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法象论》发微——戴震“气化”思想的目的论意义

作为戴震首篇义理论著,《法象论》从“气化”角度阐明了对天人之道与人性的理解。“气化”的过程被描述为“生生而条理”,这表明天人之道不仅是自然“生生”的过程,而且“内在”地蕴含着自身的规定性。同样,以“气化”为基础的人性既包括“血气”这一自然事实,也包括“天德”这一具有规范性的道德意识,人性中的自然事实与道德规范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戴震的“气化”思想呈现出目的论色彩：“气化”创生的过程以“条理”作为自身的内在目的;自然人性以道德倾向为其内在目的。由此,戴震得以肯定情欲中内在的道德意义,并最终提出“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的人性理论。     

论戴震哲学中的“仁”“智”范畴

戴震的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而他早年的《原善》三篇实为其雏形。本文对戴震思想中作为“善’的主要内容的“仁’与“智”进行了阐述和分析。     

从康德道德文化看圆善之铸成——读《圆善论》

康德在《纯然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一书中,论述了人性中原初的善、人性中根本的恶、人的堕落、人的重新向善、道德寻求宗教等内容,尤其是康德“至善”的思想对牟宗三影响很大,牟宗三受到启发创作《圆善论》,重铸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尝试通过梳理康德思想内涵,逐步引出牟宗三的圆教与圆善思想,从而发现此二者之间思想精髓的内在的一致性.     

孔子的人性论

学人论孔子人性思想,多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句作为代表。其实,根据孔子实质的人性论,他的人性思想远比这丰富、深刻而系统。孔子将人纳入理性考察范围,结合文明史情况,将观察他人、反思自我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发现人性的主要内涵是以“仁”、“礼”等为中心的德性,性近习远的现实人性被要求围绕这一中心而变化,从而确立其在人性内涵中的真正地位;他认定、推重的人性是人性中善的内涵,要求人们通过学习、克己等修养,化不良的现实人性为善的人性。所以,孔子的人性论是倾向于人性善说的;这成为后儒所谓“孔孟之道”的人性论基础。孔子的人性论,还存在着可以和马克思人性论相沟通的内容,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代表,为人类普世价值建设提供积极的思想资源。     

戴震人格美思想初探

建国以来,学术界对于戴震的自然观、认识论和伦理学思想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相比之下,有关戴震美学思想的考察则显得相当薄弱。这种状况与戴震美学的重要历史地位是很不相称的。本文试图围绕戴震的“性善才美”说,对他有关人格美的理论见解展开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对戴震美学思想的重视。一“性善才美”说是戴震人生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他的美学思想的主干。我们可以用戴震自己的一句话概括这一学说的基本内容:“人之性善,故才亦美。”“性”与“才”本来就是戴震人生哲学的两个核心概念。在《孟子字义疏证》中,他专门用了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人性基础

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一为儒家,一为法家,两者结合,以阴法阳儒的形式体现出来,维系着两千多年的中国农业社会。人性作为儒法思想的基本问题,决定了专制思想脉胳,从人性入手,可以剖析思想核心,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儒:儒家学说弥散着一股泛爱情调,它尽可能地在人们之间建立亲情联系,使人们从感情上需要他人,或感到有义务帮助他人,进而在社会上形成亲宗风气,即以宗为核心,向四周扩散,最终使整个社会成为以感情为纽带的一大“宗”。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充溢着亲亲情感的思想,维系着中国两千年的专制政治,这一矛盾能够在儒家思想所倡“人性善”中找到解释。总体上讲,儒家相信人性为善,更准确地讲是认为人性有趋善的倾向。孔子并未对人性作清楚的阐述,但他自信教育可以使人为善向上,摆脱各种致恶因素的诱惑,向“仁人”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

本文以清代中叶为思想背景 ,对戴震新伦理观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进行了评述。戴震的自然、必然观 ,是其理、欲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突出特征之一就是注重人的自然情欲 ,主张“体民之情 ,遂民之欲” ,是对程朱理学“天理人欲 ,不容并立”思想的无情批判。充分表明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社会进步意义 ,同时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     

论"以德治国"思想的历史与现实背景

(一 )古代“德刑之辩”是江泽民同志“以德治国”思想的重要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的儒家和法家曾开展过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就是如何看待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儒家认为应以德治为本 ,法家认为应以法治为本 ,这就是有名的“德刑之辩”。“儒法之争”或者说“德刑之辩”的焦点 ,表面上看是要不要道德或者说要不要法律 ,深层次的问题却是人性之争 ,即人性是善良的还是恶的。儒家在主流思想上是强调人性善 ,最直接的道德结论就是人是可以教化的 ,即人的善良本质是可以教化出来的。或者说 ,只有通过教化方能得来。这种思想 ,使人对人性…     

戴震与朱熹之分歧的学理辨析

时下学界批评戴震而为朱熹辩护的观点值得质疑,从学理上看,戴震学说与朱熹理学有着根本分歧。朱熹把皇权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神化为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的精神本体,构建了一套以先验的“理”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并以此来规范现实世界和现实的人性;戴震则从社会发展和人性发展的内在要求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向往建立一个“人人欲得遂,情得达”的真正道德之盛的理想社会。这种分歧贯穿于两种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至善与趋恶：康德人性论下的意志选择

关于人性是善、是恶还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争论古今有之。其中,康德曾就“人性善恶”问题作出了深刻探究。他将人性细化为三种向善的原初禀赋和三种不同层次的趋恶倾向,并认为“善的禀赋”与“恶的倾向”共居于人性之中,故“即使是在最好的人这里,都提出了恶的倾向”。他对于“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宗教的角度加以阐述,旨在让宗教理性化、纯粹化和道德化。康德强调“道德的宗教”,以“命令”的方式要求人们与恶性斗争,并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并将道德基础之上的“德性”与“幸福”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一种“至善”。于是,“德性”也被康德看作“一切我们对幸福的追求”的终极条件,是终极的善。因此,康德关于人性在善恶上的倾向不是凭借神启或信仰来解决的,而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让“人性”服从“德行”,通过对法则的敬重和遵从,使之成为至上动机从而指导人们找到“向善”的归路。     

由儒家“人性善”导向的人治下的法治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派别,它们相互影响,对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自西汉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人性善”,而人的善性主要由“圣贤君子”来体现、发掘、弘扬;当“小人”没有行“善”的自     

善与恶的辩证法

黑格尔对人性善恶的分析包含着合理的辩证法思想。善和恶是事物本身包含的矛盾 ,是矛盾发展借以表现的形式。事物之所以具有能动性 ,能够自我发展 ,就在于它本身包含着矛盾的否定性。黑格尔所说“人本性恶”论的意义在于 :它说出了善与恶的辩证关系 ,说出了发展的动力和杠杆 ,说出了不应存在的东西 ,说出了行为责任的根据。抽象地肯定人性善或人性恶 ,都是肤浅的识见。正确理解黑格尔的善恶观 ,才能理解恩格斯在解释黑格尔的思想时所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的形式”命题的意义     

《孟子和荀子人性论比较研究》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思想家们提了出来。孔子首先提出了“性相近,习相远”的观点,继之有世硕的“性有善有恶”和告不害的“性无善恶”等观点。作为战国时期的儒家大师孟子和荀子也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孟子提出了人性善,荀子提出了人性恶。人性善和人性恶是正相反对的,但他们的理论也有相同之处。本文就他们二者的人性理论的异同作一个     

《圣经》、《论语》人性论之比较

《圣经》和《论语》的人性论尽管在表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深层本质上这两种人性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圣经》“爱”的人性本质和《论语》“仁”的人性本质在人性的指归上实质上都是合于了“善”,强调了和谐存在基础之上的“人善合一”。     

戴震的理欲观

戴震的理欲观,不仅在新安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中国古代思想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戴震在批判程朱理学理欲观时,既看到理和欲的统一性,又看到理和欲的矛盾性,提出了对立统一的理欲观。为了进一步完善他的理欲观,他在理欲观的理论基础人性论的问题上,极力与程朱理学划清界线,提出了人性择善论的思想。戴震之所以要推翻程朱理学的理欲观,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理欲观,其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     

《圣经》、《论语》人性论之比较

《圣经》和《论语》的人性论尽管在表述形式上各有不同，但是在深层本质上这两种人性论还是有相通之处的。《圣经》“爱”的人性本质和《论语》“仁”的人性本质在人性的指归上实质上都是合于了“善”，强调了和谐存在基础之上的“人善合一”。     

走出人伦道德的世界——近代中国权利文化生长的思想根源(续)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发展到了从根本上重新界定“人”的新阶段 ,而这种重新界定意味着中国政治哲学和伦理文化的新时代———“近代”的开启。传统儒学主要是从人伦道德的角度界定和把握人 ,而近代思想家们则首先视人为一具有自然欲求的存在 ,进而走出了传统儒学关于人性之善与恶的纷争 ,主张性无善恶之分别的自然人性论 ,强调了人性中“智”的重要性 ,由此而对以个体本位主义为价值诉求的新人格作了建设性的探究 ,为近代“权利”文化的建构奠定了基础