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西湖志》的文学史料价值

清代雍正九年浙江总督李卫主持编修的《西湖志》搜罗众书,记述精确,在方志之中可称典范。此书于湖中景物与古今著述,无美不收,记载了大量关于西湖古代文学作品及创作评论史料,是西湖文学之大典。     

信心创造的奇迹

宋朝时，有段时期战争频繁，国患不断，大将军李卫带领人马杀赴疆场。不料李卫的军队势单力薄，寡不敌众，被困在一座山顶上，面l临被敌军吞没的危险。     

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雍正反腐败在清代最有成效,但为维护皇权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雍正在反腐败时也向军事势力和官僚势力让步,在不同程度上宽免了功臣后代、满族、八旗、官僚等权贵阶层的腐败行为,此为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清朝雍正时期慈善政策的调整——雍正所谓慈善乃"道婆之政"说驳议

雍正于二年闰四月初十日发布“上谕”,表彰鼓励民间扶老救孤的好义行为，并要求地方督抚推广设立普济堂、育婴堂等机构。但学术界以雍正在回复地方督抚的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而认为雍正并不重视慈善事业，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雍正的态度既积极又明确，而在硃批中使用“沽名吊誉之举”“道婆之政”一类用辞有其客观原因。雍正的这一“上谕”可视为清朝政府慈善政策的一个转折，推动了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     

清东陵“皇会”的创立和影响--兼论雍正与允禵的关系

具有很高声望且即皇帝位呼声最高的康熙十四子、雍正同母兄弟允禵，在康熙去世后被从前线召回，于雍正二年被派往清东陵守护康熙的景陵。他在短暂的两年守陵期间，为了释放苦闷的心情和消解众多守陵人的寂寞，创立了“皇会”。这个由守陵人组成的业余娱乐组织及其演出活动，持续了近两个世纪，在陵寝和周边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通过“皇会”这一历史事件，也使我们窥见到了允禵在守陵期间的遭遇，进而引发了我们对雍正与允禵的关系以及雍正继位问题的思考。     

清雍正帝面临的文化挑战与应对

清朝作为一个起自关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在入关之初遇到关内汉民族的强力抗争是可以想见的必然结果.然而在经过了顺治、康熙两朝近八十年的经营后,武力抗争归为沉寂、全国统一,经济也由逐步恢复走向繁荣.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中,雍正作为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帝王,在政权已经稳固的情况下,他面对着来自民意的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像武力对抗那样的明显、直接,它是无形的、以民间舆论的形式存在并传播的.面对这种新形势下的文化挑战,雍正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本文以雍正帝亲自编纂的《大义觉迷录》、《圣谕广训》和《庭训格言》三部“国民教育”读本来剖析雍正时期官方与民间的思想分歧与雍正应对策略的得失.     

清代江南官员开发西北水利的思想主张与实践--潘锡恩《畿辅水利四案》及其学术价值

清代道光三年潘锡恩编成《畿辅水利四案》 ,汇集了雍正、乾隆两朝国家大规模兴举直隶水利的专题档案。该书不仅是我们了解雍正、乾隆年间畿辅水利的专题历史文献 ,而且编者潘锡恩也提出了有价值的思想 ,如关于消除积水的思想、反对人类的经济与社会活动侵占行水通道的思想 ,对于今日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仍有借鉴意义     

论清雍正帝的民族“大一统”观——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的考察

“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历代多有论述.传统“大一统”观源自《春秋》,且强调华夷之辨、内外之别,这造成了该思想理论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存在巨大缺陷.到清代,雍正提出了合中外为一家的崭新“大一统”理论,这是对孔子以来的“大一统”理论的空前超越.雍正“大一统”思想集中反映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本文通过梳理雍正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了雍正民族“大一统”观的创新之处.     

对欠发达地区下山脱贫的思考

~~对欠发达地区下山脱贫的思考@李卫良$中共丽水市委 @庄育平$丽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吕安$中共丽水市委政策研究室~~~~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论甲申史剧——兼谈历史、现实、历史剧的关系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把这篇文章印发全党作为整风文件.在此政治语境下,解放区出现了<李闯王>、<闯王进京>、<甲申记>等以李自成起义为题材的戏剧作品.这些戏剧作品在戏剧情节、人物形象上表现出了较大差异,这也反映出他们在创作意图上的差别,进而表现在他们对毛泽东、郭沫若,以及大家对三百年前甲中年那段历史的误读.     

"高昌吉利"钱币考——兼论隋唐之际高昌地区的文化融合

“高昌吉利”钱币中的“吉利”两字,应为突厥语ilik或ilig的汉语音译,意思为“王”,文献上一般译做“颉利发”或“颉利”,“高昌吉利”对应的汉语意思为“高昌王”。“高昌吉利”钱币是农耕的汉文化与游牧的突厥等文化相互之间交汇、融合的结果。正是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类型文化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以“汉胡交融”为特色的高昌文化,“高昌吉利”钱币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具体表现。     

格兰特调停中日琉球争端：李鸿章居间调处法的典型运用

1874年日本派军入侵琉球,1875年3月吞并琉球,废琉球国王,将琉球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在中日琉球之争中,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的调停成为李鸿章条约交涉之居间调处法的典型运用。     

单逑诸器铭文习语的时代特点和断代意义

西周晚期后段即宣幽时期的铭文习惯用语,包括颂赞、褒扬用语和嘏辞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这在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的西周单逑诸器铭文中多有体现.这一特征,与此前夷厉时期有明显差别,可以作为西周晚期青铜器断代研究中的一项参考标准.将之与宣幽时期册命铭文的变化规律相结合,便有可能进一步清晰区分西周晚期前段(夷厉)和后段(宣幽)的青铜器.     

襄助北魏孝文帝迁都的三位关键人物

北魏孝文帝南迁国都,工程浩大而繁杂,因得力于尚书李沖、任城王拓跋澄和皇后冯氏的襄助,仅用两年时间就完成大业。李沖、拓跋澄和冯氏分别是汉族士族、拓跋宗室和皇室中最有权势和能力的人物,他们在营构新都、动员与组织迁徙的活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过,他们对于孝文帝的迁都方略,或者事先并不知情,或者知情之后一度激烈反对。然而,孝文帝却坚定地重用他们,这与孝文帝欲藉迁都事件而达到分化平城旧政治集团之目的密切相关。     

屈原的家世与乡里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屈氏的始祖,是楚熊渠之长子熊伯庸.熊渠立伯庸为句亶王.句亶即屈地,伯庸一系因以封地为氏,姓屈氏.屈原的乡里,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倡为秭归之后,历代相从,但据近年考古勘察,秭归没有可资证明其为屈原故里的文物,也没有确凿的出土文物证明其为楚熊绎始封之丹阳.熊绎始封之地丹阳,仍以《汉书·地理志》扬州丹阳说比较可靠.而屈原的故里,以郢都(江陵)可能性最大.     

同为周后：吴、晋国家关系的源头爬梳——春秋时期吴、晋国家关系论述之一

晋文公称霸中原之时,周天子周襄王称他为“叔父”。这一称谓是依据周襄王的先祖周成王与晋文公的先祖叔虞为兄弟关系所致。周襄王自降一辈而称晋文公为叔父。而黄池盟会后,周天子周敬王称呼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一文化渊源也当追溯到商末周王朝立国之前在周族部落时泰伯、仲雍长于季历的兄长名份。按辈份序列,周敬王的直系先祖周文王（姬昌）当称泰伯、仲雍为伯父。因此,周敬王省略了辈份排算的种种程序,也自降一辈地称呼泰伯王位的后世继承人吴王夫差为“伯父”。这与昔日周襄王称呼晋文公为“叔父”,适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在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周代宗法制社会中,这种差别的形成,完全是基于两国先祖在宗法关系上的不同地位。     

再谈屈原的悲剧原因

关于屈原的悲剧原因,前人已经做了很多探讨。如果从屈原的自身素质、情商、政治才能三方面来看,楚王的不信任和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挑拨离间,导致君臣矛盾层层加深,事功不成,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外因;而屈原的内向型性格和平庸低下的情商,和他缺乏政治家的策略和果敢的自身素质,则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内因。     

于阗国王李圣天事迹新证

前人在讨论于阗年代或王统世系时,根据中原正史记载和敦煌莫高窟画像与题名,对活跃于公元10世纪的于阗国王李圣天的事迹渐次有所表彰,但缺少系统和整体的认识。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们最新的研究心得,大体按照时间顺序,对李圣天一生的事迹做一个总体的考察,包括其名字、称号、即位年代和所用年号、与敦煌的交往与和亲关系,遣使后晋与受封"大宝"等,希望大致描绘出他的历史全貌。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