法国“作者论”,到美国萨里斯的“作者论”批评,再到中国的“体制内作者”理论,经历了一场电影“作者论”的全球“理论旅行”。“体制内作者”已经成为中国新力量导演的电影美学观念和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的重要原则之一。电影“作者论”的“理论旅行”隐含了在全球化时代大众文化崛起,电影观念变革,文化的产业化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蕴含。“体制内作者”观念在新力量导演中的形成并普遍践行意义重大。这标志着新力量导演的崛起和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转型,也标志着电影工业美学理论生成的重要一步。     

20世纪末期中国学术和政治的一种特殊关系

中国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有浓郁的政治情结。这种难以摆脱的政治情结强烈地制约着20世纪末期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李泽厚在和刘再复的对谈中虽然提出“把政治与艺术明确划分为二元,很有好处”,但是,他(们)却做不到。刘再复从1984年5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到1986年7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性格组合论》,很快就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界执牛耳的风云人物。在《性格组合论》中,刘再复认为:“在反对斯宾诺莎的机械论时,黑格尔的巨大贡献,正是阐明了这种正确的辩证内容,道破偶然性就是双向可能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正是统一在…     

从制度到文化:政治传播范式下的中国电影变迁

对政治意识形态、电影艺术和传播效果的审视,在当下的电影批评和电影理论中主要集中于"政治电影"的探讨,但商业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使其已无法对电影生产的新变革,电影机制以及全球化立场等电影的文化生态进行有效解释。政治传播的范式则提供了全球化背景下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电影变迁过程中传播表象与意识形态内涵变化关系的新途径。     

党的十七大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走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人民民主建设、国家权力机关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干部制度改革以及党内改革等有一些新提法和新观点,从中可以窥视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构架,把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及政治发展的新走向.     

“十七年文学”的历史重构

“十七年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段独特的存在,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怎样言说叙述这一段文学的发生以及存在的情况,必然与其相关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的文艺评论思想相关.从1949年到1966年,这17年间的中国文学,在其后接近50年的历程中出现了多个不同的声音,“十七年文学”被一次又一次地在不同的语境中重新建构.这也说明了特定时期内文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甚至其他各种评论性因素对文学作品不同阐释所起到的影响制约作用.“十七年文学”在接近50年历程中出现的多次“重构”,充分表明了对“十七年文学”研究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就导致了“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就仍旧还处于再次“重构”的可能之中.     

学习十七大精神的几点体会

十七大报告是我们党继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后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宣言”。     

“十七年文学”是非得失谈

如何公正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成就,是当今理论界客观存在的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当代理论工作者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几经起伏和变化。“文革”前多为满堂喝彩;“文革”中则是一概横扫;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恢复名誉,评价甚高;进入80年代后不少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批年轻的评论家对“十七年文学”多持批评态度。为何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对同一研究对象的评价竟会如此翻来复去、起伏不定、褒贬悬殊?这符合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规律吗?这是中国当代文坛独有现象吗?这与评论家自身的政治素…     

试论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从萧功秦和姚中秋的相关论说谈起

“中道”是相对文化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而言的。政治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是既定政治秩序,文化上“激进”与“保守”的参照系则是特定文化传统。当代中国的既定政治秩序是反传统的、基于“党国一体”政治架构的国家主义,本身集文化激进主义倾向与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于一身。以此为参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既有的自由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和政治激进主义,极左派（包括新左派和老左派）和“刚性新儒家”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激进主义倾向。萧功秦的“中道理性”论是一种“政治中道论”,试图超越极左派和自由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和政治保守主义倾向;姚中秋所谓的“寻找中道”是一种“文化中道论”,试图主要超越（现代）自由主义的文化激进主义和“刚性新儒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相较而言,前者具有较大的政治可行性,但却悬置了我们在文化上的努力方向;后者具有较大的文化可欲性,但却在根本上缺乏政治实践关照,具有政治激进主义倾向。当代中国的“中道理性”之道,应当遵循“萧－姚律令”,既要具有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亦要具有政治实践关照,并切实基于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条件开展关于“中国理想图景”的理论探究。     

建国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评价与唯物史观的价值

一、关于“十七年”历史研究的基本估价,学术界实际上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十七年历史研究虽然走过了曲折道路,但是总的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十七年的史学完全服务于政治,它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体系”所宠罩,故无学术独立性可言,甚至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十年中“四人帮”疯狂践踏、摧残历史科学、蓄意制造混乱、颠倒黑白扯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